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阶段

    对于这四条线索以及四条线索之间是怎样在实践基础上发生互动的我也没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在这里我们只能按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探索过程简单梳理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阶段。

    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这可以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史。

    党和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很多独创性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奠基阶段。

    一是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撰写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在有关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才能写好？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没有写好，没有写好的一个客观原因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太短了，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和矛盾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一本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社会主义这样一个社会有机体还没有发育成熟，至少还没有成熟到像资本主义发展到英国资本主义那样一种成熟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写出一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是困难的。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因为这个观点本身蕴含着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如果把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看成一个社会有机体的话——有人把这种观点叫作生物学隐喻——就是认为作为有机体的社会，像一个生物体一样，有一个发生、发育、成长、成熟、衰落的过程。如果这个社会有机体发育不成熟，人们就不能对这个社会有机体有完整的正确的认识。马克思写《资本论》是以英国为研究对象的，因为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成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典型代表，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一个发育成熟的社会有机体。社会有机体的理论和方法是马克思用来研究经济学的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思考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哲学方法论。作为唯物辩证法的社会有机体蕴含着三个维度，第一，它是唯物的，承认社会的客观存在。第二，它是辩证的，认为社会是整体的而且是动态变化的。第三，它是历史的，认为社会是一个过程。作为方法的社会有机体具有丰富的方法论内涵，矛盾性、整体性、过程性都是其内在方法。矛盾性和整体性是辩证统一的，过去我们在讲矛盾性时有一种倾向，就是在强调一个社会有机体的矛盾性的时候，往往忘记了它的整体性，离开了社会有机体的整体性来谈矛盾性，而整体性恰恰是社会有机体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矛盾是整体中的矛盾，没有离开整体的矛盾。矛盾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方法，矛盾分析也是毛泽东十分看重的哲学方法，不从矛盾分析方法入手就很难看清事物的性质和本质。重视矛盾方法是正确的，在实践中也是有效的。但是，在社会领域的研究中，离开整体性的矛盾分析往往会走向片面。回到我们的论题上来，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已经有60多年的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近70年，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也已经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写出一部比较成熟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具备客观条件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有了历史的必然性。

    二是毛泽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具有狭窄性，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应该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否则就说不清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明显突破了斯大林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生产关系的局限性。我们过去的教科书都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关系，又把生产关系归结为三个方面：所有制、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关系。这些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毛泽东说那样不行，起码要有“两个联系”，把生产关系改成“主要是生产关系”。他在解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要有所拓展的时候，又提醒大家要注意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把研究对象泛化。他说要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不是说要把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不能把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否则就成了自然科学，就成了技术科学，就成了工艺学了。对上层建筑的研究也不能太发展了，否则就成为阶级斗争论了，就成了国家论了。毛泽东是说要掌握一个度。

    三是毛泽东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线问题。如果深入思考并探讨毛泽东这些论述的思维密码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界定的方法论基础还是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三个方面的相互关系正好组成了社会有机体的一个横断面，生产关系是这个横断面的核心，生产力是基础，上层建筑是顶层。研究核心问题，当然离不开基础和顶层，但是又不能归结为基础和顶层。在这里，毛泽东在方法论层面上把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融为一体，看成一个社会有机体了。毛泽东在总体上是把中国社会看成社会有机体的，这体现了他方法论上的整体性原则，但是他又是十分看重这个有机体的内在动力的，他认为这个内在动力就是社会有机体的矛盾性。毛泽东突破斯大林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就是承认中国社会主义这个社会有机体是存在矛盾的。这是毛泽东创立社会主义矛盾论的方法论前提。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针对政治经济学研究问题，他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纲的问题，这个纲实际上就是研究的主线。这个主线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主张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的经济问题。这更是对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突破，因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承认社会主义有矛盾的，毛泽东不仅承认了有矛盾，而且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问题。毛泽东系统论述社会基本矛盾问题是在1957年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在有关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社会基本矛盾就转化成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纲或者主线。为什么说是转化呢？因为毛泽东在这里并不是说基本矛盾是主线，而是把基本矛盾中的两对矛盾中对立双方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作为主线。他把平衡与不平衡的相互转化看成规律，而且把它叫作波浪式发展规律。实际上平衡与不平衡这个问题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哲学界就有很深入的研究。四川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贡献。四川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的创始人杨超是中共四川省委原书记，他在延安时期就是毛泽东组织的哲学学习小组的成员。从省委书记岗位退下来后，他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研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还在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创办了一份杂志——《毛泽东思想研究》。他组织了一批学者研究毛泽东哲学，特别是研究毛泽东的波浪式发展规律理论，从哲学的高度对平衡不平衡规律进行深入研究，认为事物都是在平衡与不平衡这样一个波浪式前进过程中发展的。他们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大家如果要深入研究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纲的问题，可以参考四川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成果。

