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爆炸后第七天。上午十点，林少佐站在审讯室窗后，望着对面房顶天台。在他的纵容下，观众越来越起劲，几个人站在用三脚架固定的箱式照相机周围。剩下的坐在公用水箱盖上抽烟，间或举手挡着太阳光，尽心尽责地观察着爆炸事件的最新动态。

    要不要派人驱散？我建议道。租界报纸已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甜蜜公寓。爆炸事件通常只会出现在本埠新闻栏目，但封锁，尤其是断绝食物供应，更容易造成一种持久的动人效果。更何况东京使节团此刻正在南京。为庆贺汪政府成立，东京派来大批重要人物。使团由阿部信行大将率领，贵族院议长松平赖寿和众议院议长小山松寿赫然在列，团员中甚至包括菊池宽，他是个作家。

    林少佐推开窗，有人在对面兴奋地叫起来，显然有所克制，压低了声音。不，没有必要，他把双手撑在窗台上，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

    他叫来宪兵，让他们在公寓外面的街道上再次宣读封锁公告。没过多久装甲车上的高音喇叭就发出嘶哑的吼叫声。

    林少佐坐回审讯桌，敲敲卷宗，叉起手臂，说：“为什么一个中国人会主动来向我们提供情报呢？”

    我不方便回答这个问题。身为汉奸，常常会遭遇这种质疑。

    “宪兵队告诉我，早上有两个女人在吵架？”

    “杨太太跟门房老钱说话，提到蒋先生。蒋太太认为杨太太在骂蒋先生。”

    “为什么？”他很有兴趣。

    “可能是蒋太太听错了，她把老蒋听成老甲鱼。”

    “这是为什么？”

    他没有认真听我关于方言语音的解释，他仍在疑惑，间或翻阅一下笔录。宪兵开门时，带来一阵浓烈的油烟味。因为前些天夜里有人从窗外偷偷向公寓扔食物，宪兵队不允许在公寓任何位置私自开窗，各种气味便在楼道中历久不散。

    “公寓中仍有大量食物，”林少佐笑着说，“皇军的封锁和搜查看起来没什么效果。”

    “马先生，”他忽然说，“与鲍天啸住在一起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何福保。英商卜内门洋行职员。从前与鲍天啸同事。都是单身，又是同乡，所以住到一起。”

    “那么他可能对他十分了解，是好朋友吧？”

    “鲍天啸向何福保借钱。有时欠钱不还，何福保把这些事情告诉邻居，大家都觉得，他们关系不是很好。”

    “鲍天啸很穷么？”

    “他喜欢吃。上海有名的饭馆，跑堂厨师都认得他。昨天晚上富春居那两个厨师就跟他很熟。这个人既不赌又不嫖，钱都花在吃上头。”

    “我们来看看这个何福保有什么说法，你觉得如何？”

    何福保惊魂未定。宪兵刚把他从卫生间拖出来，放到椅子上。

    “何先生，请你告诉我，鲍天啸先生为什么突然来找皇军？”林少佐站在何福保面前，低头瞪着他。

    “我真不知道——”

    连人带椅子，何福保被踢到墙角。两名宪兵把他拖进卫生间。趴在瓷砖地上，两双手抓着他的头发和脖子，往地上搓。一个宪兵用膝盖顶在他腰上，他的脚踝也被一双靴子踩着，脚背绷直几乎贴着地面。宪兵把那双手臂向前推，现在他变得像只被抓住翅膀的蜻蜓，在地上挣扎，但挣扎毫无用处，只会让他脸颊和鼻子更快磨烂。

    他的手臂现在跟肩膀已成九十度直角。一名宪兵抓住他双手，从背后继续向前推。何福保叫不出声音，喉咙咔咔有声，好像有什么东西梗在那里。窒息状态保持了大约二十秒钟，手臂突然回到直角，惨叫声再次响起，好像一只音量开关被某个顽童胡乱玩耍。

    宪兵来回推动手臂，大约有七八次。角度越来越大，停顿时间也越来越长。

    林少佐点点头。宪兵把何福保拖回审讯室。

    “他欠了人家东西。”何福保说。

    “什么东西？”

    “粮食。”

    “说下去。”

    “他收了人家钱。答应帮人家买粮食。”

    “他买到没有？”

    “一开始有。后来没有了。东西很贵。但没有办法，每一家都拿钱给他。所有人都追着他要东西。有人说，要把他交给你们。”

    “他从哪里买粮食？”

    我站在桌边，弯着腰在记录纸上疾书，我心情激动，必须让自己手上有点事情做。

    “我不知道，他对谁都不说。他把钱拿去，几个小时后，他会送来一点米和油，和其他东西。”

    “你和他住在一个房间呢，他有办法弄到粮食，你不好奇么？你有没有提出给他帮点小忙呢？有时候他需要一点掩护呢，那样你也可以赚点钱，还能弄到食物。生意何不一起做呢？这可是一门好生意，如今西贡大米每担价格五十块钱，是不是又涨价了？”他转过头问我。

    “他那些货卖多少钱？”

    “我不知道。我不敢——”

    宪兵把鲍天啸带进来之前，林少佐大有所悟，对我说：“所以他就来找我们。报告罪犯线索。希望转移我们视线，把追捕重心转向公寓外面。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但总比什么都不干好一些。对不对？”

    “另外，他替皇军办事，别人就没有办法追着他要债。”我说。

    “鲍先生，昨晚休息得好么？”

