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宋武平南燕

    宋武帝（363—422），即刘裕，南朝宋王朝的建立者。南朝“宋、齐、梁、陈”之中，以宋武帝刘裕文治武功最为出色。

    东晋国力，本不弱于僭伪诸国；而北方可乘之隙亦多；所以经略中原，迄无所就者，实以王敦、桓温等，别有用心，公忠之臣，如庾亮、殷浩等，又所值或非其时，所处或非其地，未获有所展布之故。当五胡初起之时，中原丧乱未久，物力尚较丰盈；石虎、苻坚，又全据中原之地；图之庸或较难，至肥水战后，后燕、后秦诸国，则更非其伦矣。此时傥能北伐，奏绩自属不难；而其地近而易图者，尤莫如南燕，此所以桓玄平后仅五年，而刘裕遂奏削平之绩也。

    刘敬宣等之奔南燕也，南燕侍中韩范上疏劝慕容德入寇。德命王公详议。咸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图，乃止。俄闻玄败，德乃以慕容镇为前锋，慕容钟为大都督，配以步卒二万，骑五千。刻期将发，而德寝疾，于是罢兵。义熙元年，德死。（此据《载记》，《通鉴》同，《本纪》在元兴三年十月。案《载记》记南燕之事，较《本纪》皆后一年。）初，德兄北海王纳，苻坚破邺，以为广武大守。（广武，见第五章第二节。）数岁去官，家于张掖。（见第六章第二节。）及慕容垂起兵，坚收纳及德诸子皆诛之。纳母公孙氏，以耄获免。纳妻段氏方娠，未决，囚于郡狱。狱掾呼延平，德故吏也，尝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将公孙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子焉。东归后，德名之曰超。超年十岁，公孙氏卒，平又将超母子，奔于吕光。吕隆降于姚兴，超随凉州人徙于长安。以诸父在东，深自晦匿。由是得去来无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而归。德无子，立超为大子。德死，超嗣伪位。

