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成康穆间朝局

    东晋国势之不振，实由当时风气之泄沓，而此种风气，王导实为之魁，读第一节所述，已可见之。王导死后，庾氏兄弟，相继执政，颇能综核名实，足矫当时之弊。惜其秉权不久。是时朝臣门户之见颇深，外藩专擅之习亦未革，遂使桓温，乘机跋扈，内外相猜，坐视北方之丧乱而不能乘，恢复良机，成为画饼矣。岂不惜哉？

    苏峻平后，庾亮领豫州刺史、宣城内史，镇芜湖。（宣城、芜湖皆见第三章第九节。）咸和七年，陶侃卒，亮领江、豫、荆三州刺史，移镇武昌。（见第三章第九节。）是时政柄仍在王导之手。亮尝欲举兵废之。《亮传》曰：时王导辅政，主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委任赵胤、贾宁等，诸将并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尝欲起兵废导，而郗鉴不从，乃止。至是，亮又欲率众黜导，又以谘鉴，而鉴又不许。亮与鉴笺曰：“昔于芜湖反覆，谓彼罪虽重，而时弊国危；且令方岳道胜，亦足有所镇压；故共隐忍，解释陶公。自兹迄今，曾无悛改。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入则在宫人之手，出则惟武官小人，读书无从受音句，顾问未尝遇君子。侍臣虽非俊士，皆时之良也，岂与殿中将军、司马督同年而语哉？不云当高选侍臣，而云高选将军、司马督，岂合贾生愿人主之美，翼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犹知其不可，况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进贤哲，以辅道圣躬。春秋既盛，宜复子明辟，不稽首归政，甫居师傅之尊。成人之主，方知师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礼之事。万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龙之爻，有位无人。挟震主之威，以临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无顾命之臣，势屈于骄奸而遵养之也。赵、贾之徒，有无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之事，含容隐忍，谓其罪可宥，良以时弊国危，兵甲不可屡动；又冀其当谢往衅，惧而修己。如顷日之纵，是上无所忌，下无所惮。谓多养无赖，足以维持天下。公与下官，并蒙先朝厚顾，荷托付之重，大奸不扫，何以见先帝于地下？愿公深惟安国家、固社稷之远算；次计公与下官负荷轻重；量其所宜。”鉴又不许，故其事得息。案藩臣称兵，入废宰辅，自非美事。鉴之不许，自是持重之见。然朝政则益以因循紊乱矣。《孔坦传》云：成帝既加元服，犹委政王导。坦每发愤，以国事为己忧。尝从容言于帝曰：“陛下春秋以长，圣敬日跻，宜博纳朝臣，谘诹善道。”由是忤导，出为廷尉。（坦本为侍中。）《孔愉传》云：咸和八年，诏给愉亲信十人禀赐。愉上疏固让，优诏不许。重表曰：“方今强寇未殄，疆埸日骇。政烦役重，百姓困苦。奸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后，仓库空虚，功劳之士，赏报不足，困悴之余，未见拯恤，呼嗟之怨，人鬼感动。宜并官省职，贬食节用，勤抚其人，以济其艰。不敢横受殊施，以重罪戾。”从之。王导闻而非之，于都坐谓愉曰：“君言奸吏擅威，暴人肆虐，为患是谁？”愉欲大论朝廷得失，陆玩抑之，乃止。后导将以赵胤为护军，愉谓导曰：“中兴以来，处此官者，周伯仁、。应思远詹耳。今诚乏才，岂宜以赵胤居之邪？”导不从。其守正如此，由是为导所衔。贾宁者，本苏峻腹心，与路永、匡术，同降于导者也。（见导及《袁耽传》。）导尝欲褒显之，为温峤所拒而止。（见《峤传》。）时卞敦为湘州刺史。温峤、庾亮，移檄征镇，同赴京都，敦拥兵不下，又不给军粮，惟遣督护苟璲领数百人随大军而已。朝野莫不怪叹，虽陶侃亦切齿忿之。峻平之后，有司奏其阻军顾望，不赴国难，无大臣之节，请槛收付廷尉。导以丧乱之后，宜加宽宥，转为广州刺史。时宗庙宫室，并为灰烬。温峤议迁都豫章。（见第三章第九节。）三吴之豪，（三吴，见第三章第九节。）请都会稽。（见第三章第九节。）二论纷纭，未有所适。导曰：“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又孙仲谋、刘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丰俭移都。苟弘卫文大帛之冠，则无往不可；若不绩其麻，则乐土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求之望实，惧非良计。