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殿和坛庙是古代都城的重要建筑物，构成都城布局的一个方面。

    宫殿是统治者发号施令的场所，也是日常起居的地方。历代帝王都造了无数雄伟壮丽的宫殿，但至今仍能见到的宫殿，只有明清时代的建筑，最主要是北京和沈阳两地的故宫。就二者而言，无论规模之大、建筑技术之精和使用时间之长，北京故宫都在沈阳故宫之上。

    北京故宫始建于明朝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永乐十八年基本建成。历经明清两代的24个皇帝，至今已有500多年。从整体上看，它位于皇城的当中，居于北京城的正中，全城的中轴线从宫殿中穿过。宫内的全部建筑也严格对称地布置在中轴线上，主要分为外朝和内廷两个部分。

    外朝包括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等三大殿，是宫城中最庞大的建筑物。自天安门进入，越过端门，穿过故宫的正门午门，跨过内金水河，经过太和门，即进入三大殿。第一座殿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是故宫最堂皇的建筑，明清两朝举行大典的地方。每逢新皇帝登基，颁发重要的诏书，元旦、冬至、皇帝生日、发放新进士黄榜，都要在这里举行庆祝仪式。第二座殿中和殿是一座方形的殿堂，是皇帝去太和殿举行大典前，稍事休息或演习礼仪的地方。第三座殿保和殿是年终举行盛大宴会的地方，清雍正以后进士考试的殿试也在这里进行。

    内廷在保和殿后面，是皇帝和他的家属居住的地方，主要有皇帝的寝宫乾清宫和皇后的寝宫坤宁宫，加上两宫之间的交泰殿，合称为“后三宫”。三座宫殿的两边是东六宫和西六宫，是妃嫔居住的地方，这就是历来所说的“三宫六院”。

    古代社会的人们，普遍相信在宇宙间存在着超乎人类之上的神秘力量，自然界的日月、星辰、雷电、风雨和重要的山河都各有其神，支配着庄稼的收成和人间的祸福。同时，他们又崇信祖先，希望得到祖先的庇佑。为了祈求上天和祖宗的庇佑，历代皇帝在都城均建立了很多祭祀自然和祖先的坛庙。不过，坛和庙并不完全相同。坛主要用于祭祀天地、日月、山川河湖、风雨雷电等各种神祇，如明清北京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即属于这一类。庙主要用于祭祀祖宗先贤等，如太庙、孔庙、关帝庙等。先农坛比较特殊，它由先农坛、太岁坛、山川坛三个坛组成。它既祭祀农神后稷，又祭祀农时和山川，兼具两者性质。

    第九章 京华一瞥：都城的经济

    无论是统一王朝还是割据政权或边疆民族政权，在多数情况下，它们的都城既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城市。任何一个都城，只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建设，无一不是如此。但都城众多的人口，并不都是自然增长所致，特别是那些在改朝换代之后建立的新都城，人口的迅速增长往往是移民的结果。因此，要谈论都城的经济，首先要提到都城的人口迁移问题。移民进入都城，有被迫和自愿两种，前者多是政府强制组织的。

    对于封建专制政权来说，全国好比一棵大树，都城是树的主干，各地是树枝，树枝不能大于树干。因此，历代王朝在建都以后，为了打击各地豪强，提高都城人口数量和增强都城经济实力，往往要把全国各地的富户大族迁到都城居住。秦始皇灭六国，把六国富豪和大族12万户迁到都城咸阳。西汉建都长安不久，就迁入年俸在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又把原齐国和楚国的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迁到长安附近的陵县，同时迁入的还有其他国家的大族，共10余万人。隋炀帝定都洛阳，强令各地的富商大贾数万家迁入洛阳。朱元璋定鼎南京之后，也强制迁入江南各地富族豪民1.4万余户。为了能够就地生产武器和统治者生活所需要的日用品，都要通过强制性措施，将大批能工巧匠集中到京城。隋初，曾征集天下工匠至首都，各种行业都有，“纤微之巧，无不毕集”(《隋书·苏孝慈传》)。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从南方各省强征工匠10余万户，至元十六年在北方各省又搜刮工匠42万人，这些工匠相当一部分安置在都城手工业作坊。历史上这种强制性人口迁徙相当常见，在那些新建立的都城，这种移民甚至已成为都城人口的主体部分。

