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户口增减

    中国历代，史所记户口之数，多寡县殊，晋、南北朝之世，则其寡少殊甚。《晋书·地理志》云：大康元年平吴，大凡户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隋书·地理志》云：大康时，户二百六十余万。此后无总数可考。桓温尝言：“户口凋寡，不当汉之一郡”，则东晋之世，民户之寡少可知。《南史·本纪》言：梁元帝时，人户著籍，不盈三万，（详见第十三章第四节。）其寡少尤为可骇。《隋书·地理志》言：陈世户数，为六十万。《北史·隋本纪》：陈国平，户五十万，口二百万。（《隋书·本纪》无。）盖昔人好举成数，其户数，当在五十、六十万之间也。北朝以正光以前为全盛，其数倍于晋之大康。孝昌以后，耗减且将大半。（《魏书·地形志》。）元孝友当魏末，谓“计见管之户，应二万余族”，族二百家，是有二百万户也。《周书·武帝纪》：关东平，得户三百三十万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万六千六百八十六。《隋志》载北齐户数本之，而谓隋世户数，为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口数为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云。僭伪诸国，户口之数可考者：《苻坚载记》，谓坚灭前燕，入邺宫，阅其名籍，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万七千九百三十五。《慕容垂载记》，载翟钊所统七郡户数为三万八千，慕容永所统新旧八郡户数为七万六千八百。此外皆无所见。案乱离分裂之世，户口之数，自当少于统一全盛之时。然据当时记载，仅山阴一县，户数即已三万；（《宋书·顾觊之》及《良吏·江秉之传》。其课户为二万，见《齐书·顾宪之传》。）魏孝静帝迁邺，户四十万，狼狈就道；（《北齐书·神武纪》。）陈国虽褊小，岂有仅二十倍于山阴；魏末虽丧乱，岂有仅五倍于邺都之理？其非实数，显而易见。盖史之所记，原不过当时占著之数，非以为生齿之实也。然以考生齿之数虽不足，以考人民占籍之情形，则有可见者矣。

    著籍之数，何以寡少？其原因盖有多端。《晋书·武帝纪》，载帝平吴，得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三千，兵二十五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则吏之与兵，皆在民户之外。《慕容宝载记》：宝嗣伪位，遵垂遗令，校阅户口，罢诸军营，分属郡县。《宋书·州郡志》：南彭城蕃县、薛县，皆义旗初免军户所立。《刘粹传》：弟道济，为益州刺史，蜀土侨旧，翕然并反，道济皇惧，免吴兵三十六营，以为平民，分立宋兴、宋宁二郡。《隋书·食货志》：周武帝建德二年，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高祖纪》：开皇十年，五月，乙未，诏曰：“魏末丧乱，寓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苞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帐籍，一与民同。”遂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新置军府。是晋、南北朝之世，有兵籍者，多在民户之外也。《南史·郭祖深传》：祖深以为“都下佛寺，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魏书·释老志》言：大和十年，有司奏前被敕：以勒籍之初，愚民侥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其无籍僧尼，罢遣还俗。又沙门统昙曜奏：平齐户（宋明帝失淮北，虏徙青、齐民于平城，置平齐郡以居之，其民谓之平齐户，见第九章第五节。）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此等盖亦如僧尼之不贯民籍矣。《阉宦·仇洛齐传》言：魏初禁网疏阔，民户隐匿漏脱者多。东州既平，绫罗户民乐葵，因是请采漏户，供为纶绵。自后逃户占为细茧、罗谷者非一。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属守宰，发赋轻易。民多私附。户口错乱，不可检括。洛齐奏议罢之，一属郡县。《隋书·刑法志》言：自魏、晋相承，死罪重者，妻子皆以补兵。魏虏西凉之人，没入名为隶户。