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义民抗魏上

    自永嘉丧乱，至于晋末，中原沦陷，已逾百年。是时民族意识，尚未光昌，史家仅录官书，或载士大夫言行、家世；又好文饰，往往以辞害意，失事实之真；以致异族野蛮横暴，及我民族吞声饮泣，冒死反抗之迹，可考者甚希。然谓我人民遂甘心屈服于异族，则决无此理。当时坞堡之主，山泽之雄，切齿腐心，誓非种，而名湮没而不彰者，盖不知凡几矣！魏起北方，本极残虐；（拓跋氏在塞外时，即极残虐，观第四章第二节所述穆帝之事，可见一斑。其入中原，残虐尤甚。《魏书·王建传》云：从破慕容宝于参合陂。大祖乘胜，将席卷南夏，于是简择俘众，有才能者留之，其余欲悉给衣粮遣归，令中州之民，咸知恩德。乃召群臣议之。建曰：“不如杀之。”诸将咸以建言为然，建又固执，乃坑之。及围中山，慕容宝走和龙，徒河人共立慕容普驎为主。大祖悉众攻之，连日不拔。使人登巢车临城招之。其众皆曰：“群小无知，但恐复为参合之众，故求全日月之命耳。”大祖闻之，顾视建而唾其面。此乃归过于下之辞，观大祖“何恤无民”之言，其待俘虏，尚安有恩德之可言邪？知其虐杀之事，为史所不载者必多矣。）既入中原，不知吏治，守宰无禄，贪残弥甚；故抗之者尤多。（魏守宰贪残之甚，观其《本纪》所载整顿吏治之事之频繁，即可见之。魏人非知吏治者，政令之峻切，不足见其恤民之心，只足见其官方之坏耳。道武都平城之岁，即遣使循行郡国，举奏守宰不如法者，亲览察黜陟之，此犹可诿曰：戡定之初也。明元帝神瑞元年，十一月，诏使者巡行诸州，校阅守宰资财。非自家所赍，悉簿为臧，守宰不如法者，听百姓诣阙告之，可见贪取及违法者之多。二年，三月，诏以刺史守宰，率多逋惰，今年赀调县违者，谪出家财以充，不听征发于民，又可见其下既病民，上又病国也。大武帝始光四年，十二月，行幸中山，守宰以贪污免者十数人。神元年，正月，以天下守令多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大延三年，五月，诏天下吏民，得举告守令之不如法者。真君四年，六月，诏复民赀赋三年，其田租岁输如常，牧守不得妄有征发。可见至大武之世，吏治亦迄未尝善也。）道武甫破后燕，叛者即群起。（道武平邺北还，至恒山之阳，博陵、渤海、章武，即群盗并起。其年，九月，乌丸张骧子超，又收合亡命，聚党二千余家，据南皮。此等虽旋即破灭，然继起者仍不绝。最大者，如河西之山胡白龙，自延和三年至大延三年，即自宋元嘉十一年至十四年乃灭。渤海，汉郡，治浮阳，今河北沧县。后汉移治南皮，今河北南皮县。章武，晋国，今河北大城县。）明元时，亦所在屯聚，用崔宏言大赦，乃获暂安。（见《宏传》。）魏人是时，盖如厝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矣。而大武时盖吴举义，声势尤大。

    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天水市天水县城东南约30公里的山中，石窟和佛寺始建于后秦，西魏文帝时再修崖阁，重修寺宇。

    《魏书·本纪》：大平真君六年，（宋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卢水胡盖吴聚众反于杏城。（卢水胡，见第二章第二节。杏城，见第三章第八节。）十月，长安镇副将元纥讨之，为吴所杀。吴党遂盛。民皆渡渭奔南山。（渭水南岸之山。）于是发高平敕勒骑赴长安。（高平，后魏郡，今甘肃固原县。）诏将军叔孙拔乘传领摄并、秦、雍，兵屯渭北。十一月，吴遣其部落帅白广平西略。新平、安定诸夷酋，皆聚众应之。（新平、安定，皆见第二章第二节。）杀汧城守将。（汧县，见第五章第一节。）吴遂进军李闰堡，（见第六章第八节。）分兵略临晋已东。