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屡次想与陈文强见面都遭婉拒，心中更是焦急，而他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
    困顿于桂林周边的北洋第五镇张怀芝部弹药匮乏、粮饷断绝，只能依靠着就地筹集勉强支撑。即便如此，为了确保无虞，革命军依然要留兵看守，无形中也减少了北攻的力量。
    陈文强一旦获悉袁世凯的内心打算，便立刻给临时政府发电报，要求立刻解决第五镇，然后抽调部队北上，以战促和。
    作战计划是早就制定完毕的，作为西南战区的总指挥，葛智初接到命令马上就行动起来。
    衡阳的蔡锷所率混成协出永州，昆明的吴兆麟的湖北第八镇进河池，广东新军第六混成协出贺州，桂南革命军第九混成协据柳州，从四面开始收缩包围圈，发起了对第五镇的全面进攻，这四路大军中，尤以吴兆麟的第八镇最为积极。
    第八镇统制张彪作为被动革命的一员，他既无法控制归心越来越浓厚的湖北兵将，也害怕被部队中未暴露身份的革党分子打了黑枪。再有黎元洪的不少学生亦在第八镇中任职军官，如吴兆麟等，他也不得不防这些人为黎元洪所拉拢，对其不利。
    所以，在临时政府聘其为高等顾问时，张彪就坡下驴，打消了占地为王的念头，离开了第八镇，转道广州赴任。而张彪肯就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湖北的家眷和家产未被侵犯和没收，即便不任官职，凭多年的积累，做个富家翁也是绰绰有余（历史上，张彪在辛亥革命后卸职，在天津日本租界地内买了二十亩地，修筑了“张园”。他在“张园”里还建筑了一座三层大楼，命名为“平远楼”）。
    吴兆麟，他是张之洞的兵学制所结出来的丰硕成果，是武汉三镇近两万名学生中的一个，是黎元洪亲传的弟子，又曾拜了日本教官铸方大佐为师，潜心修习参谋学。虽然他只是新军第八镇的一名中层军官。但是他的军事才干却在第八镇广为人知，甚至连黄炎培先生都称赞他“素来有些信仰”。
    而且，吴兆麟已经接到了老师黎元洪的秘信，决定投效临时政府，尽展其才。
    第八镇新军中，人人都知道吴兆麟军事能力强，人人都服膺他。但吴兆麟徒然身怀绝技，在第八镇新军中却没有得到承认，也找不到用武之地。最让吴兆麟心里上火的，是统制张彪。他是本领极大，但官职很小，而张彪则是本事很小，官职却是最高。
    这样一个鲜明的比对，如果说吴兆麟心里没有丝毫感觉的话，那除非他是木头人。这种强烈的感觉，应该是一种令人难以启齿的羞辱而已。
    然而这个大清国，就是这般的操蛋模样。有才有能的遭到羞辱与压制，没有本事的却青云之上，别说是吴兆麟了，就连他的老师黎元洪，不是也只能在张彪面前忍气吞声。
    革命，纷乱，终于给了在旧体制下感到不公、不平的人们一个渲泄，或者说是表现的机会。黎元洪是第一个，由一个混成协协统，直升为革命军参谋长；吴兆麟呢，也一跃成为第八镇的新统制。
    如果张彪不识时务，吴兆麟会不会干掉他，取之代之呢？相信，干掉张彪这个王八蛋！吴兆麟心中不止一次这样叫喊过。积愤压抑在心里，越是压抑，就越是强烈，十有八九会强烈到失去控制的时候。
    但假设就是假设，吴兆麟是新官上任，急于表现自己。而且第八镇官兵也被告知，只要解决了北洋第五镇，他们就能踏上归程，回到家乡湖北了。
    经过了物资补充的各部革命军弹药充足，士气高昂，突然发动的全面进攻使北洋第五镇猝不及防，外围阵地接连失守，主力不断退缩，猥集于桂林城中。
    而第五镇遭到猛攻的消息被严密封锁，有线电报早已被切断，第五镇与北洋本部失去联系已经有数月之久。以前的联系还是革命军的放行，才能够有书信往来。现在，则只能在狂猛的进攻中自求多福了。
    “轰！”，爆炸声中，一挺重机枪被掀翻，张怀芝清楚看到血肉和破碎的机枪零件伴着烟雾和泥土被抛洒到空中。
