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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五章 退路,形势大变

      天空蔚蓝,几朵稀疏的白云缓缓移动,变幻着形状。
    两艘飞艇在空中依次飞过,在经过目标上空时丢下几颗靶弹,然后渐渐远去,又掉头飞回。
    地面人员纷纷跑过去,测量弹着点。陈文强这才转过头,笑着对蔡锷说道:“松坡,这样的空中打击如何?”
    蔡锷想了想,说道:“鉴于现在防空武器的缺乏,这空中轰炸确实很有威力。只不过,按照飞艇的数量和载弹量来看,轰炸地面步兵的效果不大,对敌人的炮兵阵地倒是更有威胁。”
    是啊,即便飞艇的载重量比现在简陋的飞机要高很多,要实现什么地毯式轰炸,依然是不可能的事情。蔡锷说的也很在理,陈文强也没有太高的要求,只是想当成奇招使用一下而已。
    “靠飞艇左右战局胜败,当然是不大可能。”陈文强沉吟了一下,说道:“但作为一种新武器,还是很有威慑作用的。”
    “是的,如果飞艇数量很多,携弹量更大,战争的模式完全可能为之改变。”蔡锷对军事上看得很深、很专业,“现在还少有人注意到空中力量的发展,但我相信它的前景。陈大人目光长远,早走一步,令人钦佩。”
    “只是搞些投机取巧的事情,真要打仗,还是要指望你们军人。”陈文强谦逊地摆了摆手,说道:“你写的文章我看过了,《军国民篇》中虽未给出‘国魂’的具体内容,可能到现在,你我也不能做出解答。但其中的主要内容还是我所欣赏并赞同的,只不过要实现起来很难,特别是在目前这种社会环境下。”
    “事在人为。”蔡锷沉声说道:“陈大人创业也不是一帆风顺,可依然干出了如此大的局面。就说这郴州工业区吧,只不过一年,便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还有粤汉铁路,当初谁能想到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全线贯通,恐怕洋人也要刮目相看。若是多些陈大人这般精明强干、开拓进取的官员,改变国力孱弱、生气消沉,还是大有希望的。”
    “想要大展拳脚,却还是要受到大环境的制约。”陈文强淡淡地笑着,“我是干成了一些事业,可也背上了跋扈专横的名声。朝廷啊,如果还是那帮无能之辈把持,我纵能竭力改变一地,却不能改变全国,且有人亡政息之虑。”
    蔡锷看了看陈文强,微微一笑,说道:“陈大人对我算是比较坦诚了,连革党身份也不隐瞒。别人待我以诚,我自然投桃报李。虽然我不入会,但对贵会的主张还是很欣赏的。如果陈大人相信我,那我也在此保证,革命一旦发生,我一定给予绝对的同情与支持。”
    陈文强似笑非笑,审视着蔡锷,蔡锷也不示弱,坦然与其对视。
    “哈哈,松坡有此言,我便放心了。”陈文强突然大笑,紧张的气氛立时松缓下来,如果蔡锷通不过考验,那他虽不致有生命危险,却难再返回衡阳,再掌兵权。
    “这一标人马便交给你指挥了,加上你在衡阳招的新兵,一个混成协的编制是够了。”陈文强一挥手,很大度地说道:“枪枝弹药都预备好了,随军一起出发。”
    蔡锷明白,这一标军队显然是革党发展的,起码军官都是革党成员,虽然陈文强相信他,但也留有余地,说得不好听的话,就是监视。但反过来想的话,只要他真的同情并支持革命,指挥权还是稳稳地握在手中。
    “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低劣等弊病,都是你在《军国民篇》中所提到的。”陈文强目光投向远方,缓缓说道:“要标本兼治很难,但本官总还是有些治标之法,那就是钱。虽说俗气,可却离不了。”
    “若说赚钱、筹款的本事,放眼国内,无人能在陈大人之上。”蔡锷倒没有取笑之意,很严肃地说道:“若要富国强兵,这钱是万万不能缺的。所以,我对陈大人的钦佩也是真的。”
    “二十万军饷,三十门火炮。”陈文强沉吟了一下,苦笑道:“不能再多了。”
    蔡锷笑了,说道:“这就是陈大人的本事,别人恐怕想破脑袋,也不知道大人是如何要钱有钱,要枪炮有枪炮的。”
    “呵呵,这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也是成天发愁啊!”陈文强停顿了一下,正色道:“但我不会象朝廷那般从升斗小民口中抢食,不会象那些酒囊饭袋挥霍浪费。听说那个老妖婆一顿饭便要一百多个菜,花费最高的要上万两,真是——你说,该不该砸了她的饭碗?”