    自愿迁入都城的人主要是由于经商、从事手工劳动、在服务性行业就业、读书、任官等原因而迁入的。都城是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方，不仅易于经商致富，而且择业机会多，自然要吸引大批依赖工商和文化为生的人。人们曾观察到，在明代的北京城，当地人只担任车夫、赶毛驴车的驴卒、挖煤的煤户等体力劳动者，而从事工商业和在政府机关工作的胥吏，都是外省客民(王士性《广志绎》卷二)。对于想要进入仕途或施展政治抱负的人，都城无疑是最好的活动天地，因之定居的人为数不少。由于都城文化发达，迁入都城活动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其他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也很多。唐玄宗时，仅隶属于朝廷所设太常和鼓吹署的音乐演奏家和歌舞表演者，便达数万人之巨。此外，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僧侣、道士，也居住在都城。其中一部分便是自愿迁入的。

    都城人口中，相当一部分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和富人，因为这里是帝王和其龙子龙孙龙眷的世界，是官的世界，兵的世界，富豪的世界，其他的人也多是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而赖以谋生。据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统计，北京内外城70.5万人口中，不事生产的八旗人口和官员、差役、兵勇等共28万人，占总人口的40%。无可数计的有权有势的人聚集都城，过着奢侈的生活，要消耗掉无数的物质财富。

    古代中国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基本特征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男子耕种，妇女纺织，除了盐和某些铁制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便没有其他商品要求了。可以说，广大农村的商品购买力是很低的。古代商业经营的绝大部分物品，只能由城市居民购买，价格昂贵的生活奢侈品更是只有城市中的权力阶层与富人才买得起。因此，在大量的漕粮、赋税、贡品输送都城的同时，各地的精美物品也源源不断流向都城，都城成了全国最大的销金窝。

    古代手工业一般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官营手工业主要是为统治阶级的奢侈享乐，为巩固他们统治的需要而生产的，产品一般不介入商品交换的领域。由于大量的能工巧匠集中于都城，都城是全国最大的手工业中心之一，集中于此的官营手工业规模居全国之最，分工也很细。历朝设在都城的官府手工业规模都很大，分工很细致。《唐六典》载少府监和将作监管辖下的工匠有2.5万人，其中相当部分人分布在都城一带。长安城中仅供杨贵妃一人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700人，雕刻熔造又有数百人。北宋开封官营手工业作坊的工匠高达八万人，仅军器监辖下的南北作坊匠人就有8000到10000人之多，下分十个作：火药作、青窑作、猛火油作、金作、火作、大小木作、大小炉作、皮作、麻作和窑子作。南宋都城官营手工业有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等所属的上百个作坊，一二万名工匠。分工较北宋更细，少府监文思院主要是生产金、银、犀、玉等工巧之物和金采、绘素等装饰之物，下面再分为玉作、扇子作、花作、捏塑作、雕作、藤作等众多的部门。

    官府手工业的工匠都是从各地征集搜罗而来的最优秀的匠人，技艺十分精湛。唐中宗爱女安乐公主有两条少府监制的毛裙，百鸟的羽毛也织了上去，正面看是一种颜色，反面看又是一种颜色，白天看是一种颜色，夜晚看又是一种颜色，百鸟的形状都呈现在裙子上。由此可见工匠技艺的高超。

    除皇室和一定地位的官员，都城中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主要取之于私营手工业作坊。由于京城销售量大，民间工匠云集。南宋时临安有12种职业，各业共有1.2万户，每户少者有10余人，多者三四十人，合计达一二十万人。私营手工业的生产范围遍及各个部门，一般以与居民生活有关的消费品和文化用品制造较为发达。北宋开封为全国重要的毛笔、制墨、印刷业的中心，食品加工的店铺遍及全城大街小巷。此外，还有制药、磨麦、织染、酿酒、炼矾、制茶、迷信用品生产等部门。南宋临安的私营手工业有各种各样的作坊和销售商店。其中，枕冠市专造床上用品和各种帽子，衣绢市专造衣服，丝锦市专造丝织品，花果市专造妇女首饰和室内供设的假花。此外，还有珍珠市、玳瑁市、金银碾玉作、钻宝作、铺翠作、裱褙作、磨坊等等各种各样的作坊。这里的手工业工匠为了交流经验提高技艺，还组织起“七宝社”，每年二月初八都在钱塘门外霍山行祠庙会上集会。

