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燧为文不受时风影响，一心学古，文章风格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大有西汉人的作风。在他的冲击下，宋末遗弊为之一变。延祐以前的以文章出名的人没有一个能超过他。他自认为他的文章可以永远流传下去。因此，当时有地位、有权势家的孝子贤孙，在亲人去世之后，一定要设法求得姚燧的文章，心里才觉得可以将先人的德行表现出来，流传下去。否则就觉得对不起先人，在社会上也抬不起头。因此，在他文名盛行的三十年中，当时的名臣世勋，德高望重的社会名流的墓志铭、几乎都出自他手。据说，每当有人向姚燧求文章，他一定要问清楚有无德行，如有德行，他就答应下来，但决无溢美之辞；如果求文之人能请几个谈得来的人，再摆上一桌酒菜，姚燧高兴之下援笔大书，文可立得。名声不好的人，势再高，家再富，只字片纸难得。

    当时的高丽王与元廷宗室是联姻关系，与朝廷大臣关系都非常好。有一次，高丽王想求姚燧写文章，被姚燧拒绝了，直到皇帝下了诏令，姚燧才奉旨为文。高丽王高兴得不得了，赠给他诸如币帛、金玉、名画等名贵物品。姚燧将这些东西全部赠送他人，只留下金银器皿交付翰林院保管，他自己则丝毫不取。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像高丽这样的藩邦小国，只看重货利这类东西，而不知世上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东西。我这样做，就是想让这些小邦藩国知道，我们堂堂大元看重的不是这些东西。”

    但是，姚燧恃才傲物，他连当时的赵孟頫、元明善这两位著名才子也看不起，所以，人们又以此而议论他。

    李孟一生有哪些主要事迹？

    李孟，字道复，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人。少有大志，博闻强识，贯通经史，知古今兴亡之理。

    元成宗时，皇太后求名儒教辅皇子，有人推荐了李孟，说：“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应为太子师傅。”从此之后，他经常对仁宗讲儒家仁义之道，对仁宗日后做皇太子、皇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成宗去世之后，身为太子的武宗在北方带兵镇守，安西王阿难答阴谋夺位，朝中丞相等权要同声附和，仁宗当时也不在都城，因此，形势非常紧迫。仁宗犹豫不决，李孟坚决主张急奉太后还宫，安定人心，铲除权奸，促成仁宗回都城。之后，李孟又亲自到哈剌哈孙（当时任右丞相）家探听到安西王不日将即位的消息。李孟马上将这一消息告诉仁宗，力主仁宗进城。事关重大，仁宗一时还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决定“以卜决之。”李孟事先告诉卜者说：“天大的事由你来决定，你不能说不吉利，只能说大吉大利。”好在卜者按照李孟的话说了，仁宗最后下定决心进城监国，等待武宗归来。粉碎了安西王夺位阴谋，避免了一场内战的爆发，这功劳应当首先归于李孟。

    李孟一生主要活动在武宗、仁宗期间，这期间他三人中书，人称“布衣丞相。”李孟在民间待的时间长，深知元朝政治的弊端，因此在职期间，多有建树。比如裁汰冗员，核减朝廷滥费。昭雪冤案，罢免僧、道官，恢复科举等。

    大德以来，朝廷封拜多人以虚爵，佛教和道教泛滥，成了官、民的灾害。针对这种情况，李孟主张将这些弊政全部革除。于是，朝廷平反了许多冤案，剥夺了许多无功冒赏者，彻底罢免了僧、道之官，一时天下称快。

    恢复唐宋以来的科举，李孟也出了大力。有一次，仁宗与李孟讨论用人大事，李孟告诉仁宗应当继承唐宋以来的以科举选拔人才的做法，但应当把一个人的德行与儒家经典放在首位，把文章放在其次。实行科举之后，李孟被任命为监试官。

    总之，李孟一生三入中书，民间的利害，他知无不言，引古证今，都十分妥当。所以，在皇庆、延祐年间，人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凡是不好的政令，一定是铁木迭儿所为，凡是好的政令，一定是李孟的主张。

    刘正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

    刘正，字清卿，清州（今河北清县）人。他一生为官清正廉洁，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四朝。在政治上多有作为。

    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朝廷撤销转运司，并成立专门机构检查、核实转运司账目。朝廷任命刘正专门负责此事。在核查过程中，发现大都运司欠银五百四十七锭。开始怀疑是倪运司等四人所欠，就将其逮捕，后经核实，不是这四个人所欠。刘正觉察到这里有冤枉。为了追回国有财产，也为了给这四个人洗清冤情，他将所有有关官吏的案卷都核查了一遍，发现李介甫的七张借据，数据正与所欠银数相符，检验笔体，都是管库的辛德柔的笔迹。但辛德柔已很富有，与权贵往来密切，谁也不敢招惹他。刘正毫无畏惧，原原本本地将实情向尚书做了汇报，追回了欠银，罚惩了贪官，为倪运司等四人平反昭雪。刘正因此而出了名。

    阿合马当权时，与江淮行省的阿里伯、崔斌有仇，想利用职权杀害二人。他捏造了这两个人偷官粮四十万石的罪状，命刘正参与调查。刘正经过调查，认为这两个人无罪。阿合马又派四人前往调查，最后竟置这两个人于死地，刘正因此而弃官回家。后来，阿合马倒台，有人告刘正是阿党。元世祖问刘正，“你们这些人都曾是阿合马的死党。怎么能没有罪呢？”刘正说：“我从来没有阿谀亲附阿合马，我只是按法行事而已。”后来，阿合马余党都被诛杀，右丞相说：“皇上曾经说过，刘正穿上洁白的衣服在煤窖里走了十年而没弄脏，真可以说是一个廉洁的人。”于是刘正得以免罪。元世祖的比喻十分精彩，由此可以看出刘正这个人的人品。正因如此，刘正后来历任枢密院参议、户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侍御史等要职。