魏武入关，隶户皆在东魏。后齐因之，仍供厮役。建德六年齐平后，武帝欲施轻典于新国，乃诏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事亦见《周书·本纪》。）《魏书·世祖纪》：真君五年，北部民杀衡阳公莫孤，率五千余落北走，追击于漠南，杀其渠帅，余徙居冀、定、相三州为营户。《高祖纪》：延兴元年，沃野、统万二镇敕勒叛，诏源贺追击，至枹罕，灭之，徙其遗迸于冀、定、相三州为营户。二年，连川敕勒谋叛，徙配青、徐、齐、兖四州为营户。此等亦皆不贯民籍者。《梁书·武帝纪》：天监十七年，八月，诏以兵驺、奴婢，男年登六十，女年登五十，免为平民。《南史》作男年六十六，女年六十，免为编户。则奴婢亦在编户之外。《魏书·景穆十二王传》：京兆王子推之子遥，迁冀州刺史。以诸胡先无籍贯，悉令造籍，遂欲税之，为胡所搆，则诸胡又莫非漏籍之人也。无籍及不属州县者既多，民户自见其少。然此等为数，究属有限，其大使民户减少者，则人民之漏籍，豪强之隐占也。

    漏籍之弊，南北皆然。《晋书·庾冰传》：冰为扬州刺史，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以充军实。《陈书·文学·褚玠传》：除山阴令。县民张次的、王休达等，与诸猾吏贿赂通奸，全丁大户，类多隐没。玠乃锁次的等，具状启台。高宗手敕慰劳，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军民八百余户。《魏书·韩茂传》：显祖以五州民户殷多，编籍不实，（五州，据上文观之，当为冀、定、相、青、东青。）诏茂子均检括，出十余万户。足见其数之多。诸漏籍之人，有竟不占著者，《隋书·食货志》言：“江左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是也。有隐蔽于大户之中者，虞玩之谓“抱子并居，竟不编户”；《魏书·李冲传》言：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是也。齐建元二年诏曰：“黄籍民之大纪，国之理端。自顷氓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编户齐家，少不如此。”（《齐书·虞玩之传》。）《魏书·昭成子孙传》：元晖上书，言“国之资储，惟藉河北。饥馑积年，户口逃散。生长奸诈，因生隐藏。出缩老小，妄注死失。收人租调，割人于己。人困于下，官损于上”。近世论户籍者，或谓“饥时散振，平时服役之书，必不足用，更须重造，可见编审之无谓”，此言实不翄自承其户籍之不实。《魏书·高祖纪》：大和十一年，七月，诏“年谷不登，听民出关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九月，又诏曰：“去夏以岁旱民饥，须遣就食，旧籍杂乱，难可分简，故依局割民，阅户造籍，欲令去留得实，振贷平均。乃者以来，犹有饿死衢路，无人收识。良由本部不明，籍贯未实，廪恤不周，以至于此。”是其振饥册籍，亦临时编造，而又不能善其事也。又近世所谓编审者，初非阅实户口，只是量度一州县赋役，合取丁钱多少，摊派之于有田之家耳。（所谓丁随粮行也。一条鞭之法行后，举国皆渐行此法，故其生齿虽盛，而户口不增。清圣祖诏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正窥破此中消息也。）《北史·李义深传》：弟幼廉，为瀛州长史。齐神武行经异部，总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榷户口增损。亲自部分。多在马上，征责文簿。幼廉应机立成，恒先期会。为诸州准的。版籍苟实，何容以意增损？其所谓增损者，盖亦随赋役为盈虚耳。又编审之难，在于官不能亲历闾阎；又不能令民抱子携妻，赴公堂而听点。而《齐书·顾宪之传》，宪之谓“比众局检校，首尾寻续，横相质累者，亦复不少。一人被摄，十人相追；一绪裁萌，千孽互起；蚕事弛而农业废，贱取庸而贵举责；应公赡私，日不暇给”。则凡近世之弊，南北朝时，已皆有之矣。《隋书·食货志》述北齐文宣时事云：旧制未娶者输半床租调，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版籍不实之情形，真可发一大噱。

