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点钱……”少安难为情地说着，用手掌揩了揩永合溅在他脸上的唾沫星子。

    “钱主要有我哩！”你多少出点，在电视剧后面挂个名字，全中国也就知道你了……你如果同意，今冬我带你去一趟省城，见见那位电视台的导演。这也是见世面嘛！怎样？”胡永合问他。

    尽管听起来是些云里雾里的事，但少安又不好拒绝胡永合的好意。他忘不了，在他最倒霉的关键时刻，正是这个人为他伸出了救援之手。哪怕这纯粹是件吃亏事，他也得答应他——他向来是个讲义气的人！

    少安只好为胡永合应承下来。说实话，他自己也被胡永合煽得心里怪热乎的。如果真的投上点资，参加拍《三国演义》电视剧，自己的名字也就能上电视台。再说，电视剧不一定就是赔钱生意！如果赔钱，精明人胡永合也不会白把票子扔给电视台的！

    胡永合和他说定这件事后，声称还要给县委书记张有智汇报他的“计划”，就坐进那辆大卡车的驾驶楼去了原西县城。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五章

    胡永合并不知道，张有智同志已经不是原西县县委书记了。

    不久以前，黄原地委出了文件，免掉了他的县委书记职务，任命原团地委书记武惠良为这个县的新任县委书记。据说，有智同志将被安排任原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只是县上有些中层领导担心，弄不好，他在人大代表上很有可能落眩听说新任县委书记是个年轻人，过几天就来上任。被免职的有智病了，正在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实际上，有智一年四季都在吃药——当然以滋补药为主。

    几年来，原西县各方面的工作一直在全区处于最落后的状态。说实话，责任很大程度上在于县委书记张有智没有一点开拓精神。岂止是没有开拓精神，他连最起码的负责精神也没有！工作应应付付，整天把大夫叫到办公室或家里为他看“脖。

    县长周文龙倒跌跤马趴地扑着抓工作。但因他在文革极“左”时期犯过错误，思想包袱很沉重，整党几乎过不了关。在张有智等人的坚持下，还是给他定了个“犯有一般错误”。

    “一般错误”也是错误，因此小伙子不太敢放开手脚工作。周文龙这几年一直在乡下跑，倒很有些设想，但有智不支持他。常务副县长马国雄又只爱搞些花花哨哨的出风头事，也给他撑不上劲。

    在这种状况下，原西县的工作怎么可能搞上去呢？有些乡镇出了点成绩，主要是那里的干部比较扛硬，和县上几乎没什么相干。

    原西的落后状况有目共睹。中纪委党委高老去年又回了一次家乡，痛心地哀叹：三中全会以来这么多年，原西县大部分老百姓连一孔新窑洞也没建起来！

    如果黄原干部对前任地委书记田福军有意见的话，主要是不满他对张有智的姑息态度。

    应该指出，田福军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他明明知道张有智早不宜担当原西县的县委书记，就因为过去个人关系要好而抹不开情面，直到自己调离了黄原，还没有把张有智调换下来，结果使原西县蒙受了重大损失。毫无疑问，尽管田福军在黄原地区普遍受到称赞，但他过去在原西县的威信，由于张有智的问题处理不妥而大大降低了。

    我们无意对田福军求全。只是我们从中再一次看到，作为一个重要领导干部，由于自己的弱点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个人失去威信算得了什么！严重的是，成千上万的人要为他个人的过失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不客气地说，田福军这样做对不起他深情热爱的原西人民。他的错误是不能原谅的……福军调进省城后，黄原新任地委书记呼正文一上任，第一个重大的人事变动就是改换原西县委书记。正文过去长时间当过地委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他很熟悉全区的干部情况。客观地说，个人能力田福军要胜过呼正文；但在用人方面，正文比田福军水平高。