    成宗时，刘正也官居要职。大德元年（1297），出任云南行中书省左丞。在任期间，反对用兵缅（今缅甸）。云南百姓向官府交纳金银，诸多弊政，往返运费加上官吏的层层盘剥，往往是所征金银的双倍，而且官吏们往往把铜杂混进银中欺骗官府。刘正是第一个指出这种弊端的人，经向朝廷汇报，彻底革除了这一弊政，大大增加了国家收入，也方便了地方。

    仁宗期间，他曾向仁宗上疏建议做八件事情，都有助于定国安民。仁宗初年的政治改革，刘正出了不少的力。

    张思明是什么人？

    张思明，字士瞻，辉州（今河南辉县）人。他颖悟过人，喜读书，一生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文宗六朝。为官期间，以守朝法、恤百姓为务，居官清廉。

    左丞相阿合马倒台之后，元世祖命有司追究其奸事，尚书省责其余党，将其赃物记录在案。张思明为元世祖读这些案牍，读了整整一个晚上，元世祖没有丝毫疲倦之意，说：“读案牍的那个人吐音清晰，标准好听，真像侍仪舍人（礼仪生）。”然后又说：“这是个可以重用的人。”第二天，元世祖就将他提拔为大都路治中。对于皇上的赏识，张思明并未忘乎所以，而是以“超迁踰等”（提拔越了等级）为由，力辞，后来改任湖广行省都事。这是张思明走上政治生涯迈出的第一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人品德操。

    成宗期间，张思明继续受到重用。朝廷在江浙设立海道运粮万户府，但官吏们以为海道运粮太危险，都不愿意去。张思明进言应当把这一官职的等级再往高升一等，于是人们都愿意去了。后来，这种做法就成了朝廷的一项规定。有一年，两浙地区发生大饥荒，张思明是第一个赞扬开仓救民的人。

    仁宗皇庆元年（1312），继武宗时任两浙盐运使后，他又一次被任命这一职务。这一年，盐税有了赢余，他的部下请求增加以后的盐税。这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张思明却不这样。他说：“盐税有时收得多，有时收得少，不好确定。一旦增加盐税，那就是为了我一个人而坑害了当世和后世的人。”可见，他做官以民为重，而不以追求政绩为重。皇庆三年，被拜为参知政事。仁宗即位不久，想任自己宠爱的一个臣子为五品官，命令中书下任命书。张思明坚决不下这个任命书，仁宗非常生气，张思明回答仁宗说：“选择官吏的法则，是与普天下人有关的大事。我要按您的意思做了这件事，以后就不好办了。所以，我宁愿违背您的旨意，也不愿破坏祖宗成法，让天下的人都看到您举措失当。”仁宗认可张思明的话，但事先已答应了人，不好反悔，就说：“只此一次，再不为例，好吗？”张思明无奈从命。就这样，仁宗的近臣因张思明执法严正，得不到好处，就屡进谗言，终于把张思明调出中书，为工部尚书。过了一段时间，仁宗问左右亲近的人：“张思明在工部如何？”左右的人回答说：“勤政如初。”仁宗很高兴。后来，左丞相哈散想辞职，而且决心很大，仁宗实在不愿他辞职，就问哈散：“是我没给你权力吗？”回答说：“不是。”“是我身边的人麻烦你了吗？”回答说：“没有。”“那么，你为什么一定要辞呢？”哈散说：“我自己觉得才能不能胜任这一重职，怕误您大事。您一定留我，必须有一人做我的助手”。仁宗问：“你说的是谁，我答应你就是。”“臣愿让张思明做助手”。当天，张思明就第二次被拜为中书参知政事。没多久，张思明又被任命为左丞。

    文宗天历元年（1328）张思明又被起用。陕西大旱，朝廷命江浙盐司赈灾。但当年的税收，已交付京师，要赈灾，应当向中书省说明。张思明说：“救饥如救火，往来中书得一个多月的时间，那样会饿死多少人？就把明年的盐税照数付与陕西，责任由我一人来承担。”事后朝廷也没有追究这件事情。

    第三十章

    王约任官期间实施了哪些有益百姓的举措？

    王约，字彦博，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一生历任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诸朝，任官期间，多有政绩。

    元世祖至元年间，他因政绩屡屡升迁。至元二十四年（1287），王约被拜为监察御史。在任期间，王约向元世祖建议陇西地僻而远，应立陕西行台，以便管理那里的事务。河间（今河北河间）发生了饥荒，王约全力赈救饥民，因为举措得当，赈济有方，饥死的人很少。使当地百姓度过了一场大难。

    成宗即位后，王约上疏成宗，在陈述的二十二件急需办理的事情之中，便民之事颇多，诸如放差税、开猎禁、赈穷独、停冗役、却贡献、询利病、利农民、励学校、立义仓、核税户等，都是当时百姓之急。成宗都令有司实行，他也进一步得到了成宗的重用。后奉诏赈救京畿东道饥民，因措施有力及时，开仓救饥，救了五十多万人的性命。事毕，他又根据调查研究，把当地不利于百姓的十件事情向成宗上疏陈述，又请继续开仓救民，中书省照他的建议做了，百姓得以渐渐恢复生业。