    四是毛泽东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毛泽东认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之所以写得不好，除了社会主义建设时间比较短这种客观原因之外，从主观上讲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教科书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那么多人合写，写作的水平和风格都不一样，写不出好的著作，最好的写作办法是以一个人为主找几个助手帮助；其二是没有哲学头脑写不出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谈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很大的毛病是形而上学，不懂辩证法。他说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政治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非常重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历史分析原则和从经济事实出发的原则。在“5·17讲话”中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思路，是对毛泽东的这一方法论原则的继承和发展。这个总体思路是：“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理解习近平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总思路时我们还可以回顾毛泽东在延安时的一段话，毛泽东的这段话讲的是如何研究党史，但对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有指导意义。这个思路的本质是号召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以中国为中心”，要“以中国为立场”。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针对当时我们党在认识论上的教条主义取向，以研究中共党史为例提出了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他说：“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 ‘古今中外法’……所谓 ‘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 ‘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70多年过去了，用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来观照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状况，从方法论的层面来说，不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吗？毛泽东把这种方法叫作“古今中外法”。他讲的是怎样研究党史，实质上讲的就是怎样做学问的问题。他解释说，古就是过去，今就是今天，中就是中国，外就是外国，而且他说相对于延安来讲，其他地方就是外，相对于你自己来讲，其他人就是外。也就是说，不管你研究什么问题，不管你研究的是中国还是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首先是有立场的。我们在基层工作的时候，把立场叫作“屁股决定脑袋”，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屁股要坐在中国身上”。在“5·17讲话”中习近平又一次指出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问题，他说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有立场的，号召大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做学问，为人民做学问。所以他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我们做学问是为人民做学问。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真正的破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过程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各方面得以深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中使各方面得以拓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为什么说邓小平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破题呢？这里有三个理由：一是邓小平突破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也有个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明确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在工作中确定了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的思路，到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具体化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成为历史的重大转折点，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成为转折的标志。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首次完整系统的表达，从思想层面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也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这个理论突破为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定下了理论基调，为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的理论突破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正式形成。二是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无论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现代经济学理论，都认为是两个水火不容的东西，在它们看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不可能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没有先例可循。确立这样的理论基调必须找到确切的根据。邓小平找到了根据，那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中国的基本国情。“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当然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不是南方谈话首次提出的，据学者考证，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就初步提出了类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1981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首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6年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又提到“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并将其作为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提出提供了最根本的实践根据，反映这个实践根据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理论根基。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系统地阐明了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个谈话中重申了党的十三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基地位，这在逻辑上是圆满自洽的，在事实上也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三是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正是因为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才能够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也就是说，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奠定在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上的，没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就无法理解他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来理解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社会主义本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本质，而是特指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是特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本质，所以不能将其泛化成一般意义或者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本质。不要说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本质，就是在中国，一旦进入了社会主义的中级阶段、高级阶段，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也要重新界定。列宁曾经讲过事物的本质也是要分层次的，会有一级本质、二级本质、三级本质，等等。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邓小平探索的基础上从各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深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也就是把邓小平在思想层面上的理论转换成了体制机制层面的实践。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我就不多讲了。要对这个问题有更多的了解，特别是想知道这个决策过程的同志，可以看这样一本小册子——《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回顾》，这本小册子收录了江泽民的三篇文章和六篇当事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过程的回顾文章。2012年出版的时候，江泽民还专门为这本书的出版题词：“解放思想，集思广益，温故知新，谋划未来”。二是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以后，我们党对所有制问题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了，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党的十五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及“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论断，彻底突破了“主体—补充”思维模式，确立了“主体—共同发展”思维模式，从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三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分配制度。党的十三大在所有制结构上提出了“主体—补充”论，在分配制度上也相应形成了“主体—补充”论，即“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 “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党的十五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分配制度上相应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分配制度。四是提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思想，并推进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实践进程。党的十五大突破了公有制仅有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存在形式的传统观点，认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社会主义也可以运用股份制，“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认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而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观界定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效果不断显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是明确了“科学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线。二是从哲学层面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基础的基本观点。三是科学发展观具有鲜明的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求资源支持的思想倾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吸收中华文化的精华，也就是习近平所强调的“中国智慧”。科学发展观从中华文化中寻求智慧资源。中华文化基因是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四是引入了经济思考的社会视角，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和谐社会建设突破了单纯着眼于“人”与“物”关系，开始着眼于“人”与“人”的关系。2005年3月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首次使用了“生态文明”概念，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首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任务。2007年12月胡锦涛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提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大拓展，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基于生态文明视角，可以看出，经济发展不是单向度地张扬人的生产能力，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的机遇和风险前所未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阶段。为什么说是最新发展阶段呢？

    一是明确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开始成为一门植根中国实践、凝聚中国智慧的系统科学理论。2014年7月在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习近平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2015年11月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从“政治经济学”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一次比一次明确和具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认识越来越深化，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达到了全新的高度。

    二是从历史逻辑的高度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习近平的重要论述科学地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历史源流和发展方向，是构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遵循。

    三是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习近平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需要坚持六个重大原则：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第二，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的发展理念，不断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第三，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是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制度保证。第四，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第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第六，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同时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四是从理论逻辑的高度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论述，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凝聚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线索和结构体系。第一，坚持人民立场，构建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学，这是马克思主义生产观点、阶级观点和群众观点的科学运用和生动体现。第二，研究对象是中国生产关系变革和经济发展，任务是揭示三大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应遵循的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第三，理论基石或者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离开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其他一切论断都失去了根基，失去了理论解释力。第四，两大主体理论是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线是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第五，理论逻辑终点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