    呼正文一上任就撤换张有智不是和福军唱对台戏。实际上，他和福军、有智的个人关系都不错。但不能因个人的关系就把一个县交给亲朋好友去糟践嘛！连自己的父亲和儿子也没这种权利！作为多年搞组织工作的正文，他最反感和痛心现在某些高级干部千方百计利用权力安插自己的亲信和子女当官。这是一切社会风气不正的总根源。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我们自己胡作非为，还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纠正不正之风，谁都会知道这是庄严的谎话……张有智的下台和新县委书记的任命，在原西县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无论干部还是群众，都由衷地欢迎县委“改朝换代”。

    下台的有智同志这次是真的生了勃—不幸的是，这病又是药吃出来的。

    张有智今年五十四岁。

    五十岁左右是人生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俗话说，岁数不饶人，一到这个年龄，人都有一种衰老的感觉，随之生理上也会产生一些重大变化；生理上的变化又会影响心理上的变化。因此，人们通常把这一时期称作男人的“更年期”。我们常常在生活中可以感觉到，并不是进入“更年期”的男人就一定要“变态”。相反，一些进入老年期，却由原来的不可爱变为可爱了。这是一个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期。人往往到此时才心平气静地回顾自己已经走过的生命历程，洞若观火地审视自己半个世纪生活中的那些失误和不当；同时更广阔和透彻地认识了人生的意义——即所谓“知天命”。因此，这样的人就能在这样的时期极好地调整自己，用更宽容、善良、豁达和优雅的态度对待生活。甚至一个恶人，到此年龄真正总结了他的人生，也可能一改前非，而生出对人和世界的慈爱之心。五十岁六十岁实际上是一个人重新开始生活的另一个起点。

    但也有些人一到这个年龄，却变得不可爱了，甚至叫周围的人感到越来越讨厌。这些人到此年龄，便觉得自己的一生已“大势已去”。想过去，尽是遗撼；望未来，满目黄昏，夕阳西下。因此，他们一方面悲观厌世，做出看透了一切、一切都没意思的超然于世的姿态；另一方面又怀着阴暗的心理妒嫉一切年轻的生命——年轻的人，年轻的生活，年轻的世界，甚至刚出土的青草和枝头上初成的蓓蕾都在妒嫉之例。他们整日被死亡的恐惧折磨着，心里极度的扭曲，在超然于世的外表下又掩盖着贪婪地攫取一切的欲望，想发财，想升官，想女人青睐；即是没有这些安慰自己空荡荡的灵魂，最少也应该得到人们哪怕是虚假的抬举！当看到人们开始讨厌自己的时候，又生硬地要求别人原谅他进入了“更年期”；因为医学上要求男人们要体谅进入“更年期”的妇女……并不是所有进入“知天命”年龄的男人，都具有以上所说的那些状态。实际上，大多数人即是到了这个年龄，仍然一如既往照常工作和生活着。

    张有智的问题倒不全是因他进入了“更年期”。其实，这个人老早就开始变了；变得满腹牢骚，一腔怨气；不谋工作，只谋仕途。而一旦升迁无望，干脆无所用心，在现有的位子上养尊处优，能享受就好好享受！

    他一天首先关心自己的两顿饭，菜要八个，酒要“名优”。有些干部知道他爱“喝两口”，就投其所好，常设家宴款待；有智场场不推，谁请都到，吃喝得天昏地暗，对“美食”之嗜好，大有路易十四之古风！

    县上只一辆“上海”小车最好，当然成了他的专车。即是到城内某干部家赴宴，他也要坐这辆车去——倒不是怕累，而是要显个派头。要办事的人，只要找到那辆车，也就找到了张有智。

    实际上他最化费精力保养自己的身体。不是通过锻炼的方式，而主要是吃滋补药品。人们经常看见他那辆黑色“上海”牌小轿车停在名中医顾健翎老先生的门口。

    前不久，顾老先生到省里去开政协会——他是省政协委员。就在顾老走后的几天里，张有智感到自己四肢无力，甚至腔内象是被挖空似的都没劲把气吸进去了。

    他慌了。顾先生不在，他赶忙让司机把先生的一个“门生”接到自己家里，为他号诊看玻顾先生的门生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大夫，刚从省中医学院毕业。因为他是大学毕业生，尽管人年轻，但张有智还是把他叫来了——他相信学问大，医术也自然高明。这位年轻大夫是本县人。第一次为原西县的“一号人物”看病，不免有点受宠若惊。

