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内阁正式改组，张志潭代表直系，王乃斌代表奉系，在靳内阁分别接掌内务及农商。旧交通系复起，周自齐、叶恭绰联翩入阁，一掌财政，一接交通。外交总长顾惠庆接任，到部第一件公事是行文使节团，要求交出“安福十祸首”。

    使节团召集会议，决定各自答复。各国公使都照会外交部，说并未收留徐树铮等人，唯独日本公使馆不复。于是外交部直接照会小幡，询问曾否收留“祸首”？

    小幡复照承认有其事，说是依照国际通例，予以政治庇护，随后又进一步声明，无论徐树铮受何种刑事罪名之控诉，日本公使馆都将拒绝引渡。

    外交途径走不通了，靳云鹏决定抄“十祸首”的家。但除了日用器物以外，一无所获。靳云鹏一不做，二不休，将警察总监段鸿寿找了来，秘密交代了一番。段鸿寿又找部下秘密商量，设下一条毒计。

    在日本兵营做客的“祸首”，伙食自理，中午、晚上都是由馆子里送饭来，早晨由日本兵到前门一家小铺买烧饼果子，充作点心。这天是梁鸿志先吃，一咬烧饼，舌头发麻，赶紧吐出来漱了口；再检查烧饼，里面有白色结晶物，找军医来检验，确定是砒霜。

    于是买烧饼的日本兵，赶到前门一看，那家小铺已经关门大吉。

    果然出花样了，证明段芝贵的警告，确有先见之明。经此刺激，大家都大骂靳云鹏，唯有徐树铮暗中下了决心，非离开使馆区不可。

    于是徐树铮去找建川，坦率提出要求，请建川助他脱险。他已经想好一条夹带的计策，只等建川同意，便即提出。如果不同意，这条计策，还可保留。

    哪知建川的回答，既非同意，亦非拒绝，只说：“最近奉到司令官的命令，军人行动要格外谨慎，所以这件事最好跟公使谈一谈。”

    原来此时日本是号称“平民宰相”的原敬登场，除陆、海、外三相外，其余都是政党出身，为日本自大正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政党内阁。原敬的手腕很高明，利用民众的“过激思想”来对付军部，颇为见效。除了“台湾总督”改由文官出任外，并打算撤销参谋本部。陆军的气焰，大非昔比。所以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南次郎少将，特别告诫部下谨慎。

    “只要征得公使的同意，司令官那面我来想办法。”

    基本是赞助与鼓励的。徐树铮便去见小幡，一改对建川有所保留的态度，首先提到康有为在复辟时，由美国公使伴同，由北京抵天津，转乘外国轮船，抵达上海，他要求小幡亦能特别予以这样的援助。

    “如果可行，我乐于相助。只是在我们答复贵国外交部的照会中已声明两点：第一，你们不得干预一切政治；第二，断绝外面交通。如果我公然陪你到天津，是很明显地违反了自己的诺言。贵国外交部提出交涉，我们很难解释。”

    “这样说，我是绝不能离开贵使馆的了。”

    “如果你自己有办法脱离，我们可以装作不知道。”

    这是暗示，只要不动用日本官方的力量，日本公使馆不会加以干涉。徐树铮心想，日本官方的路子走不通，不妨找日本的居留民。

    于是想到一个朋友，此人叫加藤定吉，是日本宪政会的代议士，但在中国经商，在东交民巷开了一家专营杂货的加藤洋行。当即向建川要求，希望能跟加藤作一次会晤。

    就在这一次会晤中，商定了办法。当然，建川的同意是必要的。

    “要瞒过城门密探的耳目是绝不可能的，这个办法虽笨，倒值得一试。”建川在听取了徐树铮的计划以后说，“不过，必须先请示司令官。”

    建川要求北京守备队长镰田中佐，亲自到天津向南次郎报告。南次郎表示，如果出事，司令部决不承认事先知道计划，一切责任要镰田担负。因为他是“北京守备队”，有不使日本在北京的机关及侨民发生任何意外的全责。

    正当镰田踌躇不定之际，驻屯军司令官的会计部门主管，名叫小野寺的“主计正”，悄然来访。他说他是奉了南次郎的密令，特来相助。但有个条件，如果行藏败露，需要镰田出面，一肩担承，与司令部毫不相干。

    这就很明白了，如果这件事做成功，南次郎会记他一功。这个险是值得冒的，镰田一口答应，又问小野寺如何相助。

    “这要看你。”小野寺答说，“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要人。”镰田用征询的语气说，“能不能请你带一件行李？”

    “是怎么样的行李？”

    “一只柳条筐。”

    小野寺想了一下，毅然同意：“可以。”

