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学道之人，自己的道德尚未养就，便去分辨善恶；自己的身心尚未清静，便去拣择别人。或妒贤嫉能，或争名竞利，抬手动脚，便掉入尘埃之境。举心运念，不知大道之本，不知若稍有人我分别之心，便不是道；稍有不同之形迹，便不是德。修真之人，当于此处打点心身，放下人心，扫除四相，修到忘人、忘我、忘物的境地，方可谓真知大道之人。望同道共勉之!

    “是谓玄同”。此句是总结上文之言。上文所言之“塞兑”、“闭门”、“挫锐”、“解纷”、“和光”、“同尘”，皆是与世玄同之义。“玄同”者，玄即是道，也就是“无名”之同。是说圣人与天地万物大同，而无迹可见，非同俗之同。圣人之同，妙应不测，浑然无迹，离分别心，忘名忘相，以道同于天下，以德同于世人。世人虽有贵有贱不一，虽有智有愚不同，圣人皆以道观之。人人皆道所生，人人皆有道性，其道未有不同者。以德观人，其德未有不一者。道德既同，其余的表象不同之内，亦有玄同之处，故曰“是谓玄同”。

    观今世之人，或有同于事而不同于心者，或同于谋而不同于德者。少有乖违，便起分别之见。见物，则利欲心即动；见权贵名誉，便孜孜追求，此皆是世俗之“尘同”，而非“玄同”。果能塞其兑，内无泄漏，光炁充盈。果能闭其门，外无所入，拒贼于外。果能挫其锐，治之于内，蓄养德性。果能解其纷，理之于外，平和外道场。果能和其光，养之于己，而明之于人。果能同其尘，随物付物，出污泥而不染。若能心修到此等境界，无往而不玄，无往而不同，既玄又同，真可谓知天、知地、知大道之妙的人了。

    【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此七句是说，既已修到与道玄同的境地，妙无妙有，妙动妙静，心德之微不可测，玄同之妙不可知，心与太极同体用，与自然规律同变化。一切都是随心所应，自然而然，不生分别之心。

    “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有道之人，不以得到什么而心生欢喜，而亲其所得；也不因未得到什么而心起怨尤，而疏远于人。不计较个人得失，无有亲疏之别，得与不得，都是一心。

    “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即不可因得利而动心，利中未尝不藏害，得利而骄奢，就是害心。也不可因未得利而以为是害，不与人争利，不与强争气，害中未必不是利。害里能生恩，由害中舍去的是业障，得到的是真利。

    “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不可因得贵而自以为贵，生高人一等之心，不可乘权自骄，以万民为贱，成为昏君。亦不可因不得贵而失志丧德，心不贪富贵，视贵与贱为一，守贱以为德。

    “故为天下贵”一句，是总结亲疏、利害、贵贱之义。世间任何事物，都是一个整体的两面，无一可加，无一可损。若能明此理，执中对待，便是天下之至贵者。天下最至贵者，即是道德。道之体为一，道生阴阳之后，事物才分为二，才有亲与疏、利与害、贵与贱之两端。执其亲而远其疏，得其利而忘其害，以其贵而贱于人，以及攀高厌下等等，皆是离开道“一”之整体，而失之偏颇。皆是不道的表现。贵处上位，不有自贵之心；贵而无位，心不知其贵；贵在天下，人不可见；贵在万物，人不可知。此“贵”乃大道厚德之贵，所以强名曰“故为天下贵。”

    修道之人，若能明此至贵之理，修此至贵之德，可与天地同其体，可与造化同其变，此即是“玄同”之境。

    【本章说解】

    此章经旨，是在示教修道之人，身处凡尘，尘中脱尘，处己不自炫露，处世外圆内方。以不同之妙，修之于己；以大同之妙，处之于世。以平等之心，混迹于世。以道德之明，明之于尘。如此，世间顺逆之理，得失之情，皆不可得可得之也。

    修心养性之道，必当和光同尘，因物付物，而不迷街物。与道玄同是谓至德，故河上公名之为“玄德”。徐灵胎在《道德经注》中说：“塞其多言之口，则不以议论招尤；闭其出入之门，则不以奔逐劳形；挫折锐气，则柔弱自安；解除其纷乱，则清静自守。和其光华，同其尘浊，不欲异物。此则与玄妙之道合为一体，无入而不得矣。”圣人行不言之道，无分别，忘名相，浑同于天地之间，而天地不知；妙用于万物之中，而万物不觉。无象无状，体万物而不遗，化万物而不有。虽欲言之，无非强名而已。修道之人，果能从不言之中言此妙道，是谓无言之“大言”，而无所不言。果能从不闻之中闻此妙道，是谓无闻之“真闻”，而无所不闻。如此，方为妙知、妙言、妙见、妙解之人。若能到此等天地，贵贱亲疏，非我所有；荣辱得失，非我所属。文中所谓“不言”之妙，正是此义。