今特宜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由是峤等谋并不行。此事论者皆美其能镇定。其实迁会稽有远窜之嫌，迁豫章则更可进据上流，实于恢复之计为便。三吴之豪，不免乡里之见，温峤则纯出于公忠体国之诚。导之所以不肯迁都者，迁都则必有新起握权之人，不如率由旧章，便于把持也。《导传》云：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镇于外。南蛮校尉陶称，间说亮当举兵内向。或劝导密为之防。导曰：“吾与元规，（亮字。）休戚是同。悠悠之谈，宜绝智者之口。则如君言，元规若来，吾便角巾还第，复何惧哉？”又与称书，以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于是谗间遂息。时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向者多归之。导内不能平。尝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尘污人。”《孙盛传》曰：导执政，亮以元舅居外，陶称谗构其间，导、亮颇怀疑贰。盛密谏亮曰：“王公神情朗达，常有世外之怀，岂肯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间内外耳。”导贼周而作色于蔡谟，世外之怀安在？（《周传》：王敦之举兵也，刘隗劝帝尽除诸王。导率群从诣阙请罪。值将入，导呼谓曰：“伯仁，以百口累卿。”直入不顾。既见帝，言导忠诚，申救甚至。帝纳其言。喜饮酒，致醉而出。导犹在门，又呼。不与言，顾左右曰：“今年杀诸贼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既出，又上表明导，言甚切至。导不知救己，而甚衔之。敦既得志，问导曰：“周、戴若思，南北之望，当登三司，无所疑也？”导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应令、仆邪？”又不答。敦曰：“若不尔，正当诛尔。”导又无言。导后料检中书故事，见表救己，殷勤款至。导执表流涕，悲不自胜。告其诸子曰：“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案亦元帝腹心，未必真以导为可信。所以救导者，盖当时事势，或以尽除王氏为宜，或谓宜姑容之，所见有不同耳。然之救导，虽不为私交，而导授意于敦而杀之，则其忌刻为已甚矣。若思，戴渊字。唐人修《晋书》，于避讳者多称其字，如称刘渊为元海，石虎为季龙是也。今于引元文者皆仍之。《导传》云：导妻曹氏性妒，导甚惮之，乃密营别馆，以处众妾。曹氏知，将往焉。导恐妾被辱，遽令命驾。犹恐迟之，以所执塵尾柄驱牛而进。蔡谟闻之，戏导曰：“朝廷欲加公九锡。”导弗之觉，但谦退而已。谟曰：“不闻余物，惟有短辗犊车，长柄塵尾。”导大怒，谓人曰：“吾往与群贤共游洛中，何曾闻有蔡克儿也。”案晋世名士，往往外若高旷，内实忌刻。《王羲之传》云：王述少有名誉，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由是情好不协。述先为会稽，以母丧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及述为扬州刺史，将就征，周行郡界，而不过羲之，临发，一别而去。先是羲之尝谓宾友曰：“怀祖正当作尚书耳，投老可得仆射，更求会稽，便是邈然。”及述蒙显授，羲之耻为之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行人失辞，大为时贤所笑。既而内怀愧叹，谓其诸子曰：“吾不减怀祖，而位遇县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后检察会稽郡，辨其刑政，主者疲于简对，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于父母墓前自誓，曰：“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皦日。”其热中躁进，褊隘忌克，鄙夫耻之矣。怀祖，述字，坦之，述之子也。）外宽和而内深阻，当时名士，固往往如是，然导居元辅之位，因贪权嗜利，好谀恶直之故，遂不恤败坏国事以徇之，则所诒之害弥大矣。