    于是镰田关照加藤定吉备一只特大号的柳条筐，这是日本特有的行李箱，可分可合，分开来是两个长方形的筐筐，一个尺寸稍大，但筐边稍低，合在另一个筐上，用带子捆紧，即成了一具箱子——这是精于昆腔的徐树铮，从“打棍出箱”这出戏上得来的灵感。他藏身其中，由两名日本兵挑着，跟着挂了指挥刀的小野寺，由东交民巷出前门。

    前门由段鸿寿派了密探，分班守候稽查。不管车辆行李，觉得可疑，即须打开来看。对于日本军人的行李，虽不敢强制检查，却不妨问一问。

    “请问，”有个会说日本话的密探，问小野寺，“这里面是什么？”

    小野寺答话之前，先取一张名片递了过去，上面印着三行字：第一行是“大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第二行是“主计正”；第三行是“陆军中佐小野寺一男”。

    “啊，啊！中佐。”密探问道，“是回天津？”

    “是的。”小野寺指着柳条筐说，“我到正金银行来领一笔现金。”

    “是‘老头票’？”

    “不光是钞票，还有金条。”小野寺说，“你问得很详细，是不是还要看一看？”

    这名密探不敢做主，“巧到麦斗！”说了这句请等一等的日本话，用中国话跟他的首脑商议。

    “既然他愿意让咱们检查，不查白不查。查！”

    那密探便转脸说道：“如果中佐不介意，想请你打开来看一看。”

    “好！”小野寺转身望着天安门的方向，“风很大。卫兵所在哪里？”

    “喏！”密探指着城门洞说，“那儿就是。”

    “我们到那里去开箱子，免得西北风把钞票吹跑了，发生责任问题。”

    密探觉得他这话似乎有弦外之音，当即译述给他的首脑听，并且加上自己的意见：“倘或他说检查以后，少了多少钱，要咱们赔，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对！‘矮子肚里疙瘩多’，这小子，‘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咱们不上他的当，叫他走吧！别查了。”

    “不查了。”密探手向城外一伸，“请吧！”

    于是小野寺大模大样地出了前门，直奔车站。时间是扣准了的，将柳条筐抬上火车，旋即开行，直抵天津，由老龙头车站转往大沽口，上了日本轮船“花笑丸”，在船长室将柳条筐打开，徐树铮面无人色，双腿由于长时间蜷缩的缘故，已僵硬得无法动弹，按摩了好一阵，方能起立。

    第二天“花笑丸”提前出港，南次郎方始打了个电报给镰田：“行李已安抵天津。小幡公使前保守秘密。”

    镰田不理南次郎的叮嘱，谒见小幡，率直陈明经过。事已如此，小幡只好急电东京，请求指示处置方针，复电是应该照会中国政府。

    于是小幡亲自拟了一个照会，译文是：

    “为照会事：收容于本馆护卫队兵营之徐树铮氏，近来再三请求本公使，停止其保护，拟退出本公使馆，曾经本公使切促其反省。兹据护卫队长报告称：该氏于十一月十四日之晚，尚确在兵营内，而十五日早晨，即不见其形迹。自系在十四日夜至十五日晨之间，单身逃出该所无疑等语。本公使当日收容该氏，系基于国际之道义，并无他意。当日曾将收容该氏之事实，照会贵国政府在案。兹复将该氏逃出本馆之事实，照请贵国政府查照。须至照会者。”

    外交部据情转报，靳云鹏便下令大索。徐树铮的至亲好友，都受到骚扰，始终不能发现徐树铮的踪迹。卫戍司令王怀庆，只得自请处分。接着贴出布告，将捉拿徐树铮的赏格，由大洋五万元，提高至十万元。同时，外交部向日本公使馆提出一件照会。

    这当然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至于缉拿祸首，提高赏格，只博得了徐树铮在“花笑丸”中的一首七律：

    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

    闭门大索宣严令，侧帽清游放醉吟。

    白日歌沉燕市筑，沧波梦引海舟琴。

    云天不尽缠绵意，敢负平生报国心。

    虽为逋客，壮志犹存。徐树铮南下，为作卷土重来之计，因为东南的局势，有了一番变化，在他看来是有机可乘。

    变化是由于江苏督军李纯的“自杀”。这个消息，震惊了北京。双十节那天，李纯大宴南京绅商各界，尽醉极欢，隔了两天，忽然自杀了！这不显得太过离奇？因此，靳云鹏特派他的亲信，就是财政部次长潘复，专程南下，调查内幕——果然有极深的内幕。

    李纯字秀山，天津人，出身北洋武备学堂，由小站淮军营官，当到新军第六镇协统，是吴禄贞的副手。吴禄贞被刺，李纯“扶正”。入民国后，镇改为师，李纯便是第六师师长。民国二年癸丑，由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凯违法进行五国大借款而爆发了“二次革命”。袁世凯派冯国璋、李纯领兵南下“平乱”。从此，李纯在北洋中归入冯国璋的系统，为“长江三督”的翘楚。

