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庆堂送完老周回家，已经是清晨四点多钟了，天蒙蒙亮，孩子在卧室隔壁的房间哭，谭央便过去看。倚着门框看着妻子和女儿，毕庆堂嘴角轻扬，笑了。周大哥他已经走了？看见毕庆堂，谭央问，毕庆堂点了点头。你怎么不进来，站在门口做什么？身上带着外面的凉风，怕冻到你和孩子，他温柔的说。周大哥还会回来的，对吗？这世道，哎，不好说啊！毕庆堂叹了口气，无奈的说道。
    谭央听了，默然低着头，看着怀里的女儿不做声。毕庆堂便扯开话题，临走的时候，老周又对我说他觉得你很像他的妹妹，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待你。噢？那你怎么回答？我说，若你不弃，我自会尽我所能，守你一生。谭央听了，轻哼一声，什么叫若我不弃，你偏会拐弯抹角的推脱，不说些干脆利落的话。毕庆堂鼻翼微微颤动，捏着手里的礼帽，深深的叹了一口气，转身走了。
    毕庆堂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无奈无力，带着岁月的沉重负累和命运无法逆转的巨力。
    八月初，正是女儿的百日，毕庆堂在大华饭店摆了酒宴请尽了上海的名流豪绅，这一天是孩子的百天宴，也是毕庆堂金盆洗手，退出商会、脱离黑帮的日子。
    大厅里正中的桌子，猩红的毛毡上摆着黄澄澄的金水盆，毕庆堂在里面近乎于虔诚的洗着他那双使惯了枪、略显粗糙的手。洗罢，接过毛巾擦手，大厅里响起了掌声，外面鞭炮声大作。他对这些置若罔闻，抬起头看着二楼抱着孩子冲他笑的谭央，毕庆堂的心中满溢着前所未有的幸福与自信，他想，属于他们的舒心太平的日子，自此开始，会过一辈子吧，一定会的。
    这一年是西元一九三零年的八月，一个看似歌舞升平、无灾无难的年份。
    ☆、40.（38）事变
    大学的入学考试并没有统一的考试时间和试卷，只是要招生的学校贴出通告，考生们报名、考试、阅卷、录入等等诸多步骤，全是学校自己说了算。等到谭央身体恢复要参加考试的时候，上海多半的大学已经报名完毕了。
    当时的社会风气，女孩子学师范是最热门的。谭央底子虽好，可毕竟功课生疏了，考师范学院落了榜。谭央对这个结果异常气馁，整日没精打采的，饭也吃得少了，毕庆堂见了便私下托朋友荐谭央到一所知名的教会小学教国画，学生少，工作清闲，给谭央找了个营生不说，还圆了她做老师的梦，也可谓是用心良苦了。
    第一次上课回来谭央便坐在沙上生闷气，毕庆堂问她怎么了，学生们淘气不听话吗？谭央从吴妈的手上把女儿接过来，没好气的说，不，我要谢谢你呢，这样的工作哪里找啊？国画课一个月两节，薪酬却比教导处的主任还高！我问了学校里的其他老师，据说啊，教会学校原来没有国画课，还据说啊，前些日子有位老板给学校捐了笔钱，翻新了教师宿舍。
    毕庆堂闻言在沙上翘着二郎腿哈哈直笑，指着谭央，啧啧，你是太不知足，我要是你，我就装作不知道！谭央颇为不快的埋怨他，你这么手眼通天，还做这么圆融的事做什么，不如给我办所学校，我当校长好了！毕庆堂逗着谭央怀里的女儿，心不在焉的说，办学校是赔钱的买卖，我才不干呢！谭央把身子侧过来，囡囡要睡了，你别又把她逗精神了，略顿了顿，谭央又气恼的说，反正我是不会再去做那份工作了，和在家为你带孩子没什么区别，还要受着你的恩惠。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怎么这么不爱听！毕庆堂呵斥道。谭央见毕庆堂真的动了气，也自知自己的话有些没轻没重了，便嘟着嘴，低头看着小言覃，嘀咕着，我刚刚遇见了一个同学，她说圣约翰大学的医学院要补招五名女学生，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我同她一起去报了名。
    因为一早毕庆堂就对谭央说了，上大学可以，学师范学会计学国文都行，别的免谈，省得大学没上完，人倒是学野了。听见谭央这个新主张，换了平时，毕庆堂一定嚷嚷，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不去，不是女孩家学的东西！不过这次俩人口角在先，毕庆堂又是一向很知进退的人，便像模像样的敷衍着，好啊，那东西深奥的很，我的小妹有抱负啊。其实心底里也是觉得，招那么少的人，谭央也不一定考得上。
    毕庆堂每天从公司回来便会从谭央怀中接过女儿，谭央得空抽身就去楼上温书，在那时的上海滩，在这样阔绰的家庭里，尽量不用佣人自己带孩子，他们夫妇应当算是很称职的父母了。按照在同里乡下的风俗，谭央叫女儿囡囡，毕庆堂也就跟着叫，倒成了孩子的乳名了。
    有时夜半时分，毕庆堂一觉醒来现枕边无人，隔壁的房间还点着台灯，灯罩的玻璃坠子颤悠悠的映在走廊的红地毯上，莫可名状的华美冷清，谭央披着毯子坐在言覃的摇篮边，一手摇着刷了亮油的白漆摇篮，另一手拿着书，借着台灯的淡黄色微弱灯光读着书。
    谭央，这个小女子身上深藏的坚韧与顽强令毕庆堂都时时讶异。于是八月下旬的那个下雨的黄昏，当毕庆堂回家还来不及换脚上沾了雨水的皮鞋，谭央扑上来搂着他的脖子雀跃着说自己被圣约翰大学补招录取了的时候，毕庆堂也并不觉得十分意外。虽然对她学西医并不见得十分赞成，可毕庆堂还是笑着对谭央说，小妹，这是你应得的，是老天有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