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副书记的面骂了句：“这个王八犊子，不仅骨头软，还能干出这落井下石的勾当。”
    杜建国听了杨怀新的话立刻感到这里面的事还没有完。于是他就详装心不在焉地随口问杨怀新了一句：“什么叫落井下石？”杨怀新一想，既然大势已去，为了自保索性就把有关王金山的丑事全部抖落出来。他告诉杜副书记，那半袋黄豆还是王金山送给他的，让他事成之后一定兑现承诺。同时，他还把王金山用公家的粮食做交易和村里的十几个妇女保持不正当关系的事全部告诉了杜建国和工作组。
    杜建国听了杨怀新的举报感到非常震惊，原来最大的一条鱼竟然是王金山。为了不打草惊蛇，工作组根据杨怀新提供的线索，暗地里和有关证人进行了调查取证，同时做好了笔录并签字画押。经过最后核实，王金山当场院看护员以来，一共私自动用公家的粮食达五千余斤。按当时的价格计算，王金山贪污将近一千多元。
    整个事件最终全部水落石出，蔺书记马上向上级纪检部门做了汇报。在批捕王金山的当天，蔺书记亲自来到龙胜村主持公审大会。王金山因为贪污罪和生活腐化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立即服刑。杨怀新因为举报有功，虽然免于定罪，但依据□□员纪律条例被开除了党籍，同时免去了队长代理之职，永不任用。司法助理王克因为徇私舞弊被调离岗位，职务降一级使用。至于那些和王金山有染的妇女，因为她们积极配合调查，又把贪污的粮食及时上缴，都被免于处罚，不予追究。
    当判决书在现场宣读完的那一刻，徐舒兰嚎啕大哭，积闷在她心中已久的愤怒、委屈、伤心此刻倾泻而出。蔺书记来到她的面前，紧紧地握住了她的双手说道：“你受委屈了，你用你的勇气和胆识终于证明了你的清白。我非常佩服你，同时也非常很感谢你。因为你的坚持，我们才发现和惩治了像王金山这样的罪人。”
    因为这场官司的胜利，徐舒兰在当地成了“名人”，在当时红了很长一段时间。第二天，大队书记马玉林找到了文玉良想让他继续担任队长，但是被徐舒兰没有任何余地地否决了。就是因为丈夫当这个队长才险些让她遭受不白之冤。
    自从文母徐舒兰经历过那次自杀事件之后，文玉良虽然不再对她实施家暴了，但由于性格原因，吵架便成了他们之间的家常便饭。文玉良有些木纳，不爱出头办事。文母相对来说见多识广，有些事情比老文要看得远些，因此两个人时常产生分歧，这恐怕就是他们经常吵架的原因吧。
    老文很喜欢大儿子文学。文学平时也爱粘着父亲。文学从一周岁开始晚上就和老文一起睡，文母怎么叫他，他都不去妈妈那里睡。一直到当兵，文学才和父亲分开睡。文翰的性格和大哥文学恰恰相反，他对父亲好像天生就有些敌意，小时候从不让他亲近。这可能是父亲总和母亲吵架的原因吧。有时，老文主动抱抱他，亲亲他，文翰气得哇哇大哭，一连几天不理睬父亲。尤其是老文叫他“老儿子”的时候，他更是从心眼里感到不舒服。这种情行一直持续到文翰上了初中以后，他对父亲的态度才有所好转。
    老文虽然脾气有些暴躁，但对文翰的奶奶却非常孝顺。即使不在一起居住，每年过春节时，老文都会带着文学和文翰去给奶奶磕头拜年，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文翰的奶奶去世。
    第十九章
    文翰从小和母亲很亲近，也非常孝顺。文母的身体一直不好，总爱生病。有一次，文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看到地上有几块饼干，可能是别人不小心散落下来的。文翰看看前后人没有来找，他就捡了起来，一块也没舍得吃，全部装进了书包。然后就跑回了家。他知道母亲病了还在炕上躺着呢。当他把饼干送给母亲时，文母坐起身来好奇地问他，饼干是从哪里得到的。因为文母知道文翰兜里没有钱，家里也没有钱给他零花。所以，她最担心的就是怕文翰小小的年纪学会偷东西。当文翰告诉她，这些饼干是他在路上捡到的。文母的眼里已经能够蓄满了高兴的泪水，她抚摸着文翰的头说道：“还是我老儿子孝顺。”文翰听了母亲的夸奖，得意极了。不知为何，第二天文母的病就好了，也许是文翰的举动让文母看到未来生活的希望。
    文翰上初中时，家里的经济条件就不怎么好。尤其是上了高中以后，他更是感觉家里事事不顺。父亲文玉良倒是很有经济头脑。土地刚承包那会儿，他就开起了豆腐坊。老文的想法是一边做豆腐一边养猪，本来是件很赚钱的生意，但事与愿违。豆腐坊开了不到半年，因为没钱买煤，等把家里的烧材都用完的时候，豆腐坊也就开不下去了。买来的六七头仔猪刚刚长到五六十斤，由于没了豆腐渣做饲料，家里又没有其它可代替的饲料，这些猪仔只好贱卖处理了。最后一算账，不但没有赚到钱还赔了不少钱。种地需要畜力，老文在马市上花了700元钱买了一匹马回来，结果没到一周就死了。原来这匹马得了传染病，卖的时候被人注射了吗啡，他没有看出来，最后被骗得血本无归。
    文学和文翰相继上了高中，家里的经济开销陡然变得严峻起来。为了让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