    到得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不得不辞江苏督军，李纯便由江西调江苏，成为东南重镇。冯国璋一死，他隐然成为冯系的领导者，与曹锟有分庭抗礼之势。直皖战争他是反段的，所以皖系失败，“安福”解散，论功行赏，李纯也升了官，接替倪嗣冲而为长江巡阅使，紧接着改称为苏皖赣巡阅使，职权与清朝的两江总督相仿。

    其时安福垮台，王揖唐所充任的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亦为徐世昌明令免除。冯系一向与西南接近，所以北方总代表改派李纯担任，事业如日中天，方当盛时，何以突然自杀？启人疑窦者在此。

    各方传言，说李纯之死，与他的部下齐燮元有关，此人籍隶天津附近宁河县，与李纯算是小同乡。他本来是第六师第十二旅旅长，一向为李纯所倚重，及至升了第六师师长，关系更加密切，公认为李纯的心腹大将。

    但也有人说，齐燮元工于心计，早有取李纯而代之的异心。李纯死后，秘不发丧，齐燮元布置了一天，才于十月十二日宣布“巡师祈望和平统一，自杀以促国人觉悟”，同时公布了李纯的遗书，表示“痛心国事”。而这封遗书，传说出于伪造。李纯有个同乡，仿他的书法，可以乱真，为齐燮元罗致在幕，李纯的遗书，即出于此人的手笔。

    至于齐燮元被怀疑的主要原因是，李纯保荐齐燮元，以江宁镇守使代理江苏督军，“恳请中央特简实授”，并非生前的安排，仅是遗书中的表示。有人认为这是仿照当年李鸿章保荐袁世凯的故事。李鸿章为俄国人所凌逼，病殁北京贤良寺，遗书中保荐袁世凯，说“环顾海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这实在不是李鸿章的本意，而是他的部属如袁世凯的亲家周馥等人，在代草遗书时加上去的。同样，保荐齐燮元，亦非李纯的本意。若有此意，为何生前并无表示？

    当潘复未奉派到南京调查以前，京沪各大报的记者，纷纷出动采访，所记“官方人士”的说法，亦顾有道理，若说“国事日非，遂萌厌世之念”，那是将北洋军阀的人品，捧得太高了，连他们自己都不会有一个相信。不过，李纯好名是事实。而在江苏，声誉大损，这是促成他自杀的一大动机。他在江西除了喜欢荐用亲戚同乡以外，对民政绝少干预。直皖战起，一改常态，不待北京政府命令，擅调一贪污有据的俞某为财政厅厅长，又保荐王克敏为省长，大为江苏士绅所反对。北京为了顾及民意，收回成命，改任王瑚为江苏省省长。至于财政厅厅长，李纯不肯让步，他坦率表示，财政为军事命脉，必须是他信任的人，才能确实控制饷源。这也是实话，北京政府便准他另行保荐。

    这回保荐的是他在江西所收的干儿子，姓文名龢，据说是文廷式一家。文龢随义父到了江苏，当的都是肥缺，先主烟酒公卖；后调两淮盐运使，名声当然不会太好，所以江苏士绅反对如故。省议员中有人提倡“苏人治苏”，所见太狭，不足重视。江苏省教育会、上海县商会等等人民团体的一通联合通电：“徒以军民有分治之名，无分治之实。军费日渐增加，民政无由发展，倘财政再入军署私人掌握，苏民其何以堪？”言简而意赅，非常有力，省议员且曾表示，如果北京政府一定用文龢，江苏将以拒绝纳税，作为抵制。

    此时的报纸，日日有攻击李纯的报道与评论，渐渐形成一种江苏人对江苏省政的主张，除了文龢在任不纳税以外，另外两点是：“外债以苏产作抵，苏人不能承认”及“李纯既如此跋扈，中央应明令解职”。

    据说李纯在看报以后，曾经痛哭，自道：“我在江苏，抚躬自问，良心上对得起江苏人。如今为了一个财政厅厅长，如此诋毁我的名誉，有何面目见人？”接着便命副官到机器局，将他交修的手枪，取了回来。这把手枪，便是他用来自戕之具，时间是在十月十二日凌晨四时许。

    到得天明，齐燮元召集江苏省省长王瑚、四省剿匪总司令陈调元等人，到督署开会。报告李纯自杀，保荐他为督军，同时公布了遗书。

    遗书一共五封，一是道自杀的原因；二是对国事的期望；三、四是分别交代江苏、安徽的政务——辖区本有江西，大概由于江西督军陈光远，在李纯一发表为苏皖赣巡阅使时，即有不受节制的表示，所以对江西政务的交代，独付阙如。