    不久，成宗又诏王约同宗正、御史处理疑难案件。在这次处理中，七十二人被处死，无罪释放的有八十六人，平反了冤狱，嫁良家人娼女子十人，杖责流放八十人。又向皇上建议，凡因斗殴致人死命的减死一等，后来这成了一条刑法。后又恰当地处理了其他一些疑难案子，因此，王约被朝廷任命为刑部尚书。

    朝廷有人建议从福建选调六个童男、女绣工到京师。王约说：“福建距离京师六七千里，这样做会弄得人家骨肉分离，再加上有司从中弄巧扰民，这不是一件好事呀！”古代风景画鉴赏仁宗深以为然，再三称赞不绝。这期间，仁宗还是太子，王约任太子副詹事。王约对仁宗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和主张，深得仁宗赞赏。

    仁宗期间，王约也提出了不少便民主张，做了不少便民的事情。至大年间，仁宗下诏更铜钱银钞法，命天下交至大钞为税，王约考虑到河南岁用数目庞大，只收至大钞，届时定交不上去，所以命令河南诸州：至大、至元钞各收一半。他手下的人说，这样会违背朝廷成命。王约说：“我也知道，但年终税交不上去，这也不是小责任呀！”后来王约的这种做法被普遍仿效。这虽然是为完成朝廷之命，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方便了天下百姓。英宗、泰定帝、文宗时期王约也有一些便民政绩。杨朵儿只为什么能得到仁宗的器重？

    杨朵儿只，河西宁夏（今宁夏银川）人。仁宗在藩邸时，就十分看重他，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都托附与他办。仁宗有一次在武宗面前评价他说：“此人诚可任大事，然刚直寡合。”

    仁宗即位之后，想将在武宗回京即位前谋篡之臣全部法办诛杀。杨朵儿只说：“为政而喜好杀人，不是一个帝王应有的做法。”提醒了仁宗，后来仁宗下令，只将为首几个杀掉了，天下人称善。有一次，仁宗与李孟评价天下人才，李孟认为杨朵儿只在才、德方面都是天下第一。仁宗也持同样的看法，后来，仁宗任命杨朵儿只为礼部尚书。

    有一次，一个大臣向仁宗进言说，仁宗身边的亲信接受了他人的贿赂。仁宗认为这个大臣说了不应当说的话，很生气，想杀掉他。时任御史中丞的张珪叩头而谏，仁宗都不听，杨朵儿只向仁宗说：“只因为说了一句话，就杀人，不合国家的法律；不听谏臣的进言，不应该，当今世上没有直言谏臣，已经很长时间了。张珪是个真正的中丞。”仁宗转怒为喜，采纳了张珪的话，任命杨朵儿只为侍御史。即使在平时，杨朵儿只在仁宗面前也不苟言笑，一脸正色。有犯国法的人，不管是谁，即便是皇帝身边的贵幸，也决不有一丝纵容，所以，说他坏话的人很多，但仁宗对杨朵儿只了解很深，所以谗言也没有丝毫作用。后来仁宗任命他为资德大夫，御史中丞。朝中的一个官员与百姓争地，杨朵儿只认为此人有失大体，将其弹劾并罢免其职。江东、西奉使斡来不称职，朝中当权的大臣想隐瞒其种种不法行为，也不想让人来处理他。杨朵儿只弹劾了斡来，斡来羞愧而死。

    有一次，御史纳磷言事忤怒仁宗，杨朵儿只一天上了八九个奏折，想救下纳磷，说：“不是因为我喜欢纳磷这个人，而是因为我不想让您担当杀御史的名声。”仁宗说：“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不杀他了，让他去昌平吧。”杨朵儿只说：“让他去昌平，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因为言事而降职，我担心后来的人，会引以为戒，不再说话了。”仁宗不听。过了几天，仁宗读《贞观政要》，杨朵儿只正在跟前，仁宗感慨地说：“魏征，真是古代少有的好大臣，我怎么能用上这样的人呢？”杨朵儿只说：“那是因为唐太宗给了他机会，如太宗不给他机会，魏征想做直臣，他也不会有可能。”仁宗听了之后，笑着说：“你还是惦记纳磷的事吧？我就赦免了他，以成就你直谏的名声。”就这样，仁宗采纳了杨朵儿只的建议。后来，朝廷给了他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的荣誉，作为对他直言的回报。

    当时位居一品大员的朝官，有许多向仁宗请求王爵，赠封先世。有人就对杨朵儿只说：“你现在正受皇上重用，如果也向皇上提出类似请求，皇上肯定会答应的。”杨朵儿只说：“我出身寒微，幸亏遇见皇上看得起，提拔我在朝中任职，我内心就怕不能称职，我哪里还敢有其他的奢望呢？况且，如果我真的那样做了，又怎么能不让别人也那样做呢？”杨朵儿只不仅敢言直谏，主持正义，而且他时时处处以身作则，身行正义，所以，才受到朝廷内外的尊重。

    元明善有哪些逸事传世？

    元明善，字复初，大名清河（今河北清河）人。他天生颖悟，有过目不忘之能，通于经书，尤精《春秋》，二十岁时，就因文章出了名。

    元明善与当时另外一个名人虞集是好朋友，二人俱以文章学问出名，难分高下，时有争论。元明善评虞集说：“虞集研究经书，只是朱熹的经学，至于自汉以来那些儒家所用心研究的东西，研究得就不那么多了。”虞集也评价元明善说：“写文章如果一定要像元明善所说的‘若雷霆之震惊，鬼神之灵变’才可以的话，将自己所想说的话全说出来，这就不是性情中至善的东西了。”开始时，二人关系很好，到了京城之后，就谁也不肯服谁了。