    天空中三艘飞艇闲庭信步般缓慢飞行着，不时扔下带着死神尖利啸叫的炸弹和飘飞的传单，在地上留下血肉、尸体、烂枪、碎布、纸片……革命军的阵地向这里倾泻着炮弹，硝烟、爆炸、火光、惨叫、巨响……充斥着战场。
    第九协协统马良挣扎着推开趴在身上的卫兵，这个忠心的部下，也是自己的远房族亲用身体挡住了炸弹的弹片，现在大张着双眼，满身是血，已经死了。
    “完了，完了。”马良坐在地上，望着一片混乱的战场，飞艇飞到哪里，哪里的士兵便惊跳着逃离，不管是不是暴露在敌人的枪弹之下，不可遏制的恐慌已经让士兵无法安静下来听从命令。甚至连军官们也茫然失措，对来自空中的袭击束手无策。
    如果弹药充足，如果粮饷不缺，如果有友军支援，如果不是在这西南之地……张怀芝的脑中闪过无数假设，但都是泡影。一切都已经晚了，北洋第五镇失去了天时、地利、人和，他们不是被真正的战斗打败的，而是弹药无着，并且在精神上被摧垮，完全丧失了北洋军所应该拥有的战力。一支没有了战意的部队，与乌合之众又有什么区别？
    “撤退，向城南撤退。”马良摇晃着站起身，一把扯住一个卫兵，嘶声喊道。
    其实不用他下命令了，北洋军溃败的势头越来越明显。
    张怀芝脑袋里一片混乱，在几个亲兵的护卫下仓惶地向南逃去。战马，在飞艇的第一轮轰炸中就被炸死了。如果自己不骑马，不挎指挥刀，不带着一群参谋在战场上指手划脚，那飞艇是不是就不会追着自己猛炸？对，还有重机枪和火炮，也是飞艇轰炸的重点目标。他胡思乱想着，脚下被绊了一下，刚在亲兵的搀扶下站稳身子，耳边又是一阵惊呼，“快跑啊，怪物飞过来啦……”
    对面和侧后的革命军吹响了号角，发起了冲锋，三艘飞艇在战场上空飞来飞去巡视着，也许它们已经扔光了炸弹，但依然带着十足的威慑力，把惊恐万状的北洋军士兵象赶鸭子似的从一边追到另一边。兵败如山倒，面对占绝对优势的革命军，已经战意消沉的北洋军不可遏制地发生了大溃败。
    吴兆麟确实很积极，但最悍勇的却是革命军的第九混成协，不仅全由广西兵组成，且在西南与敌作战中积累了相当的经验。现在是打顺风仗，更显得杀气腾腾。士兵们的状态不可阻挡，圆瞪着双眼，怒吼着，射击着，然后猛烈的撞击在敌人的队伍中。
    战士们猛然间爆发出一阵阵滔天的怒吼声，北洋军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弹药几近耗尽，心理更是已经崩溃，面对着明晃晃的刺刀，有的惊叫着加快逃跑的速度，有的脚都软了，跪地磕头求饶。
    战士们越发加快了脚步，有更凶狠的掏出手榴弹向溃退的人群甩过去。“轰！”手榴弹在密集的人群中爆炸了，敌人哭爹喊娘的丢下十几个或死或伤的同伴继续狂奔。
    广东新军第六混成协是吴禄贞亲自组建并训练的，因为其中复兴会会员担任军官的很多，身先士卒的作用非常突出。不过，他们的冲锋比较保守，或者说是更为有章法，队形不乱，以连、排为单位，发挥着集体优势。
    凶狠的表情、愤怒的吼叫、带着鲜血的刺刀让北洋军士兵感觉到一阵阵毛骨悚然，溃败很快变成了逃窜。然而到处都是喊杀声，爆炸声，敌人陷入了天罗地网，在炮火和枪弹中徒劳的四处狂奔，哭叫，哀嚎。
    敌人哭喊着开始丢掉手中的武器四散逃窜，可是在密不透风的包围下又能逃到哪里去？走投无路的北洋军东一头西一头不断的改变逃跑的方向，每一次又都不得不又转头向别处逃去。革命军士兵步枪上白晃晃的刺刀非常刺眼，而刺刀也是最能瓦解敌人斗志的一种手段。
    最后的战斗并不残酷，张怀芝在协统马良战死后，明智地选择了投降，这个命令算是保住了数千第五镇官兵的性命。再打下去，第五镇真的只能拿着没有子弹的烧火棍被屠杀了。而成建制的弃枪，比个别的部队投降，到底是更有效率。
    太阳将落未落的挂在西面的天际，绚烂的晚霞映照着满地的鲜血、残肢、尸体和散落的枪弹。
    从发动，到结束，两天两夜的战斗，北洋第五镇被全歼，桂林光复，宣告着南方再没有能构成威胁的成建制敌军。