    诊断为“气虚”。

    可想而知，虚症要补，因此人参、鹿茸，枸杞、黄芪、蛤蚧全用上了。

    接连几逼补药下肚，张有智感到“气虚”稍有好转。不料，紧接着发生了一个大病：他感到喉咙和胸腔里到处沾满了粘痰，就是连一点也吐不出来！

    年轻中医依然按“气虚”给他开名贵补药。张有智越吃越感到痰吐不出来。他为此折磨的白天晚上都在用劲地“吭”着，但连点痰丝丝都吭不出来。

    这真把人难受坏了！晚上他吭得睡不着，常常把被褥从炕上挪到脚地上，又从脚地上挪到炕上。他甚至歇斯底里骂房子，神经质地抱住老婆哭鼻子。他记起了一句乡俚俗话：女人怕哼，男人怕吭。天啊，难道他得了不治之症？

    正在这时，地委又下文把他的县委书记也给免了。对张有智来说，这是雪上加霜！

    他知道，这是不讲情面的呼正文对他下了“刀”。尽管众人对田福军姑息张有智有看法，其实有智对田福军也是一肚子怨气。本来他想当地委组织部长，结果田福军没任命他。

    哼，原来在原西县都是同一级领导，你当了地委书记，我当不上副书记副专员，连个组织部长也不能当吗？这是平调，又不是提拔！如果他是组织部长，呼正文现在能这样砍切他吗？

    张有智既得病又丢官，简直痛不欲生！

    贤惠的妻子劝慰他说：“你不要生闷气，官又不是老先人赚下的，不当就不当。不管怎样，身体要紧！赶快到省里去检查一下！”

    张有智只好听从了妻子的劝慰，准备马上起身去省城治玻还没动身，顾健翎老先生开会回来了。

    张有智放弃去省城的打算，赶快找这位老神仙。顾先生号完脉，让他把舌头伸出来。老先生探头瞧瞧，说：“你到镜子前看看你的舌头。”

    张有智在镜子里看见，他的舌头竟黑得象一块焦炭。他大惊失色地问顾老：“这是不是不治之症呀？”老先生笑了笑说：“你不要紧张。这是恶热所致。象你这样的好身体，根本不敢大补。我刚才看了小杨给你开的方子。他弄错了。你先前感到四肢无力，吸气不畅，主要是活动太少，且又过食……俗话说，黄莲治好病无功，人参吃死人无罪碍…”先生说着，便给他开好了方子。

    张有智接过方子，大吃一惊。顾老的方子只有两味极普通的药：生地五十克，硼砂零点五克。

    虽然药只花了二角八分，但第一剂药下肚，那发绿带黑的粘痰就接二连三地吐出来了！

    张有智兴奋得暂时忘记了免职一事，跑到没人的马路边上，痛快地吐出一口又一口浓痰，然后蹲下百感交集地看半天。这该死的痰啊！为了更清楚地看见他吐出来的确实是痰，他竟然把最浓的一口吐在了路边一根水泥电杆上。直到以后几天，他还不止一次到这根水泥电杆前来“欣赏”那堆脏物。

    这一天，他感到身体不错的时候，门里进来一位穿西装的人，笑嘻嘻地说：“张书记，听说你病了？”

    张有智认出这是柳岔乡闻名全县的“农民企业家”胡永合。这个曾经给他送过一根特别好的“高丽参”和其它一些东西。

    “我已经不是什么书记了！”张有智让他坐下，问：“有什么事哩？”

    胡永合讪笑着说：“没什么……就是……”接着，这位“农民企业家”就迫不及待地把他准备和省电视台合拍《三国演义》的事，又天花乱坠说了一通。“好事嘛……”张有智漫不经心地说。“我已经不管事了，你去找周文龙和马县长谈谈……”这时候，胡永合从黑人造革皮包里拿出五盒高级滋补品“人参蜂王浆”要给书记留下。