    《晋书·食货志》：武帝泰始五年，正月，敕戒郡国计吏：豪势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高阳王睦传》：武帝受禅，封中山王。咸宁三年，睦使募徙国内八县，受逋逃、私占，及变易姓名，诈冒复除者七百余户。有司奏事在赦前应原。诏不许，贬为县侯。可见豪强隐蔽，晋初其弊已甚。东渡之际，百姓遭难流移，多芘大姓为客。时不能正，乃定给客之制。然仍有不可检实者。（见《齐书·州郡志》南兖州。《隋书·食货志》云：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客皆注家籍。案给客之数，随官爵大小为差，详见《志》。此为法之所许，然违法隐占者实多。《陈书·宣帝纪》：大建二年，诏籍有巧隐，并王公百司辄受民为程荫，解还本属，即其事也。）又有擅募部曲，及逼人为左右者。（参看第十二章第五节所引郭祖深之言。《陈书·始兴王叔陵传》：迁湘州刺史，潇、湘以南，皆逼为左右。廛里殆无遗者。其中脱有逃窜，辄杀其妻子。其暴横如此。）《慕容德载记》：其尚书韩上疏，言“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依托城社，不避熏烧。宜隐实黎民，正其编贯”。德纳之。遣慕容镇率骑三千，缘边严防，备百姓逃窜，而以为行台尚书，巡郡县隐实。得荫户五万八千，其数亦可谓多矣。《山涛传》：涛孙遐，为余姚令。时江左初基，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诸豪强莫不切齿。遂陷其罪。遐与会稽内史何充笺：“乞留百日，穷翦逋逃，退而就罪，无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可见整顿之不易矣。

    《宋书》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梁沈约撰，含本纪10卷、志30卷、列传60卷，共100卷。

    流亡之多，亦使户籍大损。《宋书》美元嘉之治曰：“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亦不过美其民不流亡而已。（详见第九章第七节。）《晋书·王彪之传》，称彪之为会稽内史，居郡八年，亡户归者三万余口，可见流亡者之多。《齐书·柳世隆传》：尚书符罪状沈攸之曰：“窜叛入境，辄加拥护；逋亡出界，必遣穷追。”是行暴政者既迫民使流亡，又开他境之民之流亡也。历代开亡叛自首之途者甚多，（《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八月，开亡叛。赦限内首出，蠲租布二年。先有资状，黄籍犹存者，听复本注。孝武帝大明二年、五年，明帝泰始二年，皆有原赦逃亡之诏，见《纪》。梁武帝时，诏令尤烦，见第十二章第五节。）然实惠未必逮下。《魏书·韩茂传》言：魏因河外未宾，民多去就，权立东青州，为招怀之本，新附之民，咸受优复，旧人奸逃者，多往投焉，是宽政亦有流弊也。然能行宽政者究少，大抵皆严于追捕。《晋书·王羲之传》：羲之遗谢安书曰：“自军兴以来，征役、充运，死亡、叛散，不返者众。虚耗至此，补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亡叛。”《宋书·羊玄保传》言：刘式之为宣城，立吏民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若获者赏位二阶。《南史·郭祖深传》言：“梁兴以来，发人征役，号为三五。及投募将客，主将无恩，存恤失理，多有物故，辄刺叛亡。或有身殒战场，而名在叛目。监符下讨，称为逋叛。录质家丁；合家又叛，则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则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其虐可谓甚矣。

    《宋书·州郡志》曰：“《晋书》济岷郡，魏平蜀，徙蜀豪将家于济河，故立此郡，安帝义熙中土断，并济南。”此即侨郡。盖古之为治，习于属人，侨居之民，与当地之民，不易浃洽，故特立郡县以抚安之也。五胡之乱，迁移者既多，侨州郡县遂盛，而其有害政理，亦缘之而甚焉。范宁陈其弊曰：“圣主作制，籍无黄白之别。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陇坟柏，皆已成行，虽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难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属户，长为人隶，君子则有土风之慨，小人则怀下役之虑。斯诚并兼者之所执，而非通理者之笃论也。古者失地之君，犹臣所寓之主；列国之臣，亦有违适之礼。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随世迁移，何至于今，而独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东西，远者千余，近者数百，而举召役调，皆相资须，期会差遣，辄致严坐。