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自己放弃了。如果一年前我提出和时雨在一起，你，你连一点机会都不会有。但我当时什么也没做，我害他不开心……”Bolya叹着气，仰卧到野餐垫子上，午后的阳光照在他黝黑的肌肤上，像上好的漆器泛着光，“然后你来了，你成功证明了自己能做出改变，所以他选择了再一次给你机会。我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我这时跟时雨说，我爱你，只会让他陷入焦虑。”
    “你这样不行的，你得更积极一点。”季鸣则到底做了好些年小季总，他总忍不住当领导。
    Bolya摇摇头，“他如今很开心，我看得出来，这就很好。”
    他们安静了一会儿，午后的阳光晒得人有些想睡觉。“总而言之，你要对他好一点，更好一点。不要让他踢球踢得太久，冬天他需要穿多一些，他写不出论文时不要烦他，记得提醒他不要随便撕报纸卷烟……嗨，你大概也都知道。季先生，你记住，在巴黎，他有的是朋友。你应该不会想再被打一次吧？”Bolya说着说着，自己都笑了起来。他心想，其实并不用担心，孟时雨已经占领过工厂。这种事，只要做过一次，人这辈子都不会再甘心被欺负。
    季鸣则也忍不住笑了，他想到一句话，不打不相识，但他不知道怎么翻译。索性就讲：“你是个好人。祝你早日找到爱人。”
    “你们说什么呢？”孟时雨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他三步两跳地蹿了回到草地上，见季鸣则和Bolya都不答，便转过头去，“Elsa，他们说什么呢？”
    Elsa正给布列塔尼阿姨手舞足蹈地介绍一本融合了革命、天主教和lgbt元素的漫画书，两个人全程哦啦啦地大呼小叫，自然什么都没听见。她见孟时雨问，便随口回答：“在这个季节，除了爱情，还能聊什么？”
    孟时雨滚倒在草坪上，粘了一身草叶，连头发上都是蒲公英的绒毛，他趴在Bolya和季鸣则中间，用手撑着下巴，“爱情？我们必须以流血的代价换取爱情的权利。”他学着舞台演员的腔调背诵着萨特的台词，然后轻快地放松了喉咙，“算了吧，朋友们，你们难道宁愿坐着讲话，都不想踢足球吗？我刚刚在电影资料馆那边看到有人在玩，要不要一起？”他弯弯眼睛，向左看Bolya，又向右看了看季鸣则，“嗯？”
    年轻人向季鸣则伸出了手。
    木兰花和丁香花的味道随着河风飘荡在空中，葳蕤在春天里的还有一阵国际歌的旋律，巴黎的周末永远有人在街上游行，这世界上叫人非得反抗不可的事情实在太多。
    季鸣则回握住伸向他的那只手。
    但今天下午，我们不反抗爱情。
    OCLCIFF：L039;Office central de lutte contre la corruption et les infractions financieres et fiscales，反腐办公室。【太长了不想翻译。。。本章内容全部瞎编并没有映射任何中国公司谢谢。
    但确实有一些真实的法国政坛腐败案件的元素。
    第26章 番外
    过去有句话，叫北京学艺，天津唱红，上海赚银。现在人听了只会觉得奇怪，娱乐明星关天津什么事呢？整个二十世纪，世界都像被什么东西在后面追着跑一样，丢盔卸甲，三天两头地改换面孔，往往一个不留神，熟悉的一切便随风沙化，消散。就好比文坛吧，从前想走红，不去巴黎是不行的，流动的盛宴，文学艺术的天国。如今呢，从报名创意写作班开始，纽约大小文学出版事务所，竭诚为您服务。
    去巴黎便成了一种计划外的小事体，一种添头。
    不幸的是，偏偏就有这样一个意外叫我非在夏天来到巴黎不可（多么沮丧，远离乡下和海滨，远离年轻的身体）：某个我叫不出名字的大学搞了个学术会议，讨论文学中的社会主义。天地良心，我，一位光荣的美利坚绿卡持有者，一位磕磕绊绊拿英语语写作的旅美小说家，不幸名列受邀嘉宾的表格。我真不知道这些教授为什么要浪费纳税人的钱来我书里寻找社会主义，这和在北京寻找煎饼果子也没有分别。
    可是他们给了我优厚的旅费。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就是为什么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哈欠连天。七月，美好的七月，亚得里亚海滨大概满是赤裸着上身的黑头发美人吧，而德国的山林里，金发蓝眼的高大男子可能正在露营？我已经不想去听台上的人说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在夏天也要去度假，我们去北戴河。
    可算挨到了中场休息，我赶紧跑到茶水间寻找救命的黑色的液体。长桌子边上早就站满了人，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我想起过去如果电视上有人说外语，我们会讲，哈哈哈，鸟语。
    一片叫人头疼的鸟语烟香里，忽然，我捕捉到了一段熟悉的频率。
    “那个美国教授一张嘴，全是胡说，欻欻欻欻，崩得我脑门子疼。”
    “我说你怎么一直在椅子上奋蹴。”
    “他说的嘛玩意儿啊，真叫人不耐听。走，我带你去参观学校……”
    我的脚简直不听我使唤，循着声音就走了过去，“您二位，听口音是天津人？”
    正全情投入地编排美国佬的两人吓了一跳，他们转过身来，原来是俩小年轻。其中一位看起来根本还是个孩子，圆眼睛，翘鼻子，眼尾还有颗红色的小痣，他穿了件白底儿的文化衫，上面写着“轧你嘴”，颇有些不着调的劲头；另一位眉眼更精致些，大热天还穿了白衬衣，下摆规规矩矩掐在裤腰里，胸前挂著名牌，竟也是参会人员。
    “您是……？”轧你嘴问道。
    我从裤子口袋里也把名牌掏出来，自我介绍了一番。他们两个人都没读过我的小说，这更好，我想，我们便热络地聊了起来。
    于是我得知，参会的人叫陈献云，是社会学系的学生，这次投的文章有关十七年时期的工人写作；至于孟时雨——就是那个“轧你嘴”，他本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暑假要留在这边忙一个项目，暂时回不了国。
    “我们什么关系？”孟时雨嘻嘻哈哈地只是笑，大模大样揽着陈献云的肩膀，“陈博士，你和我什么关系呢？”
    陈献云回答：“普普通通，乡里乡亲吧。”
    “上巴黎讨生活呢，老乡。”孟时雨说着又开始乐。
    陈献云一脸无奈，“你还没完没了，”他回头对我说，“其实我们是同学，在X中读了六年，一直都在一个班，后来大学又都去了北京。您别介意，他啊，就是这样，没正形。”
    他们的熟稔隐隐有些排斥外人，却并不是互相占有，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