    第五封写给他的胞弟李桂山，说“为官二十余年，廉洁自持”，可是遗产有二百数十万元。来源是“祖遗产”“一生所得薪公”及“实业经营所得”，以“四分之一捐施直隶灾赈，以四分之一捐助南开大学堂永久基本金；其余半数，作为嫂弟合家养活之费”。像这样能说出私财的具体数字及其来历，似乎遗书又非他人所能伪造。究竟自杀的真相如何？唯有等“中央大员”到达，才有水落石出的可能。

    潘复带着随员到达南京，由齐燮元陪着在行馆中安顿略定，第一件事当然是到李纯灵前行礼。

    灵堂设在督军公署西花厅，齐燮元派人代为预备了清香素果的祭品，上香行礼既毕，孝子磕头答谢。李纯的参谋长何思溥延宾到客座待茶。方在寒暄之际，只见四十来岁的一个中年人，头戴白结子的青布小帽，身穿毛边黑布薄棉袍，形容惨淡地走来，朝潘复面前跪下来就磕了一个响头。

    “不敢当，不敢当。”潘复急忙避开，问何思溥说，“这位是什么人？”

    “秀公的令弟桂山先生。”

    既非孝子，何故行此大礼？潘复益觉不安，赶紧从侧面去搀扶，口中说道：“请起来，请起来！有话好说。”

    “先兄死得很惨。他一生爱惜名誉，不想落得如此下场，要请次长成全。”说完，又磕了一个头，方始掩面哭着退了出去。

    潘复与随员们都是狐疑满腹，何思溥便即说道：“齐督军在签押房敬候次长，请！”

    潘复看出事有蹊跷，齐燮元的话，看起来不宜令第三者与闻，当时便向随员使了个眼色，一个人去会齐燮元。

    签押房中设着烟榻，齐燮元很客气地说：“次长请升炕。”

    潘复正要过瘾，便道声“多谢”，在上首躺下；齐燮元隔着烟灯，躺在对面相陪。有个长身玉立的丫头，便端张小凳子，坐在烟榻前烧烟。潘复一面应酬主人，谈谈京中近况，一面抽烟，抽足了二十四筒上好“云土”，瘾已过足，向主人说道：“你请吧！”

    “谢谢！我跟此物无缘。”齐燮元接着便向丫头说，“你下去吧！不必在这里侍候。”

    显然，一榻聚首，更无六耳，必是有极深的内幕相告。

    “秀公死得很窝囊，”齐燮元说，“而且到死都不明白是怎么死的，成了个俗语所说的糊涂鬼。”

    “噢，流言一半证实了！果然不是自杀。”潘复问道，“出了什么意外？”

    “是让马弁打死的！”

    潘复简直震惊了！一蹶而起，睁大着眼问：“是谋逆的案子？”

    “倒也不是谋逆。”齐燮元也坐了起来，低声说道，“帷薄不修，大损秀公一世英名。我迫不得已，从权处置。请潘次长格外体谅，为死者留个面子。”

    “自然，自然！只要办得到，我一定效力。不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唉！亦是多内宠之故。秀公有——”

    李纯有五个姨太太，灌溉不能遍及，以致广田自荒，少不得有自愿代耕的“勇士”。但想不到一月之中数数当值的一个宠妾，亦让马弁勾搭上了。

    李纯宿有定处，愿召哪个姨太太侍寝，必定在晚餐以前，即已决定，从无中宵忽然相召，或者突然之间，不速而至。因此，偷欢的一妾一弁，胆子都很大，停眠整宿，放心酣睡。不道双十节大宴士绅的那夜，李纯醉中心血来潮，半夜里闯到宠妾那里去敲门。其时罗帐低垂，被翻红浪，两人一听是李纯的声音，只当他已得知秘密，特来捉奸，吓得魂不附体。

    其实，李纯已醉得昏头昏脑，眼都不甚睁得开了。那马弁如果悄悄溜走，亦就无事。只为心慌情急，一不做，二不休，开开门来，当胸一枪。李纯立即栽倒，抽搐了一阵，双腿一伸，人就不动了。

    深夜枪声，自然惊动了值宿的警卫，闻声而集，一看便知是怎么回事。那马弁自然被捕，宠妾闯此大祸，心知不免，而且也没脸见人，捡起马弁的手枪想自戕，为人夺了下来，加以看管。

    其时李纯的正室与四名姨太太都已得报赶到，抚尸痛哭，乱成一团。有个老家人倒有些见识，向主母说道：“太太先别哭，办大事要紧，督军声名要紧。应该怎么办，最好请镇守使来商量。”

    这话提醒了李太太。恰好齐燮元也赶到了，首先下令，督军衙门里里外外，不准将这夜所发生的事故透露半点。第二天照常办事，就如督军健在一样。倘或不遵命行事，稍有泄露，以军法严办。