    董士选与他们俩是好朋友。董士选要到江浙任职，元明善、虞集二人为他送别，到了城门外，士选说：“伯生（虞集字）有公务在身，就请先回吧，复初（元明善字）应当再送我一程。”虞集就回去了，元明善又送了二十多里。二人到了一个旅馆里，士选将预先准备好的凉菜拿出来，二人同用。士选举起酒杯对元明善说：“我因是功臣的后代，得以在朝中为官，无补于国，一心想为朝廷物色几位贤人，以便为朝廷、为国家所用。像你与伯生，日后一定前途无量，但我担心你们二人被他人离间成怨。你是中原人，在仕途上一定会大权在握，伯生是南人，将来会被你压抑、打击，这是令人痛心的事。现在你就将这杯酒喝了，答应我不要这样做。”元明善被这种真情打动，接过酒杯，跪着一饮而尽。然后站起来说：“我一定会照你说的去办。以前的事情再也不提了。现在我与虞集之间的恩怨已经解了。就请你再赐我一杯酒，我终身不忘你今天说的话。”董士选就又敬了元明善一杯酒，于是二人就此分别。元明善一直想找一个适当的机会与虞集当面化解二人间的不和，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机会。

    吴全节与元明善是好朋友。有一次，吴向元明善求文一篇。文章写好后，元明善对吴说：“伯生看见我的文章，一定会做出批评的。我很想知道他对这篇文章的看法。你把伯生请来，让他评论一下。”虞集看了这些文章之后，说道：“您如能听我的话，去掉百余字，这就是一篇好文章。”元明善就把笔拿给虞集，让虞集改，虞集删了一百二十几个字，文章果然比刚写时好多了。元明善很高兴，于是二人欢好如初。

    虞集为什么能够声名远播？

    虞集，字伯生，崇仁（今江西崇仁）人。他是宋故丞相虞允文五世孙，世代有文名，可谓出身名门而又承家学、道德、文章臻于一流。他一生虽在朝做官，但不汲汲于功名富贵，唯恐道德不合，文章不妙，学问不纯。

    虞集一生以孝友闻名天下。他家望很盛，在南宋灭亡后，陪双亲四处流亡侨居，在流亡中，虞集奉侍双亲，有如在家居的时候一样周备，经常陪伴在父母亲的左右，从不违背父母的旨意。他的弟弟早死，虞集就承担起抚养他弟弟遗孤的责任，看做和自己的儿子一样。他的哥哥在公事中亏下公款数千缗，他也没有怨言，尽力替哥哥补齐。真正做到了为子孝，为弟恭，为兄悌，躬行儒学教义。对于隐居于山林之中的有真学问的人，他必折节下之；鼓励后学，即使是年龄小或出身贫寒者，他也认为都在自己之上。他一生在朝中做官，却从来不阿附权门，以求仕达；在中书省议事时，正言谠论，多为众臣认可，他经常用三言两语，就能把众人的疑惑解释清楚。但他从不自以为有德。即使救治一个濒临死亡的人，他也不会认为对人有恩。所以，朝野上下，京城内外，人们都十分尊敬他，比如张珪、赵世延这样的名臣对他尤其礼敬。凡有什么疑惑，一定会亲自到虞集门下咨询、求教。所以，他的名声在当时特别大。人们都以结识这样一个彬彬儒者为荣。

    他在朝做官，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家无余财，归老退居之后，家中人口也多。慕名的人络绎不绝，结伴而至，有的人出于尊敬甚至争着给他送房子地产。但他从来不苟且为人作文，以迎合世俗。有一个人，资产为一方之首，在本地有权有势。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托人请求虞集为他父亲写一篇墓志铭，以重金中统钞五百锭为见面礼，虞集不为所动，使求文者惭愧感叹而去。求教者送来的礼物，他都慷慨地用在了来访的宾客身上，从不因为家境不富裕而有所吝惜。所以，人们愈加尊重他。

    虞集评价人，一定要先看他的度量见识，如果他认为一个人的度量不大，见识不远，决不会去沽名钓誉，与世俗混而为一。他评价文章，一丝不苟，一定要做到精而益精，善而又善方才罢休，凡文意有违反经书的，文辞再美，也不会夸奖一句。他的这种评人品文的做法，即使招致他人诽谤甚或忤怒权贵，也不改变。他的这种评价方式是很准确的。比如他评价元明善的文章，元明善就很欣赏。御史中丞马祖常很欣赏一个人，但虞集认为这个人虽小有才华，但度量、见识不足，认为这个人不会有好结果。马祖常几次想让虞集在推荐书上签名，虞集不签，惹得马祖常很不高兴。后来，这个人果然事败身死，到这时，人们才叹服虞集有先见之明，都认为他有知人之能。

    虞集学识非常广博，而尤其好探究其本源，寻根问底。在研精探微中，凡心领神会，意有独造，往往寓之于文。因此文章之妙，天下少有能比得上他的。他平生写了一万余篇文章，流传下来的仅仅十分之二三，这是十分可惜的。

    揭傒斯在修定礼、乐、史籍方面有什么贡献？

    揭傒（xi）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年少时，他读书特别刻苦，昼夜不息，文章名声早布。后入仕为官，朝廷大典册，国家对功、德显著之人的表彰铭文，都离不开他。即使外国人，也都羡慕他的名声，都以能得到他的文章为荣。他一生的主要贡献在修定礼、乐、史籍上。

    揭傒斯参与了《经世大典》的修定。其中的《宪典》即是他亲手所为，书成之后，文宗非常满意，夸赞不绝，以为与《唐律》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元统年间（1333～1334），奉旨祠北岳、济渎、南镇。不久，授予他同知经筵士等官，当时经筵都是兼职，而无专官，所以经书的微辞奥意，必经揭傒斯确定而后进呈皇上，皇上多有奖赐。

