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个跑到波兰经商的朋友……我们联手或许可以救下那些可怜苦工，只要买通当地驻扎的军官……”他带着迫近欣喜若狂的语气悄声对她说，她原想反问他失去理智了吗？这可是稍有不慎便掉脑袋的事！然而转念一想，这等高风险事件他们作为主谋已不止一次了。
    播放参战广播那天，她发现自己已是很久很久没有看到他开心的模样。短短几年，他疲惫得好似一个老人，他变得寡言，每日不知疲倦地工作，还以“亚历克斯·戴维斯（Alex Davis）”作为笔名屡屡在报纸发布呼吁众人团结一致、同法西斯顽抗到底的长文章。
    收复法国的当天刚好是玛姬·凯瑟琳·希尔的周岁礼，一家人久违地团聚在一起其乐融融，大概是由于前线的走势愈来愈可观，本杰明颇有兴致地喝了几口酒，鲜有地早早入睡。到了半夜，他猛然惊醒说心悸难受，见他脸色煞白呼吸困难，她惊恐地叫来私人医生，诊断出不算轻的心脏问题，她开始重视他的健康，却阻止不了他废寝忘食地忙碌。
    战争总算结束了，留下的是千疮百孔的一个个民族及国家，战后或许能经过岁月的沉淀来完成修复，然而那些无辜死去的人又该如何呢？本杰明开始质疑自己选择的这条道路，他终日与高高在上的伪君子资本家们周旋，他恶心他们，而无法摆脱他们，他痛恨自己不懂政治又不曾具有钢铁般义无反顾的意志，要披着虚伪的皮囊隐藏真心，他如今这个身份又算得上哪门子的无产者呢？
    查理与玛姬都是长着一头跟亚历珊德拉一样的金棕色秀发、同他并无差异的灰绿眼睛，性情阳光活泼，受他简朴起居的影响，这两个孩子并不娇气，他一度设想着一家人迁去苏联返璞归真，送孩子们到军校。
    他如此美满地计划着，在为战后建设筹集赞助费用的过程中，却于1949年一个夜里倒在办公桌前永远沉睡了，窗边迷雾喷薄，天已破晓……
    （二）威斯敏斯特的月光
    1957年春季，伦敦的威斯敏斯特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时装狂欢晚宴，各界名流在此交涉。18岁的查理与15岁的娜塔莉就是在这个地方相遇的——只可惜，他们届时都称不上是“名流”。
    一年前，查理和自己的妹妹一起创办了一个小品牌，名叫“ForeverAlways”（恒久），勉强算是崭露头角。
    下午四时，查理在蒙尘的落地梳妆镜前，整理他那身蹩脚滑稽的旧西服。他低头看了眼放在老桃木桌上的请柬，打开了一罐平价发油，将他那金棕头发一丝不苟地梳到脑后。
    宴会已经如时开始，在一堆奢华盛装的名人中间，他就像一个滑稽的小丑，不合身的礼服和过分老成又油光水滑的发型让他在人群中非常突兀。然而他仍大大方方地拿过一杯酒，试图加入他们的谈话，当然，那些人依旧没有给他任何微小的自尊。
    今晚很关键，数不清的机会正摆在查理眼前。这也是为什么前些日子他拼了命地四处托人拿到这封宴会邀请函，他在一众老奸巨猾的企业大亨前，按照他们的命令将桌上不同品种的烈酒喝干。
    水钻吊灯折射着刺眼的银光，暗调的长条皮沙发上零零散散地坐着几个人，玻璃桌面上无规则地乱堆着不同种类的名酒和酒杯。
    “晚上好，伯顿先生，许久没有见面了。”他走了过去，优雅而绅士地主动问好，那个坐在中间穿着高档西服的男人瞥了他一眼，没有理会他，却转头跟旁边艳丽的女伴意有所指地讽刺道：
    “真是越来越离谱了，连杀人犯都能进这种地方。”
    意料之中的反应。查理淡淡的笑容并没有僵硬在脸上，口音依旧从容文雅：“如您所说，这个地方的确鱼龙混杂。”他特地加重了那个词，于是倒是那个姓伯顿的男人脸色变得难看了。
    其实查理说的是实话，这个晚会说好听点是时装宴，实际上只是一个免费提供高级酒水、方便上流阶层互相攀关系的媒介。所有稍微有些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不过是都自作高雅地举着酒杯、自我欺骗地强调这是一个艺术之地。
    看来今晚注定颗粒无收。
    年少气盛，不免沮丧万分的查理找了一个角落里的单人布艺沙发坐下，苦想着自己接下来的行动方向。
    “不好意思，我冒昧了，请问您是希尔先生吗？”一位头发斑白的老人突然对查理说，他伛偻着身子，素净的西服一尘不染。
    “是的，您好，请问您的尊名是？”今晚这位老先生是第一位主动和查理搭话的人，他自然有些受宠若惊与无措。
    “我……您可能不会认识我。我是罗杰·怀特，是《论涂尔干社会观及分工论之缺憾与其后继批判》的作者，20年前，您父亲买下了我的拙作，并帮助我顺利在别的出版社出版，我很感激……上帝保佑他。”老人的嗓音苍老而沙哑，凹陷的眼窝里盛着泪光。
    闻言查理内心涌入了许多感慨：已逝父亲于生前救赎了无数人，可他自己人生的结尾却不是最好的，甚至留下了不少遗憾。为此查理一度以为所谓上帝对善人的庇护实则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