    先将消息封锁住了，齐燮元才跟何思溥商量，决定伪造遗书，将李纯的死因，说成忧心国事而自杀。

    直到布置妥帖，齐燮元方始召集地方军政要员，宣布李纯已死，凶手已秘密处决。当行刑之前，督署有个绍兴师爷，谈起一桩故事——同治年间，浙江巡抚马新贻调升两江总督。当时淮军代湘军而兴，“九师”曾国荃投闲置散，湘军已愤愤不平，而马新贻整饬军纪，不留情面。湘军认为他由同军李鸿章的奥援，飞黄腾达，所以袒淮抑湘，非去之不可。于是买出一个凶手张文祥，在总督衙门旁边的演武场下手行刺，一刀扎在左胸，马新贻当场殉难。凶手张文祥被捕，迭经严讯，坚不吐实，最后糊里糊涂结了案，张文祥凌迟处死，摘心致祭。

    以昔例今，这个淫凶犯上的马弁，也就不妨活生生挖出他的心来，作为李纯灵前的祭品。至于自杀不成的姨太太，自然不能在李家。但下堂以后倒亦并未琵琶别抱，而是剪却三千烦恼丝，遁入空门，青灯黄卷，忏悔宿业。

    潘复听罢，嗟叹不绝。真相既明，回京复命。其时徐树铮先到杭州游说浙江督军卢永祥，再转福建活动，福建督军李厚基与段系的关系甚深，同意徐树铮在福州设立“建国军制置府”，准备复起，抗曹破吴。这时段祺瑞武力统一全国的迷梦，已经醒了，打了个电报去，很恳切地劝阻。徐树铮也就偃旗息鼓，悄然到达上海，预备跟很欣赏他的孙中山先生合作。

    政局平静后不久，直、奉两方，渐起摩擦，奉系要角，不断进京，奉天会馆热闹非凡。最使得徐世昌担心的是，荣任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跟“北府”走得很近。

    张作霖之与醇亲王载沣发生关系，是由于张作霖受托代售在奉天的一处“皇庄”——皇家的私产，向来由内务府经管。张作霖派人办妥了这件事，将全部价款，分文不少地汇交“北府”代转。载沣随即去函道谢，随后又由内务府拣出两样古玩，用载沣的名义致送，作为酬庸。这两样古玩，一样是一对乾隆五彩窑的花瓶，一样是乾隆朝以画得宠的董邦达所作的《淡月寒林图》，上面有御制的题咏。东西虽不算太名贵，但出自内府，自为“殊荣”。所以张作霖特派张景惠跟着专差唐铭盛——一名三品衔的太监到京，专程道谢。张景惠还见了溥仪，亦获“殊荣”，被赏了“紫禁城骑马”。

    直皖战争，张作霖进京。内务府大臣绍英奉命到车站迎接，张作霖曾表示要进宫请安。宫中特为预备了赏赐的物件，照赏“督抚”的品目以外，另外加上一把咸丰当年与恭亲王在上书房讲求刀法的“白虹刀”。

    结果是白忙了一阵，张作霖并无此闲情点缀的工夫。不过两个月以后，溥仪的七叔“涛贝勒”获得了一个新头衔：东三省巡阅使署高等顾问。接着，到奉天去了一趟。

    宫中盲目乐观的空气，对徐世昌一厢情愿的期望，以及和张景惠拜了把子的北府总管张文治之经常出入奉天会馆，在在使得徐世昌不安，生怕又会酝酿出第二次的复辟事件。

    怀着同样感觉的，至少还有一个世续，他对“丁巳复辟”的兴趣本就不大，近来则是越来越泄气，他说：“就算复辟成功，对皇上也不会有什么好处，那些不知好歹的年轻王公，一定会闹出一场比辛亥年更大的乱子。就算王公不出乱子，这位皇上自己也保不了险，说不定给自己会弄出个什么结局。”

    作为清朝“太傅”的徐世昌，“协办大学士”的世续，以及“世受国恩”的“勋臣子弟”、李鸿章亲生的儿子李经迈等等，都认为应该早作绸缪，为溥仪筹一条根本的出路。当时有一班留学归来的学者主张，溥仪的身份应视如欧洲失国的贵族，不宜再住国内。溥仪能够到外国走一走，一方面呼吸呼吸自由民主的空气，有助于他的头脑清醒，不再迷恋帝制；一方面在外国留学，获有专长，将来如果他愿意回国，仍有机会做一番事业，得到社会的尊敬。徐世昌觉得这些话很有道理，跟“北府”商量，决定先请一位“洋师傅”，教溥仪念英文，学习欧洲贵族的礼仪，作为出洋留学的预备教育。