    张有智一看见“人参”二字，就象看见了毒蛇，恐怖地手一摆：“你拿走！赶快拿走！

    以后再不准搞这一套！”

    胡永合见书记是这个态度，一下子慌了。他盘算，这人大概是刚被免了职，心情不好才对人这么不客气。以前……唉，他来得实在不是时候！

    胡永合赶忙收起“人参蜂王浆”，有点狼狈地退出了张有智的家门。

    但不屈不挠的永合马上决定去找马县长汇报他的“事业”；他一定要让县上更加认识他是个人物。尽管周文龙是正县长，但他决不会去找他。这小子当年在柳岔当主任，说他搞投机倒把，组织人批判过他好几次。哼，这号“四人帮”分子还当县长哩！

    胡永合和马县长同样是熟悉人——他也曾送过他一根“高丽参”和几瓶真假难辨的茅台酒。

    当胡永合走进马县长的办公室时，马县长正和几个中层领导人谈话。他先让他坐在椅子上等一等。

    常务副县长马国雄虽然年龄比张有智还大一岁，但看起来精神和过去一样昂扬。他身体肥壮，红光满面，穿一身深蓝带条纹的西装，还结着个领带，看起来满象个“改革型”干部。国雄即是在办公室里也戴着墨镜，观者只能看见他的一张阔脸和一口结实的白牙。

    办公室里的几位中层干部分别是：县乡镇企业局局长徐治功；城关镇镇长刘志祥——此人曾在柳岔当过周文龙的副职，胡永合也认识。另外一个是石圪节乡乡长刘根民。

    这几个人是和马县长商谈关于省城合资搞土特产销售中心的。

    本来，由乡镇企业局徐治功出面撮合，城关镇和石圪节乡准备联合在省城租二亩地皮，搞个土特产销售中心。但马国雄知道后，硬要在县上也插一手；将来盈利，县上要从中抽三成。

    乡镇抗不过县政府，只好委屈认了帐。

    现在，这几个人商定，明天就动身去省城洽谈租地皮的事。

    临毕，马国雄指示：刘志祥和刘根民都跟徐治功坐乡镇企业局的吉普车；县政府那辆小车要拉他和他的老婆娃娃。本来那点事不需要马县长亲自跑一趟省城——他主要是想借机会带家属之逛一回大城市。

    事情说完后，那三个中层领导就告辞了。

    胡永合马上把张有智拒绝接受的五盒“人参蜂王浆”掏出来，放在马县长的办公桌上。

    马县长没有拒绝。他眉开眼笑将五盒“补药”放进了他的文件柜。

    胡永合又把一条“良友“烟搁在马县长文件柜后面的小桌上，这才把拍《三国演义》的事向他吹了一遍。“好！好！好！”

    马国雄一连说了三个“好”字。

    “我看你能当咱们县的文教局长哩！”马国雄接着又抬举这位“农民企业家”。

    “怎不能当？共产党的官，给了谁，谁就能当！”胡永合狂妄地说。

    马国雄竟然点头表示同意胡永合的看法。

    也是！他本人不就是一个证明？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六章

    寒露前后，大牙湾煤矿周围的山野，许多乔灌木的树叶就开始发红了。这时间，满山遍野如同花团锦簇般艳丽。大片深深浅浅的红色耀眼夺目；到处都象燃烧起熊熊的火焰。

    雨季结束后，天空纯净而湛蓝。糜谷黄了。苹果在枝头如羞涩的少女露出红艳艳的笑脸。有些性急的雁群，此时已经从鄂尔多斯茫茫的草地里飞来，嗷嗷地掠过清净如水的天空，到南方寻找温暖去了……这样的大好时光常常使人不由生出许多莫名的激动来。

    孙少平上井以后，如果是白天，他总会迫不急待地走出矿区，走向如火如霞的山野之中。

    他面对满山红叶，回首往事，默想未来。或驻足停立林间小路；或踽踽漫步于溪流河畔。折一枝红叶在手，听万顷松涛澎湃，欢欣与忧伤共生。在这一片无声的热烈之中，人既想流泪又想唱歌……这样的时候，他就忘记了他是刚从喧嚣激烈如同战场一般的井下上来的。