    鲍天啸迟疑地点头，又看我。这家伙，难道想让我当着林少佐的面给他一点暗示么？我冷冷看着他。

    “很好。审讯工作压力很大。我希望你能休息好。”

    “我能不能抽根香烟？”

    林少佐点点头，我把香烟和火柴递给鲍天啸。

    林少佐打开窗，风从外头吹进来，观众站在对面屋顶天台上，隔那么远看，审讯室就像个普普通通的办公室，也许是个编辑部，临近午休在聊天。鲍天啸拢着手划火柴，几次才点着。

    “你们刚刚找过何福保。”

    他像是在自言自语。

    “你想不想知道他告诉我们什么？”

    鲍天啸低着头，看着地板，好像那里有答案，好像那里有个洞，洞里有个舞台提词人。

    “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是局外人——”

    鲍天啸低声嘟哝着，好像这些话本是他内心争辩，却不自觉说出声来。

    林少佐忽然大笑起来，兴高采烈地说：“那么他是什么局——外人？”

    “不是这个意思。”

    鲍天啸看看林少佐，又低下头，慌乱地看着地板。那个提词人可能在打盹，也可能故意在戏弄他。这下鲍天啸觉得自己糟了。观众冷冰冰望着他，等他继续说下去，继续出丑。

    “鲍先生，你自己跑来告诉我们，你有刺客情报。你怀疑某个女人是罪犯，我们把你当成好市民，一个可以讲理的人。我们立即替你安排餐食。当我们得知鲍先生口味精致，是个美食家，就马上提高供应标准，把你当成贵客。此时此刻我却不得不产生某种疑虑，觉得鲍先生会不会在戏弄我们？出于某种动机，鲍先生会不会在欺骗我们？”

    传说林少佐在学生时代热衷戏剧表演，至今仍常常不顾危险，便衣进入租界，到兰心剧场看戏。

    “鲍先生，一年以前，我负责驻沪日军报道部工作。有一个记者自己跑来敲门，说他愿意为我们做点事情。我们调查以后发现，此人在上海名声很坏。有人告诉我们，这个记者喜欢打听别人阴私，道听途说，添油加醋，有时甚至胡编乱造敷衍成篇，然后寄给当事人，要挟当事人出钱买下稿子，不然就予以公开发表。当事人为免难堪，也因为要钱不多，往往付钱了事。我们听后付之一笑，对他给予充分信任，认为大东亚共同体和平事业即使对那种人也要敞开大门。我们给他一大笔钱，让他在租界内办报，协助皇军，呼吁和平，维持秩序。日军报道部让他全权负责报纸出版发行。只要求他每天早上把新印报纸派人送到虹口报道部备案。谁知此人劣性不改，拿着报道部给他的大笔资金，在租界内办报，大肆刊登反日宣传言论，侮辱天皇，攻击皇军。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此类报道罔顾事实，蒙骗市民，却反而很有销路。另一面呢，他却另行编排版面，东拼西凑，抄抄同盟通讯社电稿，做一份假报纸，只印刷十几份，送到报道部应付检查。他以为此事盘算精细，密不透风。谁知道一个人做坏事，总有暴露那一天。”

    此事是日军报道部丑闻，一向讳莫如深，外人如鲍天啸，怎么可能听说。若晓得这个故事，或发表到租界报纸，或送给重庆，日本人都要大丢脸面。即使在汉奸圈子里，这些也都是机密情报，值钱得很，足可拿它换个一年半载舞票，甚至以此结交重庆，想不到林少佐兴致所至，为了某种戏剧效果，信口将它加入台词中。

    “那天虹口公园有人扔炸弹，苏州河各桥北一律关闭。假报纸送不过来。报道部派人专门过桥，到租界购买报纸。骗局全盘暴露，报道部上下同事全体震怒。鲍先生，你知道后来这个家伙怎么样？

    “我们把他交给宪兵队。宪兵队让‘黄道会’到租界把他抓回来。就在新亚饭店房间里，用榔头把他全身上下每根骨头全部敲碎。然后把头砍下来，放在卫生间浴缸内，用淋浴龙头冲洗，浸泡一夜。第二天早上，把那只泡发得像猪头的脑袋挂到租界电线杆上。我们警告租界巡捕房，这只猪头必须挂满三天。”

    林少佐从鲍天啸口袋里掏出香烟，倒出一支递给他，用火柴帮他点上。又去打开门。

    “鲍先生，报道部同事们都认为这个家伙欺骗皇军，不可容忍，必须严惩。我与他们看法略有不同，我认为对此人加以惩罚，是因为他毫无意义地说谎。我本人赞赏富有想象力地说假话。它们通常比实话实说更有用。”

    林少佐离开有烟味的房间。这个凸向街道的舞台上只剩下鲍天啸和我。有人在对面楼顶观望，有人在街上回收酒瓶，三轮车在不平的地面上猛跳，板条箱里瓶子咣啷啷撞击。鲍天啸一惊，摇摇欲坠的一截烟灰终于掉到地板上。

    “鲍先生，你既是开了一个好头，又是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事到如今只有讲下去。一个完整故事，就算再烂也能值点钱。”

    我提醒他。我认为在他那种情形下，这种话差不多就算帮了大忙。我至今都这么想。也敢大声告诉任何人，在审讯中我没有说过为难鲍天啸的话。实际上，我多多少少帮过他，这一点他自己很清楚。认真说起来，后来在审讯快要结束时，他那种做法，可以说是间接为我担保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