今荒小郡县，皆宜并合。不满五千户，不得为郡；不满千户，不得为县。”读此而当时新徙之民，狃于自私，规避政役之情形可见矣。（散居为当时侨人大弊。《齐书·州郡志》：南兖州，永明元年，刺史柳世隆奏：“尚书符下土断条格，并省侨郡县。凡诸流寓，本无定憩。十家五落，各自星处。一县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东届海隅。今专罢侨邦，不省荒邑，杂居舛止，与先不异，虽为区断，无革游滥。谓应同省，随界并帖。若乡屯里聚，二三百家，井甸可修，区域易分者，则别详立。”于是济阴郡六县，下邳郡四县，淮阳郡三县，东莞郡四县，以散居无实土，官无廨舍，寄止民村，及州治立见省，民户帖属。《隋书·食货志》曰：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欲图治理，自非严行土断不可。其事始于晋成帝之咸康七年。（《本纪》：“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胡三省《通鉴注》曰：“时王公庶人，多自北来，侨寓江左，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白籍者，户口版籍。宋、齐以下有黄籍。”案既云土断白籍，则晋时已有黄籍矣，观范宁之言，尤为晓然。胡氏之意，盖谓晋世虽有此政，宋、齐以下，仍有黄籍也。）至哀帝兴宁二年复行之，谓之庚戌制。（《本纪》：“三月，庚戌朔，大阅户人，严法禁，称为庚戌制。”）彭城穆王之玄孙玄，以匿五户，为桓温所表，收付廷尉，可见其行法之严。然至末造，其法复坏。《宋书·武帝纪》：帝于义熙九年表论之曰：“在汉西京，大迁田、景之族，以实关中，即以三辅为乡闾，不复系之于齐、楚。自永嘉播越，爰托淮海，朝有匡复之算，民殷思本之心，经略之图，日不暇给，是以宁民绥治，犹有未遑。及至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自兹迄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自非改调解张，无以济治。请准庚戌土断之科。”于是依界土断。惟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其后孝武帝大明元年，土断雍州诸侨郡县。时王玄谟为雍州刺史，民不便之。柳元景弟僧景为新安大守，恃元景之势，至欲发兵以讨玄谟，赖玄谟处之以静，得以无事。亦可见恶直丑正者之实繁有徒矣。废帝元徽元年，八月，诏曰：“圣武造运，道一闳区，诒长世之规，申土断之制。而夷险相因，盈晦递袭，岁馑凋流，戎役惰敝，违乡寓境，渐至繁积。宜式遵鸿轨，以为永宪。”可见宋初之制，至是已渐隳坏矣。《齐书·吕安国传》：建元二年，虏寇边，上遣安国出司州，安集民户。诏曰：“郢、司之间，流杂繁广，宜并加区判，定其隶属”，此亦土断之意。梁武帝天监元年，四月，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陈文帝天嘉元年，七月，诏曰：“自顷丧乱，编户播迁，言念余黎，良可哀惕。其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适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魏书·张普惠传》：除东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犹因萧衍前弊，别郡异县之民，错杂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减郡县。上表陈状。诏许之。综观诸文，则土断之政，终南北朝之世未息，终亦未能弊绝风清，盖以其时内乱外患，迄未宁静也。《陈书·宣帝纪》：大建十一年，三月，诏“淮北义人率户口归国者，建其本属旧名，置立郡县，即隶近州，赋给田宅，唤订一无所豫”。此与公违土断者何异？以是为宽恤之政，土断之所以难行者可知矣。《魏书·大祖纪》：天赐元年，初限县户不满百罢之，而甄琛当世宗时，仍表言边外小县，所领不满百户，可见北朝亦有斯患。《隋书·杨尚希传》：尚希于隋初上表曰：“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又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无二，动须数万，如何可觅？”请“存要去闲，并小为大”。文帝鉴而嘉之，遂罢天下诸郡。盖侨州郡县之弊，至是始除，亦以其时海内宁一故也。