    初，德从弟钟，累进策于德，德用之颇中，由是政无大小，皆以委之。超立，以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俄以为青州牧。外戚段宏为徐州。（南燕五州：并州治阴平，汉侯国，后汉为县，晋废，在今江苏沭阳县西北。幽州治发干，见第五章第六节。徐州治莒，见第六章第八节。兖州治梁父，汉县，在今山东泰安县南。青州治东莱，见第三章第四节。）而以公孙五楼为武卫将军，领屯骑校尉，内参政事。钟、宏及兖州慕容法谋反。超遣慕容镇攻青州，慕容昱攻徐州，慕容凝、韩范攻兖州。钟奔后秦。宏奔魏。凝谋杀韩范，范知而攻之，凝奔法。范并其众，攻克兖州。凝奔后秦，法奔魏。公孙五楼为侍中、尚书，领左卫将军，专总朝政。兄归为冠军、常山公。叔父颓为武卫、兴乐公。五楼宗亲，皆夹辅左右。王公内外，无不惮之。超母、妻先在长安，为姚兴所拘，兴责超称藩，求大乐诸妓。超送大乐百二十人。兴乃还其母、妻。《超载记》云，义熙五年，正旦，超朝群臣，闻乐作，叹音佾不备，悔送伎于兴，遣斛谷提、公孙归等入寇，陷宿豫，（汉旮犹县，晋改曰宿豫，在今江苏宿迁县东南。）大掠而去。简男女二千五百，付大乐教之。案兴责超称藩求伎时，又云：“若不可，便送吴口千人，”超遣群臣详议，段宏主掠吴口与之，尚书张华主降号，超从华议，可见其非欲搆衅于晋。宿豫之衅，未知其由，谓由掠生口以备仗乐，恐未必然。超所掠乃生口，非乐工，岂有南人可教，北人不可教之理邪？超又遣公孙归等入济南，（汉郡，今山东历城县。）执大守赵元，略男女千余人而去。于是刘裕出师讨之。四月，舟师发京都，泝淮入泗。五月，至下邳。（见第三章第四节。）留船舰辎重，步军进琅邪。（见第二章第三节。）所过皆筑城为守。超引见群臣，议距王师。公孙五楼曰：“吴兵轻果，所利在战，初锋勇锐，不可争也。宜据大岘，（在今山东临朐县东南。）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徐简精骑二千，循海而南，绝其粮道；别敕段晖，率兖州之军，绿山东下，腹背击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校其资储，余悉焚荡。芟除粟苗，使敌无所资。坚壁清野，以待其衅，中策也。纵贼入岘，出城逆战，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户口众多，非可一时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纵令过岘，至于平地，徐以精骑践之，此成禽也。”慕容镇曰：“若如圣旨，必须平原，用马为便。宜出岘逆战。战而不胜，犹可退守。不宜纵敌入岘，自诒窘逼。”超不从。镇谓韩谟云：“主上既不能芟苗守险，又不肯徙民逃寇，酷似刘璋矣。”超闻而大怒，收镇下狱。乃摄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简士马，蓄锐以待之。《宋书·武帝纪》云：初公将行，议者以为“贼闻大军远出，必不敢战。若不断大岘，当坚守广固，刈粟清野，以绝三军之资。非惟难以有功，将不能自反。”公曰：“我揣之熟矣。鲜卑贪，不及远。进利克获，退惜粟苗。谓我孤军远入，不能持久。不过进据临朐，（汉县，今山东临朐县。）退守广固。我一入岘，则人无退心。驱必死之众，向怀贰之虏，何忧不克？彼不能清野固守，为诸军保之。”公既入岘，举手指天曰：“吾事济矣。”此等皆傅会之谈。此行也，晋兵力颇厚，宋武用兵，又极严整；（观其所过筑城为守可知。）简骑二千，安能绝其粮道？民难一时入守，苗非仓卒可芟，亦自系实情。战既不如，守又难固，即据大岘，安能必晋兵之不入？弃大岘而悉力逆战，盖所谓以逸待劳；不胜即退守广固，则所守者小，为力较专；此亦未为非计。慕容镇之下狱，必别有其由，非徒以退有后言也。王师次东莞，（见第三章第一节。）超遣段晖、贺赖卢等六将，步骑五万，进据临朐。王师度岘，超率卒四万就晖等。临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超告公孙五楼，急往据之。孟龙苻奔往争之，五楼乃退。众军步进，有车四千乘，分为两翼，方轨徐行，又以轻骑为游军。未及临朐数里，贼铁骑万余，前后交至。刘裕命刘藩等齐力击之。日向昃，又遣檀韶直趋临朐。即日陷城。超闻临朐拔，引众走。裕亲鼓之，贼乃大破。斩段晖。超奔还广固。徙郭内人，入保小城。使其尚书郎张纲乞师于姚兴。赦慕容镇，进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引见华臣谢之。镇进曰：“内外之情，不可复恃。如闻西秦，自有内难，恐不暇分兵救人。正当更决一战，以争天命。今散卒还者，犹有数万，可悉出金帛、宫女，饵令一战。不可闭门，坐受围击。”慕容惠曰：“今晋军乘胜，有陵人之气，败军之将，何以御之？秦虽与勃勃相持，不足为患；二国连衡；势成唇齿；今有寇难，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则不致重兵。尚书令韩范，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乞援，以济时艰。”于是遣范与王簿往。张纲自长安归，奔于刘裕。（此据《晋书·载记》。《宋书·武帝纪》云：纲从长安还，泰山大守申宣执送之。泰山，见第三章第四节。）右仆射张华，中丞封铠，并为裕军所获。裕令华、恺与超书，劝令早降。超乃诒裕书，请为藩臣，以大岘为界。并献马千匹，以通和好。裕弗许。江南继兵，相寻而至。尚书张俊，自长安还，又降于裕。说裕密信诱韩范，啖以重利。“范来，则燕人绝望，自然降矣。”裕从之。表范为散骑常侍，遗书招之。时姚兴遣姚强率步骑一万，随范就姚绍于洛阳，并兵来援。会赫连勃勃大破秦军，兴追强还长安。范叹曰：“天其灭燕乎？”会得裕书，遂降于裕。《宋书·武帝纪》云：录事参军刘穆之，有经略才具，公以为谋主，动止必谘焉。时姚兴遣使告公曰：“慕容见与隣好；又以穷告急；今当遣铁骑十万，径据洛阳，晋军若不退者，便遣长驱而进。”公呼兴使答曰：“语汝姚兴：我定燕之后，息甲三年，当平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穆之闻有羌使，驰入，而公发遣已去。穆之尤公曰：“常日事无大小，必赐与谋。此宜善详，云何卒尔？所答兴言，未能威敌，正足怒彼耳。若燕未可拔，羌救大至，不审何以待之？”公笑曰：“此是兵机，非卿所解，故不语耳。夫兵贵神速，彼若审能遣救，必畏我知，宁容先遣信命？此是见我伐燕，内已怀惧，自张之辞耳。”此亦傅会之谈。夏寇虽急，秦未必待姚强所率万人以自救。晋当时兵力颇厚，而洛阳距广固遥远，即合姚绍，复何能为？然则姚兴之遣姚强，特聊以自解于韩范，本未必有救燕之意。遣使为请，必当逊顺其辞，不得如史之所云也。明年，二月，城陷。超出亡，被获。送建康市斩之。（时年二十六。）案慕容超之亡，实处于势不可救。刘敬宣之奔慕容德也，尝结青州大姓诸省封，并要鲜卑大帅免逵谋灭德，推司马休之为主。刻日垂发。高雅之欲要刘轨。时轨为德司空，大被委任。敬宣曰：“此公年老，有安齐志，不可告也。”雅之以为不然，告轨。轨果不从，谋颇泄，乃相与杀轨而去。至淮、泗闲，会宋武平京口，即驰还。当德之时，燕之易倾如此，超更何以自固乎？《载记》谓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此或在所不免，然五胡之酋，荒淫暴虐，十倍于超者，则有之矣。史又咎超信任公孙五楼，五楼之于南燕，盖亦在外戚之列，特较段宏辈年少耳，非佞幸也。观慕容钟、慕容法、段宏、慕容凝之一时俱叛，则超之任新进而弃旧臣，亦必有不得已者。即其严刑峻法亦然。（慕容钟等之叛也，超收其党侍中慕容统、右卫慕容根、散骑常侍段封诛之，车裂仆射封嵩于东门之外。超尝议复肉刑，下诏曰：“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辈，枭斩不足以痛之，宜致烹、之法，亦可附之律条。”张纲为刘裕造攻具，超县其母支解之。此固不免暴虐，亦有激而然也。）当危急时，其臣劝以出降，皆不肯听；及见执，刘裕数以不降之状，超神色自若，一无所言，惟以母托刘敬宣而已；在亡国之君中，固为有气节者。公孙五楼，始终尽忠于超；将亡之时，犹与贺赖卢为地道出战，使王师为之不利；亦为陈力授命之臣，未可以成败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