（临晋，见第三章第七节。）将军章直与战，大败之。兵溺死于河者，三万余人。吴又遣兵西掠。至长安，将军叔孙枝与战于渭北，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河东蜀薛永宗，聚党盗官马数千匹，驱三千余人入汾曲。西通盖吴，受其位号。秦州刺史周鹿观讨之，不克而还。（魏秦州治上封，即上邽县之更名也。上邽，见第三章第三节。）诏殿中尚书元处真，尚书慕容嵩二万骑讨薛永宗，殿中尚书乙拔率五将三万骑讨盖吴，寇提三将一万骑讨白广平。盖吴自号天台王，（《宋书·索虏传》：吴于杏城天台，举兵反虏。）署百官。车驾西征。七年，（宋元嘉二十三年。）正月，次东雍州。（魏神中置，治正平，今山西新绛县。孝昌后治郑，今陕西华县。）围薛永宗营垒。永宗出战，大败。六军乘之，永宗众溃。永宗男女无少长赴汾水死。车驾南幸汾阴，临戏水。（在陕西临潼县东。）盖吴退走北地。（见第二章第二节。）二月，幸盩厔，（汉县，在今陕西盩厔县东。）诛叛民耿青、孙温二垒与盖吴通谋者。军次陈仓，（见第三章第三节。）诛散关氐害守将者。（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县西南。）诸军乙拔等大破盖吴于杏城，吴弃马遁走。三月，车驾旋轸。幸洛水，分军诛李闰叛羌。是月，金城边冏、天水梁会反，（金城，天水，皆见第二章第二节。）据上邽东城。秦州刺史封敕文击之，斩冏。众复推会为帅。五月，闾根率骑诣上邦，与敕文讨梁会。会走汉中。盖吴复聚杏城，自号秦地王。假署山民，众旅复振。于是遣永昌王仁、高凉王那督北道诸军同讨之。六月，发定、冀、相三州兵二万人屯长安南山诸谷，以防越逸。八月，盖吴为其下人所杀，传首京师。（《魏书·陆俟传》云：俟督秦、雍二州诸军事，为长安镇大将，与高凉王那击盖吴于杏城，大破之。获吴二叔，诸将欲送京师。俟独不许，曰：“吴一身藏窜，非其亲信，谁能获之？若停十万之众，以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许吴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吴。”高凉王那亦从俟计。遂遣吴二叔，与之期。及期，吴叔不至。诸将咎俟。俟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背也。”后数日，果斩吴以至。《宋书·索虏传》云：屠各反叛，吴自攻之，为流矢所中死。吴弟吾生，率余众入木面山，皆寻破散。夫吴即丧败，何至挺身而走？即谓如是，其二叔亦安能必擒之？知《陆俟传》之言不实。盖时吴已死，众败散，吴叔降魏，俟乃建议使之归，徼幸可得吴首耳。木面山，未详。）永昌王仁平其遗烬。高凉王那破白广平，生擒屠各路那罗，斩于京师。八年，（宋元嘉二十四年。）正月，吐京胡阻险为盗。（吐京，后魏郡，在今山西孝义县西。）诏武昌王提、淮南王他讨之，不下。山胡曹仆浑等渡河西，保山以自固，招引朔方诸胡。（朔方，后魏县，今陕西清涧县。）提等引军讨仆浑。二月，高凉王那等自安定讨平朔方胡。因与提等合军，共攻仆浑，斩之。其众赴险死者以万数。九年，（宋元嘉二十五年。）二月，西幸上党，诛潞叛民二千余家，徙西河离石民五千余家于京师。（离石，见第三章第四节。）案自魏、晋以降，所谓胡者，种类极杂，而要以西域胡之程度为最高。割据诸国，抗魏最烈者，莫如沮渠氏，即以其多与西域交通故也。盖吴为卢水胡，实与沮渠氏同族；而其部帅白广平之白，亦西域姓；盖皆西域种类，不则深受其陶融者。是役也，汉族而外，响附之者，有氐，有羌，有屠谷，有蜀，有新平、安定诸夷酋，吐京、朔方诸胡，及诸山民，（与山胡杂居者。）盖几合北方诸族而与魏为敌矣。据《宋书·索虏传》：吴起义时，年仅二十有九；魏大武累遣兵攻之辄败；自将攻之，又大小数十战不能克；可谓奇材。吴上表归顺，辞旨斐然。