    籍分黄白，而弊窦随之。《齐书·虞玩之传》：玩之承建元二年之诏，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条取人，孝建元年书籍，众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禄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犹自书籍，躬加隐校。古之共治天下，惟良二千石。今欲求治取正，其在勤明令长。凡受籍县，不加检合，但封送州。州检得实，方却归县。吏贪其赂，民肆其奸。奸弥深而却弥多，赂愈厚而答愈缓。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扬州等九郡四号黄籍，共却七万一千余户。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犹未四万。神州奥区，尚或如此，江、湘诸郡，倍不可念。愚谓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民惰法既久。今建元元年书籍，宜更立明科，一听自悔。迷而不反，依制必戮。使官长审自检校。必令明洗，然后上州。永以为正。若有虚昧，州县同咎。今户口多少，不减元嘉，而版籍顿阙，良亦有以。自孝建已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勋簿所领，而诈注辞籍，浮游世要，非官长所拘录，复为不少。寻苏峻平后，庾亮就温峤求勋簿，而峤不与，以为陶侃所上，多非实录。物之怀私，无世不有，宋末落纽，此巧尤多。又将位既众，举恤为禄，实润甚微，而人领数万。如此二条，天下合役之身，已据其大半矣。又有改注籍状，诈人仕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长发，便谓为道，填街溢巷，是处皆然。或抱子并居，竟不编户。迁徙往来，公违土断。属役无满，流亡不归。宁丧终身。疾病长卧。法令必行，自然竞反。”云云。上省表纳之。乃别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于是货赂因缘。籍注虽正，犹强推却，以充程限。至世祖永明八年，谪巧者戍缘淮各十年。百姓怨望。世祖乃诏：“既往之諐，不足追咎。自宋升明以前，皆听改注。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此后有犯，严加翦治。”永明六年，唐寓之之乱，实因检籍而作，事见第十章第四节。梁武帝时，王僧孺言晋籍宜加宝爱，武帝因诏僧孺改定《百家谱》，已见上节。案役籍既与户籍并为一谈，士人又得特邀宽典，势自不能无弊。《魏书·孙绍传》，延昌中，绍表言：“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案舞笔于上台，使门齐身等，而泾、渭奄殊，类应同役，而苦乐悬异。”《北齐书·高隆之传》：自军国多事，冒名窃官者，不可胜数。隆之奏请检括，获五万余人。而韦小喧嚣，隆之惧而止。可见南北情弊，如出一辙也。特有黄白籍之别，俾得所藉手，则其弊更甚耳。

    魏初惟立宗主督护，民多隐冒，已见前。李冲创三长之制上之。（五家立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党长。）文明大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或以为不可。或谓事属有益。惟有事之月，校比民户，民必劳怨。请过今秋，至冬闲月。冲曰：“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于是遂立三长。史称公私便之。盖前此隐漏虽多，利仍在于苞荫者也。此事在大和十年。先是延兴三年，九月，诏遣使者十人，循行州郡，检括户口。其有仍隐不出，州郡县户主，并论如律。此所谓户主者，盖即《李冲传》所谓宗主，督责虽勤，收效盖寡。及大和十四年，十二月，诏依准丘井之式，遣使与州郡宣行条制。隐口漏丁，即听附实。若朋附豪势，陵抑孤弱，罪有常刑。此时必责成三长，其收效当较弘。魏之户口，获倍于大康，盖在此时也。丧乱以后，隐匿遂多，一切之政复作。孝静帝武定二年，孙腾、高隆之为括户大使，凡获逃户六十余万，侨居者各勒还本属，史称租调之入有加焉。（见《魏书·本纪》及《隋书·食货志》。）《北齐书·循吏传》：宋世良为殿中侍御史，诣河北括户，大获浮惰。还，孝庄劳之曰：“知卿所括，得十倍于本帐，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可见其数之众矣。周行《刑书要制》，正长隐五户及十丁已上，皆至死刑，（《北史·周本纪》建德六年，《隋书·食货志》。）李冲所创之制，亦徒便于作茧丝耳。