    这位“洋师傅”物色到了，是出于李经迈的举荐，经徐世昌出面代向英国公使馆交涉，由清室正式聘请。此人的全名中译是雷堪奈尔德·约翰·弗莱明·庄士敦，英国牛津大学出身的苏格兰人。他做过香港总督的秘书，后来调任英国租借地威海卫的行政长官，在华二十多年，说得极流利的一口中国话，在溥仪觉得比另两位师傅——陈宝琛的福建官话和朱益藩的江西官话还好懂些。

    对这位洋师傅，溥仪及太监们，起初多少是含着敌意的。但庄士敦教的是英文，作风却完全汉化了，一样称溥仪为“皇上”，用《论语》“士志于道”这句话，起了个别号叫“志道”。他在西山樱桃沟有一座别墅，请“御笔”写了个“乐静山斋”的匾额，上方正中有“宸翰之宝”一方图章。他在城里的住宅，是内务府替他在地安门租的一所四合院，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四道“门封”，左面是“毓庆宫行走”“赏坐二人肩舆”；右面是“赐头品顶戴”“赏穿带嗉貂褂”。

    获赏头品顶戴是庄士敦最得意的一件事，除了用汉文上表谢恩以外，特为做了一套袍褂，仙鹤补子珊瑚顶，站在“乐静山斋”的宸翰之下，拍一张照片，广赠亲友。

    庄士敦能蒙头品顶戴，可以想象得到，溥仪对他的敌意早不存在，而且非常欣赏。事实上不仅欣赏，是到了着迷的程度，对庄士敦言听计从。这当然会引起宫中太妃、师傅、太监及内务大臣的嫉视，而最令人不安的是溥仪的洋化。

    养心殿铺了地板，置了洋式家具，溥仪做了英国毛呢的西服，一做十几套，包括打高尔夫球所着的“灯笼裤”在内。服饰配备，诸如挂表、戒指、别针、袖扣、鞋罩、围巾之类，一应俱全。喜欢吃西餐，听英国兵营乐队的演奏，还起了个英文名字，叫亨利。

    这些改变已足令师傅和太妃们头痛了，不想最后还发生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只为了庄士敦说了一句“中国人的辫子像猪尾巴”，溥仪将辫子剪掉了！

    从民国二年开始，内务部就不断行文“内务府”，希望旗人能剪辫子，紫禁城率先倡导。“内务府”便用各种理由保护辫子。其中之一是，辫子可作为进出紫禁城的标志。当然，内务部不会要求溥仪也剪辫子，哪知庄士敦一句话，胜过内务部公文无数。溥仪一剪辫子，紫禁城的千把条辫子几乎一扫而空，只有陈宝琛、朱益藩、绍英等少数大臣还保留着。

    为此，太妃们痛哭过好几场，师傅们一直哭丧着脸。不久，伴读的三个人，溥仪的胞弟溥杰、“伦贝子”的儿子毓崇、“涛贝勒”的儿子溥佳，以“奉旨”为借口，亦都剪了辫子，剃了光头。陈宝琛借题发挥，对毓崇冷笑一声说：“把你的辫子卖给外国女人做假发，你还可以得不少银子呢！”

    但是紫禁城里有发言资格的人，却不敢得罪始作俑者的庄士敦。因为庄士敦的在“毓庆宫行走”，意味着英国政府将会保护“小朝廷”。不过对庄士敦的戒心是越来越重了，有人甚至忧虑：“皇上会不会娶个洋婆子来当皇后？”

    这年民国十年，照中国人的习惯，溥仪十六岁，到了“大婚”的年龄了。

    立后是件大事。同、光两朝，都为了立后发生意见，影响到大局，所以王公大臣对这件大事，无不表示关切，力主慎重。当然最关心的是宫中的太妃，都希望能像慈禧太后那样，通过皇后来控制皇帝。

    由于庄和太妃去世，只剩下三位太妃。其中荣惠太妃没有什么意见，所以对皇后人选争执得最厉害的是敬懿太妃和端康太妃。

    敬懿太妃是同治的瑜妃，由于慈禧太后的遗诏，以溥仪继承穆宗，兼祧德宗，所以敬懿太妃认为“立后”应该由她做主。

    但是原为光绪瑾妃的端康太妃，却毫不买账。主要的是袁世凯曾经干涉过小朝廷的“内政”，指定端康为四妃之首，主持宫中一切事务。这情形就像“太上皇帝”指定某妃摄领“中宫”一样，理直气壮。敬懿虽很能干，八国联军进北京时，紫禁城由日本兵看守。她跟庆王奕劻内外相维，宫中居然匕鬯不惊，供应无缺，颇为慈禧太后所嘉许。无奈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大权既早为瑾妃所得，亦只得委屈。好不容易遇着这样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自然不肯放松，非争到不可。

    一个名正言顺，一个理直气壮，彼此相持不下，将载沣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苦不堪言。最后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由溥仪自己挑选。