    古代风景画鉴赏揭傒斯在仁宗延祐初即被授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被李孟认为是真正修史的人。他撰写的史书有《功臣列传》、《明宗神御殿碑》、《太平政要策》，后朝廷修辽、金、宋“三史”，揭傒斯为总裁官。有一次，丞相问他：“修史以何为本？”他说：“以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能用，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的人，不能用。因此，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先。”他曾与下属的修史者说：“想求作史的法则，必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小善必录，小恶必记。不这样，怎么能表达出惩罚与鼓励呢？”自从任宋、辽、金“三史”总裁官，揭傒斯俨然以笔削自任，凡是政治得失，人材贤否，一律以公心为准而后定其是非，有意见不统一的地方，一定要反复辩论，一定求其恰当而后罢。因用人得当，思想明确，用了四年的时间，就修成了《辽史》，后在修宋、金二史时，积劳成疾而卒。

    欧阳玄有什么事迹见于记载？

    欧阳玄，字原功，与欧阳修同宗，后迁到浏阳（今湖南浏阳），欧阳玄就出生在浏阳。他是仁宗延祐二年（1315）进士。一生历仕仁宗、泰定帝、文宗、惠宗等朝。

    欧阳玄在年幼的时候，他母亲就教他背诵《孝经》、《论语》以及小学诸书。后从师学，每天都能背诵数千字的文章。十岁那年，有一个头戴黄冠的先生见到欧阳玄之后，对他的老师说：“这个孩子神气凝远，目光逼人，日后一定是以文章冠绝当世，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他本来就文思敏捷如泉涌，后又师从南宋遗老中长于为文之人专学作文，这样，天赋、名师再加上勤奋，就铸就了欧阳玄的学力、才力、胆力、识力。诸子百家，无不精通，尤其留心伊、洛诸儒的源委，对此深有心得神契。

    仁宗延祐元年，朝廷开科取士，欧阳玄以《尚书》得中，次年赐进士出身。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仕途生涯。在任地方县尹期间，某县疑狱多，积久难决。欧阳玄上任之后，审察其情，都恰当地做出判决。豪强为霸一方，欺压百姓，虐待驱奴，他力抑豪强，解放驱奴，使之成为良民。当地百姓非常拥护他，教化大行。在任某县尹时，辖内的少数民族之间总是有争端。他刚上任一个月，就有两个部落兵刃相见，县衙僚属相顾失色，不知怎么办。欧阳玄了解了大概情况之后，立即单骑而往。到了两个部落交兵之地，只见横尸遍地，杀声震天，殴斗正酣。有一个首领认识欧阳玄，看到欧阳玄之后，就立即下令停战。然后放下武器，排好队列，揖拜而言：“我们不是不怕朝廷之法，只是因为我们曾经有冤枉向前县尹诉讼，前县尹不仅不给我们申冤，反而加重了我们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我们实在是忍不下这口气，才出此下策，铤而走险的。没想到我们清廉的父母官亲自来解决我们的事情。”言辞理直而恳切。欧阳玄告诉他们务必先各自停战，不要再有无辜死伤。又把朝廷的法律向他们讲了一遍。然后回去重新审理其冤情，于是这些少数民族就再也不闹事了。因政绩卓著，后被朝廷征召，做国子博士、国子监丞。

    泰定帝时，欧阳玄被授为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当时政局不稳，时有战事。欧阳玄每天在内廷参加议论决断重要事务。远近调发的诏书檄文都出自他手。文宗即位后，郊庙祭祀、册封皇后、设立太子、赦免的诏书也都出自他的手笔。后来又向朝廷上疏建议时下急务的数十件大事，很多都被施行。由于欧阳玄出色的政绩，文宗亲自签署任命他为艺文少监，奉诏撰修《经世大典》，后又升为太监、检校书籍事。

    惠宗时，奉诏修撰辽、金、宋三史，为总裁官。在任期间，尽心尽力，制定发凡、范例规则，使修史官有所依凭。史官中有议论不公的，他也不以口舌争胜，等到史官把书稿呈上，然后更定，使其自正。史书中的论、赞、表、奏，都出自他的手笔。

    总之，欧阳玄一生为官四十多年，三任成钧，两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备受尊宠。在修撰四朝实录、《经世大典》、宋、金、辽三史这些大规模的修书活动中，都担任主角。他屡次任衡文之官，两知贡举及读卷官，凡宗庙朝廷、雄文大册，播告万方制诰，多出自他手。人们以得其文为荣。即使得到流传民间的片言只字，都当做宝贝看待。

    吕思诚一生有哪些业绩见于记载？

    吕思诚，字仲实，平定州（今山西平定）人。他是泰定帝元年（1320）进士。一生仕历多朝，尽管仕途坎坷，但政绩卓著。

    在景州蓓县尹（今河北景县）任上，他根据当地实情均徭役，兴学校，劝农桑，小县大治。不少多年流徙他乡者，闻风而归。他将县民记录在册，凡不孝悌，不事产业的，都要受罚。县吏行下乡办事，饮食有定规，超过定规，自行付酬。凡大户、富户而隐藏在职田户以修税役的，他都清查出来，令其纳应当纳的徭役。天历年间有战事，需要的钱多，得向富人借贷，以备军用。事后，都照数偿还。他还善扶危济困，脱人于厄，取缔耗民、害民的当地淫祠。有一年天旱，一个道士手持一条青蛇号称卢师谷小青，是一条龙。只要人们祈祷，天就会下雨，在乡间欺惑百姓。吕思诚知道后，立即将这条青蛇杀掉，驱逐了道士，结果天降甘霖，解除旱情，赢得一个好年景。因政绩出众，受到了朝廷的重用。