    此次作战的意义不仅仅是消灭了一个镇的敌人，还验证了飞艇轰炸的效果，更主要的是解放出了上万人马能够北上迎战。
    第八镇由永州、衡阳赶赴武昌；滇西军区的革命军接管昆明，全部控制云南；蔡锷率混成协入川，稳定四川形势，并接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第六混成协、第九混成协南下钦州，将乘船北上，加入济南军区作战序列。
    以和谈作烟幕，作军事解决的布署，这倒不全是真实意图，只能说是一个准备使用的手段。说到底，是袁世凯那陈旧的思想害了第五镇，本来在和谈成功后是能够作为交换的筹码被全部放回的。但现在，却成了震慑袁世凯，以战促和的牺牲品。
    就在陈文强接到秘电，得知第五镇已经被完全歼灭后，他所等的一个人也来到了天津，并与陈文强进行了秘密会面。
    徐世昌，自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就为袁世凯的谋士。虽然他在小站的练兵工作只有两年多，但他一来便受到袁世凯的高度信任与尊重，言听计从，称之为兄；二来是翰林出身，受到将领的尊重，皆称之为师；三来工作勤奋，自学军事及英语，先后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存录》及《操法详晰图说》十三册，以统筹全军训练及教育，成绩卓著，声望很高，从而奠定了自己在北洋军队中仅次于袁世凯的地位。
    其后，徐世昌重掌中枢，欲行新政，却孤掌难鸣，于是他极力大造舆论，“助袁出山”。等到革命大发动，徐世昌借机运作，迫使清廷不得不依徐、袁共商之六项“出山”条件，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各路军以皆归其节制，南下镇压革命。
    从此，徐、袁重新联手，袁开始唱主角，二人配合得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可以说，袁世凯出山、逼宫、掌权三部曲，导演都是徐世昌。其中让段祺瑞领衔，以北洋将领数十人联名、发电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以兵随之”的计策，更是徐世昌所出。
    按理说，徐世昌有如此大功，必然会得袁世凯重用。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徐世昌此时却激流勇退，跑到青岛闲居。
    陈文强在由上海赴天津途中，曾至青岛与德国总督进行过秘谈，顺便也拜访了徐世昌。倒不是为别的，陈文强想从这位袁世凯第一幕僚那里获得些信息，更全面地了解袁世凯的性格和心理。目的虽然没有完全达到，但陈文强却知道了徐世昌的思维方式和特点。
    为什么徐世昌选择了激流勇退，是因为他有他的独到的思维逻辑。他受清廷厚恩，而实则一力助袁，因而进退两难，只能托言因“国变忧愤”，力辞太保，离京闲居，暂避“一时之谤”。如果马上弃清报袁，于情于理，都不好说。而闲居不仕，还可算作不负皇恩的前清遗臣。再则当前局势仍动荡不安，袁世凯的宝座还不平稳，不如作个“局外人”以静观变化。
    在陈文强看来，徐世昌并不是淡泊名利，而是想面面俱到，比较虚伪。但两面讨好的结果却往往是适得其反，常常是两面得罪。
    而在天津与袁世凯会面交谈后，陈文强发出的众多电报中，便有给青岛手下的。所谓的手下，自然是龙兴堂这个秘密组织，或者是即将更名为情报局的机构。
    徐世昌当然不会愿意来天津，陈文强动用地下力量，也是考虑到这一点。请不来便绑来，不肯来便威胁恐吓，陈文强相信那帮江湖兄弟的手段。
    果不其然，当陈文强与徐世昌会面时，便看到了徐世昌满脸的愤懑，还有陪伴其身旁的两条大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