    著籍之少，固非必生齿之减，然谓是时户口不凋耗，则又不可得，此观于其时嫁娶者之减，自残及生子不举者之多而可知也。《晋书·五行志》云：义熙中，东阳人莫氏，生女不养，埋之数日，于土中啼，取养遂活。此犹曰：世俗重男轻女，故有生女不养之事也。然《王濬传》言：濬除巴郡大守，郡边吴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养，则亦不以女为限矣。《范宁传》：宁上疏曰：“古之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至有残形、翦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刘毅传》：毅转江州都督，表言：“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宋书·周朗传》：朗上书曰：“自华夷争杀，戎夏竞威，破国则积尸竟邑，屠将则覆军满野，海内遗生，盖不余半？重以急政严刑，天灾岁疫。贫者但供吏，死者弗望薶。鳏居有不愿娶。生子每不敢举。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绝。及淫奔所孕，皆复不收。是杀人者日有数途，生人者岁无一理。不知复百年间，将尽以草木为世邪？”《良吏传》：徐豁为始兴大守，言“郡大田武吏，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课米三十斛；一户内随丁多少，悉皆输米。且十三岁儿，未堪田作：或是单迥，无相兼通；年及应输，便自逃逸。或乃断截支体，产子不养。户口岁减，实此之由”。《齐书·竟陵王子良传》：子良启言：其时之民，“有畏失严期，自残躯命；亦有斩绝手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为恒事”。可谓惊心动魄矣。《晋书·列女传》：郑休妻石氏。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临终，有庶子沈生，命弃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养沈及前妻女。力不兼举，九年之中，三不举子。《宋书·孝义传》：郭世道，家贫无产业，庸力以养继母。妇生一男，夫妻共议曰：“勤身供养，力犹不足，若养此男，则所费者大。”乃垂泣瘗之。又：严世期，会稽山阴人也。同里张迈三人，妻各产子，时岁饥俭，虑不相存，欲弃不举。世期闻之，驰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赡其乏。三子并得成长。此犹闾阎贫苦之家。至如《颜氏家训·治家篇》云：“大公曰：养女大多，一费也。陈蕃云：盗不过五女之门。女之为累，亦以深矣。然天生烝民，先人传体，其如之何？世人多不举女，贼行骨肉，岂当如此，而望福于天乎？吾有疏亲，家饶妓媵。诞育将及，便遣阍竖守之。体有不安，窥窗倚户。若生女者，辄持将去。母随号泣，莫敢救之。”此则淫佚之夫，徒以欲保财产之故，而亦忍行杀害，可谓天理所不容矣。然亦可见其时行此者之多，故习以成俗也。《南史·刘怀肃传》言：宋武帝产而皇妣殂，孝皇帝贫薄，无由得乳人，议欲不举。帝从母生怀敬未期，乃断怀敬乳而自养帝。（怀肃，武帝从母兄，怀敬，怀肃弟。）乌乎！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历来弃而不举之子，安知其中无宋武帝之俦哉？“法有禁杀子之科，设早娶之令”。（周朗之言。）历代政府，留意于此者亦多，（早娶之令，可参看第一节。禁杀子或加惠于其父母者：如《王濬传》言：濬因巴郡生男多不养，乃严其科条；宽徭课；其产育者，皆与休复；所全活者数千人。《齐书·武帝纪》：永明七年，诏曰：“今产子不育，虽炳常禁，比闻所在，犹或有之。宜节以严威，敦以惠泽。主者寻旧制，详量附定。蠲恤之宜，务存优厚。”《南史》云：申明不举子之科，若有产子者，复其父。《齐书·明帝纪》：建武四年，正月，诏民产子者，蠲其父母调役一年，又赐米十斛。新婚蠲夫役一年。《南史·任昉传》：出为宜兴大守。时产子者不举。昉乃严其制，罪同杀人；孕者供其资费；济者千家。《北史·邢邵传》：除中书令。旧格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不然则绢十匹。仆射崔暹奏绝之。邵曰：“此格不宜辄断。勾践以区区之越，赏法：生三男者给乳母，况以天下之大，而绝此条？舜藏金于山，不以为乏。今藏之于民，复何所损！”诏从之。皆其事也。）然此岂法令所能挽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