    此外，都城中还有大量流动的个体手工业者。他们多从事修理加工等较小的行业，如修鞋补帽、洗毡淘井等。南宋临安的个体工匠行当极多，包括剪花、糊刷、做篮、穿珠，做香袋、风筝，做烟火、泥人、面具等等，每一行业都有几十人。

    都城是全国商品消费能力最强的地区，顺应这一需要，它也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商业相当发达。唐长安的东市和西市为商品荟萃集中之处。从价值连城的西域珍宝到日用杂物，无所不有。东市有220行，分别出售某类商品。据来唐的日本僧人圆仁记载：会昌三年(公元843年)6月27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二十四行四千余家，官私货物、金银绢药等总烧尽”(《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可见商店和货物之多。西市有衣肆、坟典肆、药材肆、波斯邸、绢行、秤行、帛行、麸行、寄附铺等各种行业，商业活动比东市要繁盛。东西两市的店肆应不下万家，从商人员至少数万人。

    唐宋之际，都城的商品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各种行业的商人联合组成“行”和“市”，使得长安沿河近桥或城门口的内外，出现许多新的经营日用品的“行”或“市”，逐渐形成以“行”或“市”为中心的街市。同时，酒楼和茶坊也获得发展，逐渐形成以二者为中心的街市。于是，新的行市和街市取代了旧有的封闭式的东市和西市。随着旧“市”的瓦解和街市的兴起和发展，居民区与商业区交叉存在，逐渐连成一片。到了五代后周时期，开封城取消封闭式的坊墙，城市商业活动不受市界、坊界和时间的限制，更加繁荣。

    北宋时，进入开封的外地商品，主要是粮食、布帛、煤炭等生活资料，奢侈品已退居次要地位，它不只是为城中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服务，而主要是为广大市民的日常生活服务了。此外，一部分外地商品经此再转运北方、西北和浙江、江西等地。数不清的大小商店鳞次栉比地排列在开封城内的大街小巷上，几乎整个城市的街道都有商业活动。饮食业最为繁盛，不仅有各种地方性的食店，如北食店、南食店、川饭店，而且设有各种分门别类的饮食店。酒楼星罗棋布，小吃摊比比皆是。当时最大的酒楼名白矾楼，在里面喝酒的常有上千人。时人赋诗说：“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矾)楼。”(刘子军《屏山集》卷一八《汴京纪事》)由于饮食网点多，服务周到，以致相当一部分百姓往往只于食店买饮食吃，而不是自己烧饭菜。唐代长安只有“市”上有书肆，而北宋不仅相国寺集市上有专售书籍古玩的场所，在相国寺的东门大街也设有许多书铺，书店业也成立行市，称“文字行”。

    商业活动除了白天进行，还有夜市和早市。夜市从入夜开始，至三更尽或四更鼓罢结束，但最热闹的地方和中秋节之夜，则通宵不绝。早市从每日五更开始。此外，还有定期集市、季节性集市和同行业集市。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当活跃。高利贷资本主要经营典当业，称之为质库，当时开封城内的富商大贾、官府、寺院纷纷经营这种以物品作抵押的放款业务。

    明代初期曾在北京皇城四门、钟鼓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一带兴修几千间民房和店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货，称之为“廊房”，以鼓励发展工商业。正阳门至大明门前的棋盘街，百货云集，最为热闹，行人摩肩接踵，终日喧闹不已。城内还有米市、猪市、骡马市、驴市、羊市、果子市等行业集市。在隆福寺、护国寺、东岳庙、城隍庙等寺庙，定期举行的庙会也成了物资交流的中心。东华门外的灯市，是每年正月初八至十八日上元放灯的地方。每逢放灯日期，白天为市，晚上放灯，二里长街，店铺林立，全国各省的商人皆在此经销本地的商品。

