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时，我没有守在身边。当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我没能够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也没能让父亲看我最后一眼。

    那一年，我不到十五岁，还在上初中。

    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没什么文化，大字不识一箩筐。他曾对我讲过，他小时候那会，别说没有“闲钱”读书识字了，就是填饱肚子都是问题。

    虽然父亲没上过几天学，但他自己摸索着学会了很多技术。比如，他除了是个业余电工外，还会修各种家用电器、机动车。另外，他跟我母亲还开过饭店、炸过油条、开过馍馍房、养过肉鸡。我记得我家还轧过几年面条，有时轧面条时我也会帮忙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后来我家还养过蛋鸡。那时我家买进一批鸡苗，黄毛小鸡毛茸茸的特别可爱，我和哥哥没事时就去鸡棚帮着喂食添水。它们是怎么长大的我没看出来，反正忽然有一天早晨起床后，走进鸡棚发现有鸡蛋了。母亲说吃鸡下的第一个蛋对眼睛好，虽然有些迷信，但我们还是把第一次发现的鸡蛋给了我失明的姥娘吃。当然，姥娘的双眼并没因为这样的鸡蛋而重见光明。

    父亲最拿手的就是建筑。他和村里的几个汉子曾组建了一个建筑班，专门给人盖房。

    父亲这伙建筑班不光盖房技术高，再者就是价格便宜，所以特受本村及周围村子村民的欢迎，有什么活都揽给他们。建筑班里有人向父亲提过涨工钱，父亲始终都没涨价，用父亲的话说：都是乡邻乡亲的，没有吃亏不吃亏的。后来父亲病了，也就退出了建筑班。

    虽然我不清楚父亲怎么会这么多技术手艺，但有一点我特像他——我喜欢全面发展。

    父亲被查出患病的前一年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他十分无辜地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而且还是国家公务员打的。

    那时候国家还没有免除农业税，农民依然要交公粮交提流，父亲就是在交提流时无端被打的。

    那年我家种着大棚，国家规定种棚的农户要交提流。

    那天傍晚，父亲怀揣着钱去大队办公室交提流。按照发给我家的票据，父亲把钱给了从乡里来收提流的工作人员。谁知那工作人员却说钱数不够，我父亲便问怎么回事，那人说数据记错了。我父亲是按单据带的钱，于是憨厚老实的父亲就说钱不够要回家拿一趟。就在父亲转身欲走时，那人不由分说就把父亲踹倒在地。老实巴交的父亲自然要与他评理，好端端的打什么人？可不容我父亲多说一句，乡里来的三个工作人员一起对父亲进行拳打脚踢，父亲倒在地上蜷缩一团，无力挣扎。

    在家等父亲吃晚饭的母亲和哥哥左等右等都不见父亲回来，于是便去了大队办公室，那个时候已是晚上九点多钟。母亲和哥哥到大队办公室时已是人去屋空大门紧闭，只好又折返回家。

    走到大门前，母亲和哥哥顿时目瞪口呆，因为他们看到父亲就躺在大门前，浑身是伤。

    母亲和哥哥赶紧把父亲扶回家，之后父亲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出来。

    原来，父亲在村委会被打后便被那三个混蛋连拖带拽弄到了面包车里。在车里，三个王八蛋也没停止对父亲施以暴行，然后三个混蛋把父亲拉到了拘留所。在拘留所里，三个混蛋又对父亲进行了更残酷的拷打。

    父亲被打昏后，三个混蛋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忙把父亲送到医院，进行简单包扎处理。

    父亲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医院，可能是被打怕了，惊魂不定的父亲便要回家。没想到三个混蛋真把伤痕累累需要好好治疗的父亲拉回了家，然后扔在了大门口。

    因为需要疗养，父亲又住进了医院，一些伤口还缝了针，还检查出了脑震荡。

    父亲被打得着实冤枉，亲戚邻居自然不能忍气吞声善罢甘休，一定要讨个说法。于是我的叔叔大爷们就一起去乡政府找领导。那三个混蛋自然不敢抛头露面，乡领导也不敢透露三个混蛋的踪迹，表面上说一定会严惩，实际上都是“官官相护”。

    叔叔大爷们屡次三番地去乡里讨说法，但有关领导迟迟都没什么表示。老实巴交的父亲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于是就不让我的叔叔大爷们再去镇上。

    但这样忍气吞声也不行啊，正好我的姑父在法院上班，于是我们就想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此事。得知我们要起诉打官司，乡领导害怕忙慌了，赶紧保证一定妥善处理。中规中矩的父亲也不想把事情闹到法庭上，于是便没有打官司。