    咸康五年，四月，导卒，征庾亮为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时亮方谋恢复中原，固辞。乃以其弟冰为中书监、扬州刺史，与何充参录尚书事。充，导妻之姊子；充妻，又明穆皇后之妹也；故少与导善，明帝亦友昵之，导与亮并称举焉。明年，正月，亮卒，冰弟翼刺荆州。八年，六月，成帝崩。子丕、奕俱幼。庾冰舍之，而立其母弟琅邪王岳，是为康帝。《充传》云：庾冰兄弟，以舅氏辅王室，虑易世之后，戚属转疏，每说成帝，以国有强敌，宜须长君。帝从之。充建议曰：“父子相传，先王旧典。忽妄改易，惧非长计。”冰等不从。康帝立，临轩，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鸿业，二君之力也。”充对曰：“陛下龙飞，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议，不睹升平之世。”充与庾氏立异，盖自兹始？明年，为建元元年，充出刺徐州，（镇京口。京口，见第二节。）以避诸庾。顷之，庾翼将北伐，庾冰出镇江州，征充入领扬州。二年，九月，帝疾笃。冰、翼意在简文帝，而充建议立子聃为大子。帝崩，大子立，是为穆帝。冰、翼甚恨之。是岁，十一月，冰卒。明年，为永和元年，七月，翼又卒。表以后任委息爰之。论者并以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归，宜依翼所请，以安物情。充曰：“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所谓陆抗存则吴存，亡则吴亡者。岂可以白面年少，猥当此任哉？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识度。西夏之任，无出温者。”议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温乎？如令阻兵，耻惧不浅。”充曰：“桓温能制之，诸君勿忧。”乃使温西。爰之果不敢争。于是上流事权，暂握于中枢信臣之手者，自陶侃卒后。复成分争角立之象已。此东晋政局之一大变也。史于庾氏多贬辞，平心论之，或失其实。庾氏之立康帝，可谓欲扶翼其所自出，其欲立简文帝，果何为哉？庾氏弟兄，皆有志于恢复，然则其谓国有强敌，宜立长君，或非虚语也。《成帝纪》云：帝少而聪敏，有成人之量。南顿王宗之诛也，帝不之知。及苏峻平，问庾亮曰：“常日白头公何在？”亮对以谋反伏诛。帝泣，谓亮曰：“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复若何？”亮惧，变色。庾怿亮弟。尝送酒于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与犬，犬毙，惧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邪？”怿闻，饮药而死。（怿本传略同。）夫南顿王之伏诛，事在咸和元年九月；苏峻入犯，庾亮出奔，事在三年三月；峻败而帝御温峤舟，亮获入见，乃在四年二月，而弋阳王即以此时伏诛，帝苟欲问南顿王，何待苏峻平后？故或谓此实弋阳王之误，然是时之弋阳，叛状显著，成帝果聪明，不应复有此问；且亦无缘诛之而不使帝知也。《纪》又言帝少为舅氏所制，不亲庶政，而赫然一怒，庾怿遽惧而自裁，有是理乎？妨帝不亲庶政者王导也，于庾氏乎何与？而谤转集于庾氏，何哉？史称王导辅政，以宽和得众，而亮任法裁物，颇以此失人心；又言王导辅政，每从宽惠，而冰颇任威刑；此庾氏所以招谤，而导之虚誉，所由流溢与？恶直丑正，实繁有徒；民之多幸，国之不幸；悠悠之口，岂足听哉？（不惟庾氏，即刘隗、刁协，颇为史所讥评，其故亦然。《隗传》云：与协并为元帝所宠，欲排抑豪强。诸刻碎之政，皆云隗、协所建。《协传》云：协性刚悍，与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为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毁公卿，见者莫不侧目。然悉力尽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其故可深长思矣。翼尝与冰书曰：“大较江东，政以伛舞豪强，以为民蠹，时有行法，辄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皆豪将辈，而直打杀仓督监以塞责。山遐作余姚半年，而为官出二千户，政虽不伦，公强官长也，而群共驱之，不得安席。纪睦、徐宁，奉王使纠罪人，船头到渚，桓逸还复，而二使免官。虽皆前宰之惛缪，江东事去，实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横陷此中，自不能拔脚于风尘之外，当共明目而治之。”风格崚嶒，时之所须，正此等人也。何充居宰相，史言其无澄正改革之能。虽凡所选用，皆以功臣为先，不以私恩树亲戚，然所昵庸杂，信任不得其人，朝政复稍衰矣。

    穆帝即位，年仅二岁，大后褚氏临朝。后父裒，苦求外出。于是以会稽王昱（元帝少子，即简文帝也。）录尚书六条事，复开宗亲秉政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