    为了保证都城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都城所在地区的农业生产。一般在开国初年京畿人口稀少、经济残破时，统治者都要采取某些减免赋税的措施，招徕人口到这一带垦种。在某些朝代，都城所在地区还是全国水利建设的重点。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白渠、漕渠、六辅渠和成国渠等许多渠道，加上原有的郑国渠，基本上形成浇灌关中平原农田的水利网，促进了京师农业的发展。此外，某些新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也是首先在首都所在地区推广使用的。汉代赵过发明的代田法这一用力少而收获多的耕作技术，便首先在长安附近开始推行。

    古代在都城周围往往要建立一系列城镇，对都城的繁华起烘云托月的作用。这些都城周围的城市及其外围地带，在行政上大多归首都管辖。例如，西汉定都长安，划京兆尹12县为直辖区。京兆尹外又有左冯翊、右扶凤两个郡级单位，构成拱卫首都、服务首都的京畿地区，起到稳定首都政治、经济的作用。

    古代都城，主要是作为政治和军事中心而存在的，城内外的相当一部分人是纯粹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因此，都城大部分的消费品，都需要外地提供。全国各地不仅要向中央贡献珍鲜异物、土特名产，交赋纳税，还需要将大量的商品源源不断输送到都城，这就要求首都有一个伸向全国各地的交通网络。因此，各朝代往往都将都城建成全国交通中心。秦始皇刚统一天下，就开辟了通向全国各地的驰道，东达山东半岛，西至今甘肃临洮，北出今内蒙古河套和河北北部，南到今广州一带，并和其他大小道路衔接，构成以首都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汉唐继承了这一体系并进一步扩大完善，其西面一直通向今新疆及其以西地区。开封的水陆交通条件十分优越，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交通中心。汉唐的长安、元明清的北京都是全国重要的交通中心。

    水路交通往往比陆路交通更为重要，首都所需的大量物资主要依赖航运。为此，历代都十分重视发展水上交通，将首都与全国水路交通网沟通。汉唐定都长安，在关中开凿连接长安与黄河的漕渠。隋炀帝定都洛阳，在营建洛阳的同时就着手修建大运河，形成以洛阳为中心的水运网，南通今杭州，北达今北京，西经黄河可达长安。此后，大运河就成了历代王朝南北交通的命脉。元代都城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端，而漕粮和物资依赖于南方，为改变南粮北运的困难状况，元世祖期间修成南起杭州北达北京的京杭大运河。明清继都北京，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京杭大运河达于极盛，直至清末才趋于衰败。

    第十章 京华一瞥：都城的文化

    都城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这里设有全国最高学府和各类专科学校，建有藏书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和各种学术研究机构。文人秀士荟萃，各类艺术家和科学家也多汇集这里，文学艺术繁荣，文化生活比其他城市丰富，古代重要的科技成果不少产生于此。

    古代的教育事业分政府办的官学和民间办的私学两种。官府设学，在秦以前已有，不过当时教育对象限于贵族子弟，人数也比较少。西汉武帝时，各级文化教育机构开始完善，在首都设立了全国最高学府太学，相当于今天的大学。唐代除设太学外，还在首都设国子学、广文馆、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各类专科学校，通常有学生二三千人，上设国子监进行管辖。此后，历代在首都皆设国子监和各类专门学校。

    此外，都城还有地方办的州县学，以及民间设立的，称作家塾、会馆、书会等教育平民子弟的私立学校。南宋的临安甚至每一里巷就有一二所私学，朗朗读书声，随处可闻。

    选拔和任用官吏是历代政治的重要内容。战国时代各国选用官吏，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条是“军功”，即提拔作战勇敢的人；另一条则是“养士”，即把一批有学问有才干的人供养在自己的身边。燕昭王修筑黄金台，礼聘天下贤士。齐国在都城临淄设立稷下学宫，招集天下贤士百千人，给以优厚的待遇。除了国王，一些国家的大贵族，例如齐国孟尝君和楚国春申君，也都养了一大批士，这些贵族有的住在都城，也有的不住在都城，但都城无疑是士最集中的地方。

