矮小、面容冷峻、一头板刷发丝、一身灰棉布大褂的先生左胳膊底下夹了一叠厚厚的文稿，右手发黄的两指间夹着一支燃着青烟的纸烟，时不时地吸上两口，步履轻快地直奔离得不远的“内山书店”而去。

    奉九这个合格的仰慕者一边猜测着“这烟大概是‘品海’牌的——他把好烟都给别人了”，一边叹息着“大先生的烟卷儿抽得太凶了”，这才心满意足地告诉宁铮可以离开了。

    回来后，奉九好像才想起什么，于是对着宁铮生出些尴尬之意：其实只要稍微深思一下，就应该想得到，怼天怼地的大先生，怎么肯对着曾是北方最大军阀头子的宁铮轻轻放过——大先生曾批判他是“毁坏国家民族的中坚力量”，宁铮手下那么多天天看报纸读周刊啃书本的智囊顾问，怎么可能不上报这种言论，所以想来也知道，宁铮对大先生的感觉也好不了才对。

    奉九一边暗骂自己糊涂，一边亡羊补牢牵强地安慰他，“大先生还骂胡适之‘日本帝国主义的狗头军师’，骂梁先生‘资本家的乏走狗’呢。大先生能骂你，说明你入了他的眼，在我国也算得上一号人物……”

    的确，在周先生生活的那个时代，要是没被他骂过，那只能说明这人根本不够分量；当然了，也没听说过哪个挨骂的人为此感激涕零的。

    “你怎么不干脆说这是我的荣幸呢？要不要我再写个谢帖以示感激？”宁铮故意虎着脸，一点儿不肯放晴。

    ……奉九心里还真是这么想的，她甚至都有点羡慕宁铮了，哎，先生哪里能知道有自己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呢？要是能把我也骂上一骂……

    奉九只能谄媚地替他捏肩捶背，沏茶倒水，忙个不停；宁铮看着她轱辘转的大眼，就知道她腹诽着什么，终于绷不住地笑了一下，虽然如轻雪遇骄阳，很快就不剩一丝踪迹。

    没几日，奉九发现宁铮捧了一本大先生的书在认真苦读，直到奉九走到他桌前，轻轻敲了敲书脊才察觉；看着奉九似笑非笑地扫一眼书，再瞄自己一眼，不免讪讪然，“我总得知道人是怎么骂我的吧？”

    宁铮却又忍不住赞叹着，“先生的文章，我看晚了，果然是国人的‘药’，虽栗栗不愿食，但我也不得不承认，这不是那麻痹人的‘芙蓉膏’，而是真正治病的苦口良药；既让人脸皮发热，又热血升腾；为了想救大众‘出水火，登衽席’，句句戳心呐……”

    忽复悻悻道：“哎九儿，你也别一副‘与有荣焉，恨不得以身相代’的模样了，要真被骂了，你就知道什么滋味了——反正谁难受谁知道。”

    他又肃着脸拿起奉九的手，往自己左胸口“啪”地一按，“快给你夫君捂捂——正滋滋冒血筋儿呢。”一边又说，“不过，你没发现么，先生骂遍了大江南北，怎么从不骂江先生呢？”

    奉九一愣，刚想思索一下这个从未想过的问题，宁铮又是一笑，涎皮涎脸地拿着她的手往自己衬衫里塞，喃喃道：“你手上有最好的伤药，快点儿，要出人命了……”奉九被搅了思路，看着他此时的惫懒样儿，忍不住大笑——真是个能顺杆爬的。

    不过如果就此认为宁铮已把被迫下野的事儿就此揭过，那可就错得离谱了——她望着宁铮此刻的眼睛，里面有戏谑、有痴缠，就是没有她最想看到的，轻松。他墨黑的眸子，自辞职通电发出以来，总掩着一层薄霜。

    宁铮的好友梅兰芳先生早于“九一八”后就搬到了上海马斯南路居住——概因有好友担忧地说若日寇顺势占了北平，老兄只怕又会成为古代宫廷里那种供侵略者取乐的伶人了。

    梅先生深受刺激，干脆南下。现在他也知道宁铮夫妻到了上海，但只打了一个电话，却都默契地不提见面相聚的事情——也许是那个晚上对两人的刺激都太大了，如此，争如不见。

    …………

    四月十一日，黄浦码头。

    彼时在欧洲和中国之间，运营着很多邮轮，其中最豪华的，自然是意大利萨巴多船社的“康特罗索”和“康特梵迪”号，中文名字分别是“红伯爵”和“绿伯爵”，取自意大利萨伏伊王朝两位创立者的绰号。

    宁铮他们选择的“红伯爵号”——不得不说，中国人对红色，就是有异常的偏爱。

    这艘邮轮的航线是从上海出发，通过南海，途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在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时长预计二十五天。

    实际上，全国都心知肚明，这就是政治流放————民国期间，一方军阀一旦下野，“出国考察”是个很多人都会选择的，既说得过去，听着也体面的下台方式。

    多长时间？不明。当然，宁铮选择去欧洲游历，也是受了好友、前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的影响，还有就是江先生的外交顾问端纳先生，也极力劝说他趁此机会去发达国家学习一下先进的治国理念，研究财政机构如何运营，同时还可以考察科学技术在军事、民生等各个领域的发展。

    随行人员除了正好也要去欧洲会友的端纳先生外，还包括外事组组长沈祖国夫妇、秘书李应超夫妇及其他工作人员。

    奉九最贴心的秋声早十天被她强逼着派去了美国，找唐家大管家的儿子唐知恺完婚去了——她年纪也不小了，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