我当时就打起了退堂鼓，因为退回贵阳的话房子还在，暂时还没卖，至少有个住的地方。
    可我也不敢把我的真实想法说出来，而且我低估了饶婉的毅力，她只是那么一瞬的震惊后就没有其他反应了，照样继续往北走。她这样的精神就像当时已搬到长沙的西南联大和后来搬到重庆的上海交大人一样无所畏惧，更或者她就代表了当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华儿女的心声和精神力量！
    我是自愧弗如。之后的行程每日自省吾身三百遍，才觉得把我这市井多年带来的和这些年做买卖患上的恶习给洗干净了。
    北上重庆之路也因此变得越来越艰难，路上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南下避难的人，甚至有人见到我们在听了他们带来的消息后还不停下来坚持北上便骂我们神经病，我们也不为所动。
    两个月后，四月初我们一家早已疲惫不堪，加上对市区的情况也不清楚便先在位于重庆边上一个叫杜市的地方落下脚。
    杜市这个地方地势比较平坦，交通比较发达，临近的乡镇或者更远一些的百姓平常都会到这儿来摆摊做生意；同时这里距离当时的重庆市中心也不太远，如果半夜起来走路去，天一亮也就到重庆了，晚上还能趁着月色或者打着火把回来。而且当时已有很多重庆市区的百姓为了躲避日军轰炸逃难到此，还有一些外地逃难来的也会聚在此。一时杜市热闹起来，街上操着各地口音的人都有。
    如此一来我们一家也租下两间民居住下，便也不会有人觉得很奇怪，不会有人好奇、盯着我们一家了。
    稍稍休整，了解了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并与几户同样逃难来的外地人熟络后，四月二十八日，满娣过生日，同时也是满仁满一百零二十一天的日子，我一大早便上了街准备买两个蛋糕，扯两尺布给两个孩子庆祝一下，可逛了一圈我也没买到蛋糕，心中不免扫兴，只得买了些当地特产麻花、麻糖、三角糕和一匹换作从前我看也不会看一眼的粗布后回去。
    可不知为何满娣却哭了起来，不仅她哭，满天也跟着哭得泪眼婆娑，起初我还纳闷，怪道这俩孩子在过去那两三个月的艰难跋涉中都很懂事一点也没喊苦喊累，这会儿这是怎么了？
    后来饶婉告诉我。满娣这是为生活的巨大落差，不仅平时吃得不好，没有手纸用只能用竹片、树枝、树叶解决，就连过生日也没生日蛋糕就忍不住哭了；而满天则是我们当时在路上忘了给他过生日，现在也没记起来，所以委屈得哭了。我后知后觉，立即去给两个孩子赔礼道歉并讲道理，让他们知道现在不仅是我们一家还有整个国家的艰难情况，希望他们坚强一点，忍一忍，理解一下我们大人，因为今时不同往日，虽然杜市这里的物价水平相比当时的大城市来说低了许多，但受各种条件限制，物品物料依旧稀少，能买到那些小吃都已经很不容易，重要的是还不好买。讲清楚了他们才没哭了。那天晚上我和饶婉说起这事，两人抱头痛哭，但一想到一家人能平平安安的已是万幸，便觉得生活和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
    第 9 章
    几天后，贵阳那边传来好消息，房子卖出去了。我收到中间人寄来的汇票后，赶紧拿着这些钱从杜市当地人手里买了两亩田地。
    紧接着我们这一家从未种过地的人开始在这片许久没被人开垦的田地上种起了蔬菜和粮食作物。
    不久后，我的钟表店也在重庆渝中半岛朝天门上面督邮街（现叫解放碑)顺利开了张。规模相比在上海时小了许多，可我却很高兴，因为从开业第一天起生意就不错，终于不用坐吃山空、惶惶度日了。
    之后又把满天和满娣接到市区上学，顺便还可以帮我忙，娘、饶婉则暂时带着幼子满仁在杜市生活。
    那时饶婉和娘一边打理庄稼一边还跟着当地人学着养鸡养鸭，因此，后来我们一家很长一段时间都鸡鸭不缺，鸡蛋、鸭蛋也不缺；娘还想喂猪，我怕她太累了，没同意。
    到了当年九月，梨香菊美的时节，我已来来回回在往返重庆和杜市的山路上走了许多回了。
    那天是周六，我和孩子们晚上九点过才到杜市租住的家。
    换做平常这个时间，附近的百姓早已关门掩户各自回家休息了，哪像这日，夜色中却有明亮的火光，照亮了屋前一大块石坝子，就连边上的水田里也全是人影和光亮。
    同时还有妇人的哭声从人群中传来，人们有的一筹莫展，有的则在议论商量事宜。
    我走近一看，房东家屋檐下的火光下，竟平躺着一个人。那人身着一身全新的灰布长衫，肩头腋窝处的布料有被什么磨损过的痕迹；而在胸口处则有子弹穿过的痕迹，刺目且干涸的鲜血染红了胸膛及以下的衣袂和裤子，甚至鲜血还滴到了那人脚下所穿的一双新鞋上。那人长得斯文白皙，年纪也轻，还不到三十岁，浑身有一股书生气，他平时少言寡语，也不爱理睬人，祖辈都是庄稼人他却不会种地，为人老实没有心眼，幸得娶了个精明能干的妻子才不至于一家老小跟着他饿肚子；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