    在任广西廉访司事期间，有一次他巡行郡县，听说土官恃势鱼肉百姓。在去该地的路上，土官怕奸事暴露，事先让他的儿子在道上迎接吕思诚，以讨好他。吕思诚知情后，立即下令把土官的儿子逮捕，通过审讯，将这土官干的害民之事全部查清，然后重加责罚，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又移任浙西。当时南台御史大夫与江浙省臣有仇，唆使吕思诚弹劾此人。吕思诚说：“我是天子的耳目，不是台臣鹰犬。”不久，他听说行省平章左吉贪赃枉法，浙江的百姓都很仇恨他，吕思诚把他的罪恶一条一条地向朝廷陈奏，使左吉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吕思诚才能出众，办事能力强，但他为人刚直，只知维持朝廷公正，不为权势所屈。因此，嫉恨他的人很多。以致后来屡废屡用，屡升屡降，但终因他廉洁能干名声大，正是国家所需的人才，因此尽管仕途曲折，他的好名声是越来越大，别人也难以奈何他。

    吕思诚反对更钞法，在朝廷与当时力主更钞的吏部尚书偰哲笃有一场争论。吕思诚认为更钞不利于国家。偰哲笃认为，至元钞多伪，所以要更换。吕思诚认为：“至元钞本身不伪，是人在作伪。新钞也一样，新钞刚发行，伪钞一定会更多。祖宗的成宪，不能轻易改动。”偰哲笃说：“祖宗有弊端，也应该改动。”吕思诚反驳说：“你们主张更钞，这是与世祖争高下。世祖以来，诸帝都谥为‘孝’，现在要改变他遗留下来的规矩，这能说‘孝’吗？”偰哲笃说：“两种钞同时通行，如何？”吕思诚说：“两种钞同时通行，麻烦得很。你们不了解实际情况，仅凭道听途说，就更改钞法，那怎么行呢？”偰哲笃生气地说：“我们的主张不行，那你说你有什么办法？”吕思诚说：“我有三字法，那就是行不得，行不得！”丞相脱脱见吕思诚直言，一时也决定不下来。御史大夫也说：“吕祭酒（吕思诚时任祭酒）的话也是有道理的，只是不应当在朝堂上大声争吵以致脸色都变了。”于是，有人弹劾他狂妄。吕思诚不久就任湖广左丞，到武昌做官去了。在任期间，仍有政绩记载于史册。

    吕思诚气宇沉凝，素有劲拔的名声。他一生三任祭酒，在职期间，遵循许衡之法，教化培养诸生，后来这些人都成了天下名士。

    卢世荣为什么被写入《奸臣传》？

    卢世荣，大名（今河北大名）人。阿合马专政时期，卢世荣向阿合马行贿，被任命为江西茶榷运使，后来被罢黜。阿合马死后，朝廷大臣没有一个敢说“财、利”二字的。而此时，元世祖忽必烈生财兴利之心却颇重，他希望有人能够想办法富国富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给元世祖推荐卢世荣，说卢世荣有才能，有办法，可以整治钞法、增加课税，上可富国，下不损民。元世祖立刻召见了卢世荣，奏对称旨，世祖非常高兴，又让中书省官与卢世荣当廷对辩，结果卢世荣辩胜后，就被元世祖破格重用，一下子就做了中书右丞。

    卢世荣骤被显用之后，主持元朝财政大事，立刻进行了一系列经济上的改革，诸如整治钞法、盐法，调整课税，提出实行官营酿酒，制造铁器，铸钱等措施。卢世荣上任不到十天，御史中丞崔彧上疏元世祖说：卢世荣不可为丞相。元世祖大怒，罢免了崔彧。元世祖非常支持卢世荣。有一次，卢世荣对元世祖说：“我做的事情，反对的人很多，抱怨的人也很多，我想以后一定还会有不少说我坏话的人，我心里很害怕，所以事先向陛下汇报。”忽必烈对他说：“你给我提的建议全对，要想不让他人说三道四，也不可能。但是，你不要防备我，你自己的饮食起居要多加小心。患了足疾的狗，狐狸不喜爱，但主人怎么能不爱呢？你现在推行了一系列做法，我自然是喜爱你的，但那些奸伪之人就不爱你了。你现在的官职已定，今后出行不要只带一两个卫兵，同时，也应当小心看护你的家门。”元世祖还亲自命令丞相给卢世荣增加护卫随从。而卢世荣借此更加肆无忌惮，连丞相也不放在眼里。朝中有一个人稍与他不合，他即上奏元世祖，将其杀掉，从此以后，朝中凛凛，人们敢怒不敢言。

    但就有不怕死的人，卢世荣主持中书刚几个月，监察御史陈天祥就冒死向元世祖上疏弹劾卢世荣。大意是说：在卢世荣主持国家财政几个月以来，苛刻诛求，不仅没给朝廷广开财源，反而给朝廷招来许多怨恨，现在天下百姓比以前困难了许多，国库也空虚了。考查他当初的许诺与现在的结果，没有一件事情能相符的；刚开始时，他许诺说能整顿钞法，现在弊端比以前还要多；刚开始时，他许诺能使物价下跌，而今物价反而高了起来；刚开始时，他许诺可增加三百万锭财富而不盘剥百姓，现在他强迫有司，只是虚报数字而已；刚开始时，他许诺要让百姓快乐，但他现在所做的几件事情，无非扰民而已。这种情况如果不早制止，等到恶果自行暴露再行纠正，那就好像虫子虽然灭了，但树也死掉了。”元世祖看了奏折之后，一下子醒悟了许多，立刻组织相关人当廷对质。大家一致认为陈天祥所言是实，立刻停止卢世荣的做法是十分明智的。于是卢世荣上任几个月来所行之事该停则停，该改则改。卢世荣也被关进大狱。