其第一表云：“伏愿陛下：给一旅之众，北临河、陕。赐臣威仪，兼给戎械。进可以厌捍凶寇，覆其巢穴，退可以宣国威武，镇御旧京，”其辞可谓甚壮。第二表曰：“虏主二月四日，倾资倒库，与臣连营。接刃交锋，无日不战。摧贼过半，伏尸蔽野。伏愿特遣偏师，赐垂拯接。”盖时亲与虏主，旗鼓相当，故望宋发兵为援也。元嘉二十七年之役，诸路丧败，惟关陕一军，所向克捷，足见关中民气之可用。《魏·本纪》：真君八年，六月，西征诸将元处真等，坐盗没军资，所在虏掠，臧各千万计，并斩之。当师徒桡败，敌焰方张之日，而其所为如此，其为中国驱除亦至矣。而宋文帝于此，仅加吴以爵号，使雍、梁遣兵界上援接，竟亦不出，可谓之善乘机者邪？

    《魏书·薛辩传》曰：其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汉县，在今山西荣河县北。）因家焉。祖陶，与薛袓、薛落等分统部众，世号三薛。父强，复代领部落。而祖、落子孙微劣，强遂总摄三营。善绥抚，为民所归。历石虎、苻坚，常冯河自固。仕姚兴，为镇东将军，入为尚书。强卒，辩复袭统其营。为兴尚书郎、建威将军、河北大守。（河北，见第四章第二节。此时盖于此置郡。）刘裕平姚泓，辩举营降裕。拜为宁朔将军，平阳大守。（平阳，见第二章第二节。）及裕失长安，辩来归国。仍立功于河际。大宗授平西将军、雍州刺史，赐爵汾阴侯。泰常七年，（宋永初三年。）卒。子谨，初授河东大守，后袭爵，迁秦州刺史。真君五年，为都将，从驾北讨，以后期，与中山王辰等斩于都南。（见第三节。）《宋书·薛安都传》云：河东汾阴人。世为强族，同姓有三千家。父广，为宗豪。高祖定关、河，以为上党大守。（上党，见第二章第二节。）安都少以勇闻，身长七尺八寸，便弓马。索虏使助秦州刺史北贺泊击反胡白龙子，灭之。由是为伪雍、秦二州都统。州各有刺史，都统总其事。元嘉二十一年，索虏主拓跋焘击芮芮，大败。安都与宗人薛永宗起义。永宗营汾曲，安都袭得弘农。（见第二章第二节。）会北地人盖吴起兵，遂连衡相应。焘自率众击永宗，灭其族，进击盖吴。安都料众寡不敌，率壮士辛灵度等归国。大祖延见之。求北还，搆扇河、陕，招聚义众。上许之。给锦百匹，杂缯三百匹。复袭弘农，虏已增戍，城不可克；盖吴又死；乃退还上洛。（见第三章第五节。）《魏书》辩子《初古拔传》云：安都为其族叔，则安都于谨为族兄弟。安都、永宗之叛魏，殆以谨被杀故邪？《魏书·安都传》云：真君五年，与东雍州刺史沮渠秉谋逆，事发，奔于刘义隆，则是役尚牵涉沮渠氏，其结合可谓甚广。永宗举义，实在盖吴之前一年，特其声势不如吴之盛，故《魏书》但视作吴之附从耳。薛为河东强族，本无归虏之志。薛谨见戮，永宗又举宗赴义，其仇耻可谓甚深。故安都归国，报雪之志甚坚。宋用之不能尽其材，后且因内乱，仍殴之归虏亦可惜也。（初古拔当大武亲讨盖吴、永宗时，诏其纠合宗乡，壁于河际，断二寇往来之路，绝不闻其投袂奋起，此或迫于兵势，不得不然，然其后迄仍仕魏，则可谓忘不共之仇矣。）

    《魏书·沮渠牧犍传》云：牧犍淫嫂李氏，兄弟三人传嬖之。李与牧犍共毒公主，上征李氏，牧犍不遣，已见前。又云：既克，犹以妹婿待之。其母死，以王大妃礼葬焉。又为蒙逊置守墓三十家。授牧犍征西大将军，王如故。初官军未入之间，牧犍使人斫开府库，取金、银、珠、玉及珍奇器物，不更封闭，小民因之入盗，巨细荡尽。有司求贼不得。真君八年，其所亲人及守藏者告之。上乃穷竟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又告牧犍父子，多畜毒药，前后隐窃杀人，乃有百数。姊妹皆为左道，朋行淫佚，曾无愧颜。始罽宾沙门曰昙无谶。东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妇人多子。与鄯善王妹曼头陁林私通。发觉，亡奔凉州。蒙逊宠之，号曰圣人。