    隋唐以后，科举制成了当官的主要途径，吸引了无数的读书人。科举考试一般分几级进行，最后考试都在首都举行。唐代武则天曾经亲自在洛阳宫殿出题考试，开了科举考试中所谓“殿试”的先例。宋代正式确立了殿试制度，并规定每三年开科一次，每次录取进士二三百人左右。自唐宋开始，赴京赶考，金榜题名，成为无数文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唐代每年入京赶考者至少有万余人。当时诸科取士名额较少，每年只有几十人至一二百人。到北宋时进士名额增多，有时竟高达七八百人，赴京赶考人数大大超过唐代。每逢科举之年，这些四面八方前来会考的文人学士，给都城增添了不少的文化气氛。

    科举考试中一举成名的状元照例进入翰林院，担任修撰，第二、三名的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他一些中举者授庶吉士，入庶常馆学习，三年期满以后有的人也授翰林院编修或检讨。自唐代以来，翰林学士便是皇帝的近侍，作文学侍从之臣，并参与修国史、实录和起居注，十分荣耀。由于这一措施，科举考试的尖子差不多都要先在都城生活若干年。

    拥有全国最大的国家图书馆是都城为全国文化中心的一个重要标志。早在西周时代，周王室和各诸侯国都设史官，既记载国家所发生的政事，又负责保藏政府的图书和文献档案。西汉定都长安不久，即在未央宫建了石渠阁、天禄阁和麒麟阁三座藏书楼，此后又建立新的藏书楼，并派人到全国各地访求图书，充实国家图书馆，此外又派学识渊博的学者刘向、刘歆进行校勘整理。虽然汉代是在秦始皇焚书之后，仍收集到很多图书，到西汉末年藏书达到三万多卷。

    此后，历代都继承了西汉的做法，以国家力量在全国访求图书，建立国家图书馆，并派学者进行较勘整理。特别是在西汉、东汉等封建社会的前期阶段，国家图书馆对促进学术起了显著的作用。那时，私人藏书很少，只有宫廷集中了大量的图书，国家图书馆的丰富藏书，除了供皇帝和近臣阅览，也为部分士大夫使用提供方便。成书于汉代的两部史学名著，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两人在写作时都充分利用了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唐朝依赖丰富的藏书，设置史馆，开创了官修前代历史的先河。宋、明、清等朝都利用国家图书馆藏书，编撰卷帙浩繁的类书和丛书。清代编成的我国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就是政府组织一大批文人，利用国家图书馆的丰富藏书，编撰而成。

    纸的发明和推广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唐代以后推广使用的雕版印刷术则大大便于书籍的印刷出版。五代后唐在国子监开雕号称“九经”的儒家经典，开创了历代以国家之力雕版印刷大部头经学和史学著作的先河。这种国家组织的雕版印刷活动大多在都城进行，此外，由于知识分子人数居各城市之首，都城的私人雕版印刷业也很兴盛，往往是全国印刷业的主要中心之一。北宋都城开封是全国三大印刷中心之一，无论是官营印刷业，还是私营印刷业都很发达。南宋杭州官营印刷业有为朝廷主持的，也有临安府主持的，除了刊印书籍，还印刷纸币——交子。私人刻书更为发达，杭城内外有名可考的刻书铺就近20家。当时杭州的公私刻书，不但以数量多著称，而且以质量优胜居全国第一。雕版字体工整，刀法圆滑，纸坚色白，墨色香淡，有些宋版书籍至今还留有一股清香的墨味。明代南京为全国印书中心之一，明初编成的《元史》、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都是在南京印刷出版的。

    为了满足帝王与王公贵戚、达官贵人娱乐的需要，历代都在都城集中了一大批归朝廷专门机构管理的艺人。各地的艺人也视都城为比艺斗技的大舞台，前来演出。唐代，长安、洛阳两地表演歌舞和演奏音乐的艺人都达万人之多。有的歌舞往往需要几十人甚至更多的人参加演出，如立部伎舞队便需要60—180人，鼓乐齐鸣，歌声阵阵，气象恢宏壮阔。独舞也很受人欢迎。南唐后主李煜宫中有一名叫咬娘的舞女，轻丽善舞，用丝绸缠脚，纤小弯曲如钩月，能在金制六尺高的莲花上跳舞。相传妇女缠足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对统治者来说，仅有音乐歌舞这种比较高雅的娱乐还是不够的，很多帝王也喜欢民间的娱乐方式。隋炀帝曾招集民间杂技、魔术、戏剧等百戏艺人在洛阳举行大会演，有黄龙变、双人对舞走绳、力士扛鼎、顶竿舞、神鳌吹山、幻人吐火等精彩节目。每年正月十五，隋炀帝都要在端门外大街设百戏场，招待外国使节和商人。戏场周围达十六七里，伴奏的乐队达一万余人，乐声远播几十里之外，灯火辉煌如同白昼。