    蔡锷苦笑摇头,清廷亲贵乃至慈禧太后的骄奢淫逸、铺张浪费不是什么新鲜和隐秘的事情,但人们似乎习以为常了,虽有些物议,却并没有大肆予以抨击。而象陈文强这样直斥慈禧为老妖婆,扬言要砸了太后饭碗的,恐怕就他这么一个。
    ……………
    衡阳事定,则切断了北洋第五镇从桂林进入湖南的退路,再有吴禄贞所率的广东新军在东面的堵截,除了向贵州转进,再无其他路可走。
    而一支军队就算能靠沿途劫掠取得粮饷,可弹药没有持续的供应,又能有多大的战斗力?只要中间横断的革命方略获得成功,北洋第五镇和湖北第八镇就将是不战而胜的敌人,甚至把西南革命军全部抽调一空,滇、桂的根据地全部放弃,整个革命大势也不可扭转。
    而现在的西南,革命军与第五镇、第八镇在广西和云南看似打得很激烈,但革命军正逐渐调动,一是入川,二是在东线集结,以便使吴禄贞所率的人马能够不断抽调,布置在向武汉进军的各个要点上。
    时间很紧,革命联合阵线,当然还是以复兴会为主,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筹划,就等着计划实施的倒计时开始行动。
    而陈文强的任务很重,别看他象游山玩水一般,却在布置着进军主要路线——粤汉铁路通畅的工作。沿途的铁路巡警、武装警察,再加上铁路公司的调度人员,以及要调用的机车、车厢,都需要周密安排的。
    除了人员布置,军工生产也全部转入满负荷生产,钱如流水般花出去,换来的则是枪枝弹药的充足。
    当陈文强再次回到广州的时候,已经是一九零八年的十一月,离半年之期只剩下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国内的形势正在起着急剧的变化,宪政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请愿,希望清廷将原定九年的预备立宪期缩短,未到期以前,设“大政咨询”,并召开“临时国会”。同时,又请求“从速建设责任内阁”,特别说明责任内阁代皇帝承担内政、外交责任,可使君权“安于泰山”。
    但清廷无疑使宪政派失望了,清廷虽保证“宪政必立,议院必开,所慎筹者,缓急先后之序耳”,但还是以“国家幅员辽阔,国民智识不一,邃开议院,反致纷扰不安”为借口,拒绝了代表们的请愿要求。
    对于这个结果,各省请愿代表们并不感到吃惊---如果请愿一次就能成功,那就不叫中国的朝廷了。于是,他们再次发动请愿,并扩大请愿代表的范围,广泛征集请愿签名,以壮声势。
    一九零八年九月五日,各省代表们再度进京,发动第二次请愿。这次请愿代表除了各省谘议局议院外,还包括了各省商会、学会及华侨代表等。而且,令人鼓舞的是,这次请愿还征集到三十万人的签名,其规模远远超过第一次。
    进京请愿代表首先来到都察院,呈递了十份请愿书。虽然十份请愿书各有侧重不同,到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速开国会才是弭乱救亡之策”。请愿代表们还警告说,如果不速开国会,“汉唐元明末造之祸,必将复见于今日”,与其等“大难已作同遭玉石俱焚之惨,何不及今力持大体,俯顺民情,速开国会,以弭乱于无形乎?”