昙无谶以男女交接之术，教授妇人。蒙逊诸女、子妇，皆往受法。世祖闻诸行人言昙无谶之术，乃召昙无谶。蒙逊不遣。遂发露其事，拷讯杀之。至此，帝知之。于是赐昭仪沮渠氏死。（蒙逊女。）诛其宗族。惟万年及祖，（皆牧犍兄子。）以前先降得免。是年，人又告牧犍犹与故臣民交通，谋反，诏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赐牧犍死。案牧犍果听其嫂与姊共毒公主，则于公主恩义已绝，降下之日，即不追举其罪，亦必使之离昏。乃牧犍之死，史言其与主诀良久乃自裁，此犹可曰不必果有恩义也，而牧犍既死，公主改适李盖，（惠之父，见《外戚传》。）及其死，仍与牧犍合葬，此何为者邪？且魏法最酷，牧犍罪衅，果如史之所云，其待之，又安得如是其厚乎？府库所藏，巨细荡尽，有司求贼不得可也，并斫开府库，不更封闭之事而不知，则无是理，安待降下既久，所亲人及守藏者告之乎？昙无谶，据《释老志》所载，实为戒行高僧。《释老志》之言，固难尽信，（以其为宗教家言。）然使其果以通于房中术而见求，岂复以是为罪？又何必惧而杀之？《李顺传》言谶有方术，世祖诏顺：令蒙逊送之京邑，顺受蒙逊金，听其杀之，世祖克凉州，闻而嫌顺。顺之死，在真君三年，（宋元嘉十九年。）与此云世祖至是始知之者，又不相符。《释老志》云：谶历言他国安危，多所中验，蒙逊每以国事谘之，其见求当正以此耳。所以以淫佚诬之者？《释老志》又言：盖吴反杏城，关中骚动。帝西伐，至于长安。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于麦中。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便室，见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窟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帝既忿沙门非法，崔浩时从行，因进其说，遂有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一依长安行事之举。然则佛法见废，实由见疑与盖吴通谋，谓由崔浩进说者，尚未知其真际也。《释老志》又言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大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法皆俱东，象教弥增矣。《本纪》：牧犍之亡，凉州人被徙者三万余家，而凉州人多不服魏。（据《魏书·北史列传》：张湛，宗钦，段承根，皆凉州人，皆与崔浩善。钦、承根皆与浩俱死。湛赠浩诗、颂，浩常报答。及浩被诛，湛惧，悉烧之。闭门却扫，庆吊皆绝，仅乃得全。湛兄铣，浩礼之与湛等。承根父晖，大武闻其名，颇重之，以为上客。后从大武至长安，或告晖欲南奔。问曰：“何以知之？”曰：“晖置金于马鞯中，不欲逃亡，何由尔也？”大武密遣视之，果如告者之言，遂斩之于市，暴尸数月。崔浩实乃心华夏者，见下节，诸人皆与浩善，可见其志之所在矣。）然则沙门之见疑，牧犍之以与故臣民交通见告，宜也。然虏待牧犍素厚，又以人反之为讳，不欲明言其叛，乃不得不造作莫须有之辞以诬之。《本纪》言大武克姑臧，收其珍宝，不可胜计，而此时可以斫开府库见告，则知隐窃杀人，朋行淫佚，同为求其罪而不得而为之辞。所以必见诬以淫佚者？以是时沙门适有淫佚之事，而昙无谶先见召不至，遂牵连之以诬牧犍。然鲜卑亦素行渎乱，后人不知其说之诬，乃又亿测谶之见求，必以其通于房中术之故，而诬人者转以自诬矣，岂不诡哉？万年与祖，初虽叛国，后亦以谋叛魏见诛，则牧犍之有反谋，亦不足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