    本来立后的程序，开始亦只是在秀女中物色，同、光两朝皆由太后主持，初选与复选，中意的留下，淘汰的便将载有旗分、父兄姓名职衔、本人年岁的“绿头签”抽出，名为“撂牌子”，一撂再撂，到后来，剩下四个人时，才由皇帝亲自选定，将一柄如意递了过去，便是皇后；选为妃子的，便赏一个荷包。

    到了小朝廷，选秀女的制度，早就不存在了。立后亦未便将人家的闺女排成一排，当面挑选。变通办法是拿照片来挑。

    照片一共四张，都是全身，所以脸很小，不容易分辨妍媸，溥仪亦不觉得这件事是如何的重要，随随便便挑了一张，在照片背后，用铅笔画上一个圈。

    这个姑娘才十三岁，姓额尔德特氏，名叫文绣，又名惠心，是敬懿太妃所中意的。于是端康太妃表示反对，说文绣家境贫寒，长得也不体面，不如她看中的那个姑娘，既富且美，硬叫王公大臣劝溥仪重选。

    端康所属意的是满洲的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的女儿，名叫婉容，字慕鸿，跟溥仪同岁，长得确是很美，而且是一张富态的圆脸，很像个皇后的样子。

    溥仪可有可无重新圈选了一次。这一来敬懿自然要出面相争了，但却争不过端康。主要的原因是，荣源是宗室毓朗的女婿，而毓朗与“涛贝勒”的关系很深，一起当过“军咨府大臣”。加以荣源有钱，太监得了他的好处，都劝敬懿不必再争。最后终于取得了妥协，由荣惠太妃出面调停。

    “既然皇上圈过文绣，她也就不能再嫁别人了，选为妃子吧。”

    这已是“宣统十四年”——民国十一年春天的话了。议婚一事，前后经过一年之久，及至定局，紧接着就是筹备“大婚”。

    在同、光两朝，这是内务府与太监发财的机会。当时筹措婚费，搜括到各省，督抚私人皆有进献。如今连民国财政部应发的优待岁费，尚且积欠，婚费只得另筹财源，内务府大臣与北府几次商议，限定在三十六万元以内开支。

    除了张作霖代为卖地的二十万元现款以外，还差十六万元，只有用两个办法筹措，一个是由内务府分函遗老报效；一个是找古玩字画、金银瓷器去变卖，或者抵押。

    为了变现方便，这一回是以出售金器为主。有一座一人高的金塔，是明朝嘉靖年间所打造，七级浮屠，玲珑剔透，精美无比，但照金子的重量计算，一千二百两重，金价每两三十五元，卖了四万二千元正。

    这件事让庄士敦知道了，决定“进谏”。这天清晨拿了一张报，指着一段新闻说：“请皇上看，东城拿住一个小偷，他原来是‘镇国公’。宜武门外棉花七条破获一处娼寮，其中有两个妓女，出身王府。”

    听了这些话，溥仪心里很不是味儿，正不知道该怎么说，才能把旗下贵族的面子找回来，庄士敦却又开口了。

    “臣住的地安门大街，这三年又开了好几家古玩铺，还有票庄、当铺。投资的东家，不是内务府的人，就是太监。”

    “他们哪里来的钱？”溥仪直觉地说，“这得彻查！”

    “皇上问得是，他们哪里来的钱？不过彻查恐怕不会有结果。”庄士敦又说，“只有皇上自己了解他们的作弊方法，亲自监督，才会有用。不过还没有到时候，‘谋定后动’。皇上现在得研究他们怎样作弊。”

    “你倒告诉我听听，他们怎样作弊？”

    “譬如说，内务府拿出去的金器，都是有来历可考的。在欧洲，这应该当作名贵的艺术品，送到拍卖场，由有名的经纪人主持拍卖，归出价最高的人承购，可以卖到很好的价钱。现在内务府只算金子的重量，像一座金塔，重一千二百两，只卖四万多元，只有傻子才会那么干。”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就要查。”溥仪随即交代，“传内务府大臣来。”

    传话的太监跟内务府都是有交情的，当时便跟绍英说：“庄师傅不知道在皇上面前捣了什么鬼，皇上气得不得了！绍大人，你上去留点儿神。”

    绍英知道有麻烦了，骂一声：“混账的洋鬼子！”随即将堂郎中钟凯请了来，央求他去敷衍一阵子。

    能替堂官挡灾挨骂，是当堂郎中的条件之一。钟凯义不容辞地硬着头皮去见溥仪。

    “你们把一个金塔卖掉了？”

    听这一问，钟凯放心了。大不了不卖，取回来就是，所以很平静地回答：“是。”

    “这个金塔是怎么卖法？”

    “自然按分量照算，一钱一分都不能少。”钟凯又说，“奴才找的这家金铺子，最规矩不过。”