    有一天，元世祖问一个人：“你对卢世荣怎么看？”这个人回答说：“人们都说，卢世荣的罪状已经一条一条的很清楚了，还每天养着他，白白浪费粮食。”元世祖立刻下令将其杀掉喂鸟、喂獭。卢世荣以骗术居高位，最后落得悲惨下场，所以他应归入《奸臣传》。

    桑哥对当时政治造成了什么不良影响？

    桑哥为人狡黠豪横，因喜言财利之事，而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后来元世祖认为他理财有方就重用了他。至元二十四年（1287）先任他为平章政事，不久又升为右丞相。在任职四年中，他推行了一系列他认为可行得通的理财方案，在整个过程中，元世祖十分信任他，他的权力也特别大，因所行过急，造成的不良后果亦大。

    他刚升任右丞相，就开始检核前中书省亏欠库财，这是他检核天下财所点的第一把火。经过检核，校出中书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然后将有关官吏治罪，不许自辩。这在中书省引起了很大的波澜，不少人议论纷纷，桑哥得知后，将这些人全部诛杀，没收家产，将妻子变为官奴。他以中书省为例开刀理财，造成了恐怖的气氛。然后置征理司，又开始钩考百官仓库，因为得到元世祖大力支持，百官惶惶终日，敢怒不敢言。桑哥理财十分苛刻，毫分缕析，凡相关的人，没有不破产的，以致治罪了亏欠者之后，新官无人再敢赴任，宁愿弃家出走，到他乡去躲避。至元二十五年，又派二十人钩考诸路钱谷，对地方开始了财政检核，并为前去检核的人专派警卫，赋予很大的权力。

    在对百官检核的同时，桑哥又向元世祖建议，应当向天下百姓敛财。于是又增加盐、茶、酒、醋之税，所增之额在一半之上，弄得民不聊生。

    总之，桑哥专政期间，不仅专断财政，还专断官员的任命，杀伐专断出自一手。在他任职的四年时间里，他手握刑罚和官爵，把它们当做商品一样贩卖，于是天下远刑喜爵之人都来求他。只要肯出高价，有罪的人可以无罪，想当官的人都可以当官。从此朝廷纲纪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于是，朝廷里有些正直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向元世祖进言上疏，弹劾桑哥专权黩货。有人很直率地对元世祖说：“桑哥瞒蔽了陛下很多事。朝纲也让他搅乱了，凡有敢议论的，他就杀掉。百姓流离失所，天下盗贼蜂起，已到了危在旦夕的地步了。如果不将桑哥马上杀掉，以平天下人之愤，我担心此人将会给陛下带来大麻烦。”弹劾桑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元世祖令桑哥与弹劾他的大臣当面对质辩论，桑哥理屈词穷而被杀。他理政期间，阿谀讨好他的人给他立的颂德碑，也被推倒了。

    铁木迭儿是如何专权擅政的？

    铁木迭儿是木儿火赤的儿子。他的后台是太后答己，两次为中书右丞，都是依靠太后的势力。在位期间，仗势专权擅政，官民皆怨，朝廷、地方不得安宁。

    仁宗初年，他提出买盐引以及括田江南的主张。这是他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而提出的向商人和江南农民敛财的主张。这一主张得到了仁宗的同意。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官吏苛刻残忍，成了害民之政。江西一带尤其严酷，从而激起了赣州（今江西赣州）蔡五九的暴动，整个南方为之震动，不久，这种敲骨吸髓地向百姓榨取财富的做法就被迫终止。铁木迭儿在朝野的种种虐政，引起了朝廷大臣的普遍不满。杨朵儿只等四十余名御史共同向仁宗上疏，弹劾铁木迭儿的奏折中列举了他收受贿赂的人数、钱物，以及他任人唯亲，纵家奴戕害社会，而他自己却全然不管、怡然自安等种种罪行。指出天下四海之人都盼着将他车裂斩首而后快。仁宗看了这份奏折之后，十分震惊和气愤。想把他抓来治罪，但他躲在太后之处不出来，仁宗无奈，最后只能罢了他的相位。

    仁宗死后，铁木迭儿以皇太后旨，又做了中书右丞相。这次为相，他比以前更加疯狂。他身居相位，不在国政上用心，只是一心报复前仇。他刚任右相不久，即把仁宗时弹劾他的御史中丞杨朵儿只和萧拜住，以违太后旨而论罪弃市。从此朝廷大臣，人人担心害怕，惶惶不可终日。不久，铁木迭儿又心恨贺伯颜以前不依附于自己，以公报私，将其诛杀。后来又想杀英宗非常信任的赵世延，因为赵世延曾经议论过他的倒行逆施，因英宗力保，赵世延才得以躲过这一场杀身之灾。

    铁木迭儿复相之后，仗着他受太后宠信和自己的权力，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报复曾经与他有过不和的人，而且必置之死地而后快。睚眦之私，无有不报。肆杀前怨，御史台为之一空。这在历史上也属少见。

    铁失为什么被列入《逆臣传》？

    铁失是权相铁木迭儿的义子，他的妹妹是英宗妃。英宗很信任他，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忠翊亲军都指挥使、左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太医院使，兼领广惠司事，可谓集要职于一身。