    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满足下层市民需要的民间娱乐也发达起来。北宋开封和南宋临安都有大型固定的娱乐场所，叫瓦子，又叫瓦舍或瓦肆。这是种综合性的游艺场，规模很大，有的可容纳数千人。开封城内共有瓦子50多座，杭州的瓦子最多时达24处。瓦子内表演的伎艺多种多样，五花八门，杂技、歌舞、马戏、曲艺、武术，应有尽有，各种艺术又包含许多类的表演形式。例如，在杭州北瓦中的表演项目，有讲史、说经、小说、相扑、乔相扑、杖头傀儡、水傀儡、影戏、杂剧、杂班、嘌唱、唱赚、说唱诸宫调、舞蕃乐、使棒、打硬、踢弄、散耍、装秀才、说诨话、学乡谈、背商谜、教飞禽、装神鬼等，使人目不暇接。据记载，北瓦每日人头攒动，十分热闹。在瓦舍内外，为满足看客的需要，还开了各种杂货零卖店和酒食店。

    除了瓦子外，一些寺院在集市、庙会之日，也成了百伎显艺的地方。此外，还有的伎人走街串巷，在街头巷尾的空地做露天表演，被称作“路岐人”。

    说话、傀儡、杂技、杂剧、影戏是各种娱乐形式中最吸引人的数种。说话又分小说、说铁骑儿、说经、讲史书四家，其中，小说和讲史多取材于市民生活和众人喜闻乐见的历史和当代题材，情节有长有短，塑造了许多极具个性的人物，颇受人们欢迎。小说和讲史的底本称为话本或平话，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古代的著名小说《水浒传》即与话本有着重大而直接的关系，而脍炙人口的明清短篇故事集，如《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中的不少故事，就是根据宋代话本改编的。

    两宋以后，戏剧艺术不断发展，新的形式、新的创作不断涌现。北宋灭亡，原生活在开封的戏剧艺术家流落江南和华北北部。例如，说唱故事的诸宫调，便分别流传于南宋都城临安和金朝都城中都，在此基础上形成南北两大戏曲中心。杂剧是元代最重要的戏剧形式，都城大都城是元代初期杂剧在北方的中心，当时杂剧作家大部分居住在大都，大都也是重要的演出场所。到了元代中叶以后，逐渐向南方一带发展。

    清代都城北京的演出活动相当兴盛。乾隆年间是清代的鼎盛阶段，乾隆皇帝喜爱看戏，因而宫廷经常上演戏剧。除了太监所组成的内廷戏班，朝廷还经常把外地民间艺人征调进京演出。除了宫廷，北京民间也有很多戏班上演的地方，称“茶园”和“茶楼”，乾隆前后仅外城的茶园便有十几个。到清中叶北京舞台上形成京剧，以后逐渐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剧种。

    都城也是画家、雕塑家、文学家、学者、名医师、科学家的荟萃之地。他们的伟大发明和不朽著作，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张衡的地动仪和浑天仪，宋代苏颂的水运仪象台，李诫的《营造法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都是全部或部分在都城完成的。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的不少诗篇，是在当时都城长安写成的。北宋统治者在开封建立画院，搜罗全国画坛英才。现在流传下来的不朽名画《清明上河图》，即是画院画师张择端所作。

    在古代人的精神世界中，宗教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都城的崇高地位和统治者的重视，传教者往往首先在都城宣传教义，发展信徒，建立寺庙。我国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便和东汉时的都城洛阳有关。据说东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派人赴天竺(今印度)求佛法，10年返国，于是在洛阳创建白马寺。虽然这一传说未必符合历史事实，但东汉都城洛阳在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中的作用却是客观存在的。十六国时期龟兹国高僧鸠摩罗什翻译了很多佛教典籍，并有门徒3000人，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鸠摩罗什进入中国以后的活动地点是凉州和长安，分别是后凉和后秦的都城。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