    “除非是傻子才干这种事！”溥仪吼道，“你们就没有一个聪明人吗？”

    钟凯不道有些雷霆不测之怒，当时愣在那里，无话可说。过了一下才想起来应付皇帝发脾气的一个诀窍，伏身连连磕响头，有个专门名词，叫作“碰头”。

    “这要当艺术品卖！不能只算金子的分量。”溥仪喝道，“下去！”

    钟凯还没有听懂溥仪的话，不过既然有了指示，事情总比较好办了，当下“跪安”退出，回到内务府，将经过情形据实面报。

    “怎么叫‘当艺术品卖’？”绍英问说。

    “司里也不懂。一定是洋鬼子出的鬼花样。”钟凯建议，“不如找毓庆宫的小太监来打听打听。”

    “对了，就劳您驾办一办吧！打听清楚了，明儿上午商量办法。”

    第二天见面，钟凯将打听来的情形，细细说了一遍。“我请教过那班‘老洋务’了，说是有这么一个办法。”钟凯又说，“碰得巧，不起眼的一件东西，能卖出极好的价钱来。”

    “那是人家英国，咱们这儿怎么行？”绍英气呼呼地说，“那家伙说中国话、识中国字，怎么就不通咱们中国的国情？真是可恶极了！”

    “如今请示，跟上头怎么交代？”

    “也不是这一回。”绍英说道，“得想个法子，堵住他的嘴，让他以后不敢再管闲事才好。”

    “那容易。咱们叫人把金塔抬到他那里，请他代卖。看他能卖出多少钱来。”

    “好！”绍英连连点头，“这个法子好！”他又加了一句：“马上就办。”

    于是钟凯赶紧打电话给他亲戚开的金铺，叫把金塔抬回来。然后再派苏拉将金塔抬到地安门外的庄士敦住宅。

    由于庄士敦“圣眷”甚隆，常有赏赐的物件，所以门上一见，便赶到上房去通报说：“皇上又赏东西了。”庄士敦不敢怠慢，一面脱下西装革履，换上袍褂朝靴，一面吩咐听差，在大厅上摆设香案。

    钟凯其时已被引入大厅，一看摆设香案，知道误会了，急忙摇手阻止：“不必、不必！不必摆香案。”

    还来不及说明原因，庄士敦已经拎着袍子下摆，匆匆赶到，看听差要将香案端走，当即喝阻：“摆在那里！快拿拜垫。”

    情势有些尴尬，钟凯便赔笑上前，先请个安，起身说道：“庄师傅，不是皇上有赏件，不必摆香案谢恩。”

    “噢，”庄士敦大为扫兴，对门上自然不悦，转脸严词告诫，“以后把事情弄清楚了，再来通报。如果再犯这种错误，我只好把你开革了。”

    “庄师傅，难怪他误会。”钟凯接口说道，“东西呢，原是宫里来的，不过不是赏庄师傅，要请庄师傅费心料理。”

    “你说什么？”庄士敦又指着问，“这是什么东西？”

    “我打开来请庄师傅过目。”

    将极讲究的一个活络紫檀盒打开，里面是一座金光灿烂、錾出无数佛像的七级浮屠。庄士敦不由得想到了他跟溥仪说的话，心想，大概是托他来鉴定的，照艺术品出售，能卖到多少钱。

    “庄师傅，内务府多年的规矩，也是金铺里多年的规矩，金器只能算重量，还得扣去回炉的损耗。听说庄师傅跟皇上回话，像这座金塔，不能算重量卖？”

    “是的，我说过。”

    “那么请教庄师傅该怎么卖？”

    “照艺术品卖。用中国的说法，就是当古玩卖。”

    “我也问过，古玩铺出的价钱，还不如金铺。请问庄师傅，哪里才能照艺术品卖？”

    “我说的是伦敦的拍卖场。”

    “伦敦不是在英国吗？”

    “不错。”

    “那可难了！又要漂洋过海，还得有懂洋文的人护送了去，内务府可办不了这个差使。”钟凯故意沉吟片刻，才突如其来地说，“这样吧！烦庄师傅托人送到伦敦去拍卖，不必多，能把大婚费三十六万元卖出来就行了，多了送庄师傅。来，把盒子仍旧装上，给庄师傅把金塔抬到上房里去！”

    庄士敦大怒，左手向外一指，厉声喝道：“马上把东西拿走！如果不拿走，我马上进宫去见皇上。”

    钟凯没有料到他会发这么大的脾气，见风使舵，急忙将金塔抬走。最后还是论斤两兑成大洋，因为宫内的太妃，催着办喜事，已经由“钦天监”在挑选吉期了。

    谁知就是这时候爆发了直奉战争，当然得战事有了结果再说，“大婚盛典”就此拖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