    铁木迭儿死后，其生前的种种罪恶渐渐被人们揭露出来，英宗委任拜住为右丞相，负责检举、肃清其奸党，同时振立纲纪，进举贤者，斥退不合格的朝官。铁失既是铁木迭儿义子，又是经铁木迭儿举荐而掌上大权的，他与铁木迭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考虑到自己难脱干系，所以暗暗地想着应付的办法。

    至治三年（1323）八月，英宗自上都返回，在距上都二十里许的南坡停下来。这天夜里，铁失勾结枢密院事也先铁木儿等十六人，发动了震惊全国的政变。他以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杀了与英宗同行的拜住，他亲自冲进英宗卧内，弑杀英宗。九月，遣使奉玉玺迎泰定帝于漠北。泰定帝即位之后，任命铁失为知枢密院事。十月，泰定帝诛杀铁失等奸党。

    铁失本以为杀英宗、迎立泰定帝，会使自己免于被诛的结局，结果他还是难免历史的惩罚，不仅性命没保住，就连他的子孙也全被诛杀，家产籍没。

    孛罗帖木儿为什么被皇帝派人暗杀？

    孛罗帖木儿是答什八都鲁的儿子。他随父在镇压红巾军中起家，他父亲死后，代父做了军中统帅，是元末镇压红巾军的主要刽子手之一，为元廷立有功劳。他被元顺帝派人暗杀，主要是顺帝与太子不和造成的，是元顺帝与太子斗争的牺牲品。

    至正二十四年（1364），元顺帝与太子不和。元顺帝在外所倚重的主要是孛罗帖木儿，太子以孛罗帖木儿手握重兵，飞扬跋扈，不听朝命等罪，建议削他的兵权。但孛罗帖木儿不仅没有听朝廷之命，反而命部下攻击京师，顺帝又将奸相搠思监、朴不花等押送给他，以解他心头之恨。后又任命他为太保、中书平章，兼知枢密院事，对孛罗帖木儿更加重用，这样皇太子与他的仇就更深了。为了保障安全，皇太子调兵护卫京师。不久，孛罗帖木儿纠集人马攻击京师，京城震动。皇太子亲自统兵督战，结果被孛罗帖木儿打败，太子及其党羽逃出京城，元顺帝又进一步重用了孛罗帖木儿及其党羽。

    不久，元顺帝又加孛罗帖木儿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太保、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兵马。这样，他与太子的仇恨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

    至正二十五年，皇太子谋划如何除掉孛罗帖木儿及其党羽。他调集了岭北、甘肃、辽阳、陕西以及孛罗帖木儿世仇扩廓帖木儿的军队，进兵讨伐孛罗帖木儿。孛罗帖木儿也不甘示弱，竟将皇后赶出皇宫，幽禁起来，同时也调兵遣将对付太子兵马。在此关键时刻，孛罗帖木儿手下的一员重要将领倒戈，与前来讨伐他的军队联合起来对付他。孛罗帖木儿一怒之下，派自己最得力的大将前去讨伐叛将，反而吃了败仗，爱将也被生擒，于是太子军军威大振。孛罗帖木儿大惊，亲自带兵迎敌，正遇上连下三天大雨，无功而返。从此，他每天郁郁不乐，饮酒消遣，荒淫无度，喜怒不常，醉酒杀人，弄得朝廷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下了密旨，令心腹暗暗寻找可以刺杀孛罗帖木儿的勇士，在适当的时候行刺。

    这一年七月，上都传来了捷报，孛罗帖木儿准备进宫向顺帝奏报这一消息，走到延春阁李树下的时候，被顺帝招来的几个勇士杀死。皇帝于是一边下令尽杀孛罗帖木儿余党，一边将孛罗帖木儿的首级函送太子，请太子还朝。后来，孛罗帖木儿的余党全部被诛杀。

    韩山童、彭莹玉是怎样组织人民起义反抗官府的？

    利用宗教把农民组织起来反抗朝廷，是历代农民起义都使用过的方法。元代农民起义，最初也是利用白莲教和弥勒教来组织民众的。

    古代风景画鉴赏白莲教供养的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代表光明，是“明王”，这种宗教劝人今世念佛修行，死后可到西方净土白莲池上去过幸福美满的日子。弥勒教供养的是弥勒佛，弥勒佛下世之后，世界立刻变样，一切皆如人愿，充满光明和美好。元朝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这首诗叫《扶箕诗》，是教徒在活动时唱的。诗中充满对不平的憎恨，对公平与太平的渴望，这首诗对元统治下的百姓无疑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这是元代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据。

    元朝末年，北方形成了一个秘密白莲教中心，以韩山童为首；南方形成了一个秘密白莲教中心，以彭莹玉为首。

    韩山童是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人。他祖父就宣扬白莲教，到他自己为教主时，他的教徒更多了，不仅在河南、江淮一带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有一批像刘福通、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这样的忠实信徒。元末社会矛盾日趋激烈，韩山童等抓住时机，加紧宣传，用“明王出世”、“弥勒降生”等吸引群众，把矛头指向元廷。元末农民起义的爆发，与韩山童的这种鼓动有直接关系。后来，韩山童成了元末农民起义的领袖。彭莹玉是江西袁州（今江西宜春）人。他从小出家为僧，能为当地百姓消灾解难，因此在当地的名望很高。他看到元代气数将尽，便以宣传弥勒佛教为名，广泛发展教徒，逐步成为秘密宗教领袖。后至元四年（1338），他在袁州发动过一次起义，不久失败。他充分总结吸取了这次失败的教训，更加勤奋地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到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时，他的信徒已布满了江淮一带。因此，当北方的韩山童一起事，彭莹玉的信徒们便跟着在南方纷纷起事，这对于鼓舞农民起义军的胜利信心，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打击、瓦解元朝的腐败统治，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