    但宪政派有些言辞激烈的威胁遭到了口气更加严厉的上谕斥责,“惟兹事体大,宜有秩序,宣谕甚明,毋得再渎请。”
    显然,慈禧这个女人不准备轻易服软。她当然有她的顾虑,万一这先例一开,以后老百姓都群起效尤,朝廷的威严何在?岂不是留下极大的麻烦。
    但慈禧也感到了震惊和忧虑,当她看到请求立宪的签名者已经有三十万之多时,也忍不住面色阴郁、久久无言。
    “设不得请,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立宪派对于再次碰壁,也有思想准备,但却绝不善罢干休。“务必再作第三次请愿之举,矢以百折不挠之心,持以万夫莫拔之力,三续,四续,乃至十续,或可有望成功。”参加请愿的人数急剧增加,规模扩大,不少省份出现游行请愿行动。
    十月十六日,留日学生千余人在东京锦辉馆举行集会,声援请愿代表团,并表示要积极参加第三次国民大请愿。随后,南洋、美洲和日本等地的华侨也纷纷致电支持请愿活动,并相继派出代表到北京以示支持。同时,各大报纸、杂志也大造舆论,大力鼓吹速开国会的好处。一时间,“请愿召开国会”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全国各地也都形成了一股请愿速开国会的热潮。
    与前两次请愿不同的是,立宪派这次广泛发动了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签名和游行活动。
    十月五日,直隶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在全国学界请愿会会长温世霖等人率领下,列队前往直隶总督署请愿,迫使直隶总督允为代奏;十日后,河南各界人士三千多人在开封游梁祠举行请愿签名活动,随后列队到河南巡抚衙门请愿,巡抚宝棻亲自出来接见并答应代奏朝廷;十月二十三日,山西太原民众一千多人集会,签名支持请愿活动,并前往巡抚衙门请愿;同日,山西谘议局和国会请愿同志会组织召开了上万人的请愿大会,当场签名的就有五千多人,随后列队游行到巡抚衙门请愿。
    十月三十日,福建各界人士五千多人游行到总督衙门请愿,闽浙总督松寿接受了请愿书;同日,四川国会请愿同志会召开请愿大会,到会者六千多人,并在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的率领下,大家列队前往总督衙门请愿,总督赵尔巽答应代为转奏。在各省请愿同志会的组织下,其它各省如湖北、湖南、江西、贵州等地的签名请愿活动都在如火如荼的开展中。特别是东北三省,请愿活动开展尤为热烈,当时奉天各地集会人数均在万人以上,签名者数十万。
    但是,清廷已不愿意再行更改,随后下令遣散请愿代表,并强行将东三省代表押解回籍,还将直隶代表温世霖找了个借口发配新疆充军,以杀鸡儆猴。
    在陈文强看来,清廷的拒绝正合他的心意。同时,这场请愿运动不管成败,那些雪片般的请愿书,蜂拥至京的请愿代表,数百万的民众签名,还有那些割臂、割股写血书的壮举,这一切的一切,都表明了这个古老帝国的民众正在用全部的热情和心血致力于促进一种大变革的发生。
    而且,随着请愿运动的持续和深入,越来越多的地方实力派开始表态支持。特别是汉人督抚,从袁世凯、张之洞身上已经看到了清廷借预备立宪为名,以剥夺汉族督抚权力为急务,也就拿起君主立宪这张王牌,希望通过责任内阁与亲贵抗衡,防止中央权力过分膨胀,也隐含有联合起来与中央抗衡的意味。
    有因就有果,清廷之所以能被推翻,实在是因为历史旧债太多,施政失当,可以说是自作自受。
    但就在陈文强继续筹措,开始了倒计时的紧张工作后,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大变革立时便如同添加了催化剂的化学反应,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改变着国内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