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将就这四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同时也会提出一些疑问。”

    苏进的语气一如即往的平缓温和，一字一句清晰无比。

    他每说一段话之后，都会稍微停顿一下，再接下去继续说。

    然而他的每一段话都严谨而流畅，绝无半点漏洞。

    显然，虽然他是应那个年轻人一时冲动的邀请上台发言的，但发言的内容，句句都经过深思熟虑，是他多年工作与思考后的结果。

    苏进站在台上，看着下方密密麻麻的人头，与无数道目光对视。

    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说的这几段话，并非来自他自己。

    古迹的定义也好，宗旨也好，都是《威尼斯宪章》里一条条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它集结了无数世界顶级建筑师与修复师的思想，是他们经过无数次讨论，无数次研究后，最终得出的结论。

    它从诞生那天开始，就成为了世界古迹保护、修复乃至开掘的指导性标准。

    甚至之后它传到国内，也具有了同样的指导性，现代文物考古乃至于保护修复工作，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依循它来完成的。

    在苏进以前的世界里，它具有的就是这样的权威性！

    现在这个世界，并不存在《威尼斯宪章》这样一份文件，这样一份纲领。

    然而，当苏进站在这里的时候，却突然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

    世界的洪流不断向前，其中包含着无数的理论与思想。

    这些理论与思想仿佛河流中的不同支流，不断碰撞，不断激发出全新的浪花。

    它们一开始可能属于不同的分支，但当它们不断往前，最终会汇聚成一条，诞生出一个灿烂的、具有决定性的结论。

    他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正处于无数支流相互碰撞的时候。万千巨浪中，那个结论就在不远的他方。

    现在在场的上千人，每一个修复师，每一个建筑师，都是这巨潮的一部分。

    他们即将面临那个结论，自己却懵然不知。

    而现在苏进站在台上，他身后站着的，是他曾经那个世界的所有人。

    曾经那个世界的人们，跟现在在场的这些人一样，关注着文物，关注着古迹，关注着曾经过往那段历史以及遗留下来的巨额财富。

    两个世界在这一刻产生了交汇，透过苏进的嘴，开始对话，开始指出通向那个“结论”的路。

    苏进开启了这个篇章，接下来却并没有把威尼斯宪章的条条目目直接讲述出来。他知道，他要做的只是指出那条道路，而并非帮着他们走完。

    只有自己走出来的路，才是最有价值的。

    只有自己得出来的结论，才是最受重视的。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苏进并不觉得《威尼斯宪章》就是那个最终的结论。

    不然，《威尼斯宪章》后，不会再次诞生《奈良宣言》，不会再在国内产生那样多的分歧与疑问。

    他把自己关于威尼斯宪章的一些理解，以及对其中的一些疑问整理了出来，通过实际的例证，化作一个个问题提了出来。

    以南锣鼓巷为例，古迹作为城市的一部分，不可避免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为社会公用所使用。

    这种使用是有利于古迹的保护的。

    但是这种使用需要注意什么，如何协调古迹与城市的关系？

    仅出于古迹保护来考虑的话，在具体修葺或者维护的时候，哪些部分可以改变，哪些部分绝对不能变？

    承恩公府是一幢古建筑，也是南锣鼓巷的一部分。

    在这个事例上，承恩公府与南锣鼓巷得到了整体保留。

    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古迹与所属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如何界定古迹的范围，以及需要保护的范围？

    以马王堆为例，考古挖掘中需要注意的原则是什么？

    马王堆汉墓群一共三个墓穴，一号墓和三号墓保存完整，二号墓几乎毁坏。

    现在它们内部的文物基本上已经全部迁出，但墓穴遗址同样也是古迹的一部分。

    类似同样的情况，墓穴遗址应当如何处理？

    马王堆将要变成城市的一部分，它与城市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苏进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抛了出来，渐渐的，下方这些人很多没有在看他了，而是拿出了纸笔，开始奋笔疾书。

    明眼人已经看出来了，苏进这些问题绝对不是孤立的，其内部各有联系，指向了古迹保护修复以及发掘的各个方面。

    这些，也正是他们在过往的工作中常常需要面临的问题！

    韦斯登的表情越来越严肃，以他的身份，当然不会是自己来纪录的，这个工作直接交给了他的学生乔治。

    苏进的每个问题都是一遍中文一遍英语，英语标准流利，专业术语极为规范，这是普通翻译绝对做不到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英方来客听得毫无障碍。

    乔治一边听，一边拼命在笔记本上记录，隔一会儿还要被韦斯登强调确认一次，紧张得要命。

    一段时间之后，苏进的提问终于告一段落。

    乔治等了一会儿还没听见他下一句话，确认他已经问完之后，总算松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