    镇领导保证的妥善处理并没及时处理，更谈不上妥善。后来，人人得而诛之的那三个混蛋被调到了外乡继续当公务员，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官官相护吧。又过了好久，镇上相关单位才给父亲赔偿了不到两千块钱的医药费。

    这件事就这样便宜了那些挨千刀的混蛋。

    一直以来，我对那些混蛋是恨之入骨的，如果遇见他们，我定会将他们五马分尸或千刀万剐。

    经过被打事件不久，有天父亲突然感觉嗓子不适（确切的说是食管不舒服），每当吞咽食物时就会感觉有异样。

    父亲去县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是食管炎，吃些药就会好的。

    大夫都说没什么大碍，我们自然就放心了。

    可吃了几天药，父亲的病情非但没好转，反而更严重了。于是父亲又去医院做检查，谁料这次大夫建议去大一点的医院做检查。于是，父亲就去了市立医院，检查结果令人不敢相信——父亲患了食道癌。

    大夫没有把病情直接告诉父亲，而是只告诉了母亲。母亲如遭晴天霹雳，但她没有把真相告诉父亲，而是骗父亲说是炎症。

    对于病因，大夫在排除一些自然因素后问母亲我的父亲是否曾受过内伤。当时母亲哪有心思考虑许多，于是摇头说没有。对此，大夫对父亲的病因也是大惑不解。过后母亲才想到父亲被打这事。总之，造成父亲患病的罪魁祸首是那三个混蛋。

    同时，回头一想，早先县医院诊断为食管炎属于误诊，延误了父亲的治疗，自然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否则的话，父亲治疗及时，也就能多活些日子。至于追究责任讨说法，身为小老百姓的我们没能力也没工夫进行下去，还是给父亲看病要紧

    接下来母亲陪着父亲就开始了艰难的求医之路。吃药输液没间断过，放疗化疗一周做两次，我清楚地看到父亲手背上因输液扎针留下的密集的斑斑点点的针眼以及因放化疗变得稀稀落落的头发。

    尽管我们隐瞒了病情，但我想父亲一定猜到了。自从在市医院做过检查后，我没见父亲笑过，唯独那一次他笑了，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笑。

    由于各种医药治疗费繁多，本不富裕的我家很快便一贫如洗，我也因此交不起学费。学校领导得知我的情况后便组织号召师生捐款，然后送到了我家。那次周六回家后提及捐款这事时，我看到父亲笑了。

    我心里很清楚，令父亲高兴的不是那些捐款，而是我这个儿子给他长脸了。

    尽管接受着治疗，但这并没减轻父亲的病情，父亲渐渐咽不下东西、喝不进液体，身体一天天消瘦下来——干枯的皮包着骨头，用骨瘦如柴形容一点儿都不夸张。

    那年暑假眼见就要过完，然而就在我初三开学的头一天傍晚，父亲咳出了血，这使我们很是担心。

    找来诊所大夫给父亲输了止血针，在大门外，大夫对母亲悄悄说了几句话，还很无奈地摇了摇头——父亲的状况不容乐观。

    果然，止血针只是临时起作用，第二天天还没亮，父亲又开始咳血了。

    我们打120叫来了救护车，父亲被拉走了。

    那天，我没有跟着去医院，而是收拾行李去了学校。在坐公交去学校的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好像预兆着什么。中午，老师急匆匆地叫我立刻赶去县医院。当场我就落起泪来，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大雨滂沱，班长骑车载着我往医院赶。虽然我穿着雨衣，但全身浑身上下从外到内还是湿透了。

    表哥已经等在了医院门口，看到我，二话没说就走在了前方。我心神恍惚地紧跟在后面不住地抽泣。

    在病房楼道里我就听到了哭声，撕心裂肺的痛哭。尽管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但我还是天真地希望那哭声与我无关。

    哭声越来越近，最后在一间病房门前，我看到了俯在床边痛哭的母亲、哥哥、姑姑……床上的父亲纹丝不动地躺着。

    我扑上去跪在床前，放声哭了出来。

    我握着父亲带有余温的手，朦胧中看到父亲还睁着双眼。他没有瞑目，他等着见儿女最后一眼，最终却没能如愿。

    这也许就是命吧。

    父亲病重时，母亲曾让算命先生算过一卦，算命的虽没有直截了当地说父亲寿终时儿女中只有哥哥能陪在身边，但他话语中蕴含着这层意思。这有些迷信的味道，我也不怎么信命，但有些事情使人无法理解，又不得不信，故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听父亲说过，我爷爷去世时，他才九岁。

    谁又曾想到，父亲去世时，我不到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