    噢，他现在看起来不象个煤矿工人，倒象个多愁善感的诗人！

    难道只有会写诗的人才产生诗情吗？其实，所有人的情感中都具备诗情——而普通人在生活中的诗情是往往不会被职业诗人们所理解的。

    不必指责一个煤矿工人会产生如此的情调，尽管他们干又脏又累的活，看起来粗粗笨笨，有时候还说脏话，但在他们中间，又有多少外人所不了解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细腻的心理情感呢？

    孙少平在这红叶如火的山野里想了些什么？

    他也说不清楚——这也正如诗人们通常所具有的那种情况。

    不过，每当他从大自然的怀抱里返回来的时候，就象进行了一次沐浴似的爽快。这是精神的沐裕他的心情因此而格外地好。

    最近，生活中还有些值得高兴的事。他已经被命名为铜城矿务局的“青年突击手”，过几天就去出席表彰大会。他不全是为荣誉高兴，而是感到，他的劳动和汗水得到了承认和尊重。他看重的是劳动者的尊严和自豪感。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人的劳动和创造才是最值得骄傲的。

    另外，他最近分别接到了父亲和哥哥的来信，说他梦寐以求的新窑洞已经修建好了。哥哥还在信中详细描绘了这院子的“气派”和双水村人的“反应”。

    他激动得一次又一次想象那地方。只有象他一样从贫困农村走出来的青年，才能深刻体会到这件事的激动；那地方的荣辱历史永远牵着他的心肠！

    现在，老人们终于住进了新窑洞，这了却了他此生最大一桩心愿。

    少平也从家里的来信知道，哥哥已经承包了石圪节乡的砖瓦厂，事业正到了红火处；而嫂子违反目前计划生育政策，又生了个小侄女，取名为燕子……妹妹兰香也来信了，说她和那个叫吴仲平的同班同学已经基本确定了关系；说她还去了男朋友家，他父母都待她很好云云。少平只是没想到吴仲平是省委领导的孩子。不过，他既没感到“荣幸”，也不为兰香担忧——他的妹妹谁的儿女也配！

    他当即决定，给妹妹每月寄的钱再加十元。他知道，妹妹有了男朋友，也就有了社会交往，总得多些花费。她现在还没有结婚，除过上饭馆，她不应该花男朋友的钱。不知她懂不懂这一点？她会懂的！他想。

    几天以后，他便以“青年突击手”的身份，到铜城去参加了那个表彰大会。会议只开两天，他也没认真参加，而到街上逛着看能给明明买个什么东西，他每次出门，无论到铜城，还是到省城，首先想的就是给明明买个什么。明明也习惯了他的“习惯”。每次只要他从外面回来，他首先就问：“叔叔，你给我买了什么？”说着便自己动手在他提包或衣袋里翻起来，惹得惠英嫂常怨他给他惯下了“坏毛脖。这没办法。他和明明之间建立了一种无法言传的感情。说实话，他对哥哥的虎子也没这样厚爱过。

    让少平高兴的是，他在广东来的一个小商贩手里买到了一个香港出的儿童书包。这书包式样新颖不说，面料是十分考究的丝绸，有一种波光闪闪的细腻质感。他同时也买到了明明嚷嚷了多时的彩色铅笔。另外，他还给“小黑子”买了个铜铃铛。这也是明明盼望已久的东西；他说人家孩子的狗脖项里都拴这么个铃铛……会议开完以后，少平就满意地带着他给明明买的礼物，以及局里奖给他的奖状和其它奖品，回到了矿上。

    到大牙湾正是中午刚吃完饭的时光。他知道他的班是晚上十二点下井，现在人都在地面上。

    他先找到他的师兄兼下属安锁子，问了他走后这几天的生产情况。安锁子说都好看哩，就是他把一个协议工在掌子面打了一顿。

    “谁叫你打人哩？唉，你呀！”少平抱怨他的师兄。“那小子头茬炮放了，还在回风巷里睡觉，我就……嘿嘿……”“打得重不重？”少平着急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