    “玄同”就是“抱一”、“得一”。人与万物处于无差别的“同一”大道之中。经过塞兑、闭门、挫锐、解纷、和光、同尘，消除人心的固蔽，泯灭彼此的分别，超越世俗偏狭的识见，以一中贯两端。正如庄子所云：“是以彼也，彼以是也。”故圣人以道心体物，不分人我，不陷是非，皆是以“一”观天下万物，故能与百姓“玄同”。

    学道之人，“塞兑闭门”，在于养气存性；“挫锐解纷”，在于定其神；“和光同尘”，在于处世应物，随时俯仰，如愚如醉，若讷若痴。众人昏昏，我亦昏昏，不标新，不立异；忘物我，混内外，与道玄同。未能玄同者，便生彼此分别之心。遂己愿者，便亲之、利之、贵之；不遂己愿者，便疏之、害之、贱之。

    “玄同”者，就是与道相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无极大道本是浑然一气，本无内外之分，岂有亲疏之别?本是无心无欲，哪有利害之别?本无高下之等，怎有贵贱之殊?所以为天下之最尊贵者。

    世人只知得利，而不知害与利同体；只知“光贵”而“尘贱”，而不知“光尘同和”之理。太上教人塞兑以谨其出，闭门以闲其入，挫锐以制其内，解纷以理其外，和光以抑其己，同尘以随其物。如此则无出无入，无内无外，无我无物，心地空明，与道合同，是谓“玄同”。既得其同，则以亲为远，以疏为近；见利而不喜，见害而不惧；得贵不为高，贱而不为低。

    以正治国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以正治国”，“正”者，不偏不倚，居于中心之义。亦是指道德仁义，爱民亲贤，持守正道之谓。古之治国，执政者皆以道德为本，遵循天道自然规律。故君臣父子，无不行之以伦理常情之正。民心之天德，由正而复；社会之风俗，由正而纯，此皆是道德行于天下的必然。天下为公，仁义自然化于民，人人无私，端方正直，民风自纯。此即“以正治国”之义。

    “以奇用兵”，奇”者，诈也，诈在人即为巧智心，唯以兵战而用。故有“兵不厌诈”之论。“奇”者，就是不以常道之规，而行变化莫测之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用兵与治国不同。兵之用，原为征伐侵略或平息叛乱，皆是不得已而用之，不得已而应之。两军相敌，兵戈对阵，必有虚实之变化，声东击西之策略，出奇制胜之战术。即使正义之师，亦免不了施用奇诈之术。譬如汤武讨伐之兵，亦是奇而用之，用奇则不使敌尽知我之所为。但是，此“奇”只可用兵，而不能用于治国、处世之道。此即“治国”与“用兵”之相反也。对修道者来说，狡诈心一毫也用不得，一点也不敢有，否则将是损心害性，是丧失道德的“刀兵自伐”!

    “以无事取天下”，是说治理天下，当以无欲无为，任道任德，不可以法施治，也不能用私恩以致，而是以道治化于天下，百姓自归；以德感之于天下，天下自治。实非有心、有为而能取之治之。要取得天下太平，执政者必须知足安分，不妄生事端，不扰乱百姓。故太上在“知足章”中指出：“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故以正治国，天下必无事；以奇而用兵，必能制胜；以道德化治天下，人心必自来归。此即“以无事取天下”之意。

    天下尚可以无事取得，修道之人，又岂可不以无事无为涵养天德，而去自作多为呢?治世之道，犹如治身。视听言动，合乎无为。而逆修丹法，又如用兵，临炉进火，务须因时而进，相机而行，采聚有时，烹炼有方。知治世之道，即知治身之法。取天下在于无为，守天下亦不可多事。否则识心乱动，势必使阴神作弊，身中之民必废，民必日贫。世上物宝极多，若贪心一起，欲壑难平，焉有不神昏气浊之理。由此可知治国治身皆是一理。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此句是总结上三句之义。上文所言，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皆是无为之正，非有事之作为也。“此”，即今也。太上言：我今何以知此治天下之道哉?盖以今日之所见所知也。观此言，深知太上圣祖对当时社会的担忧，有切切叮咛后世引以为戒之意。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天下之道，只是一道，万事万物，无不是此道的贯彻流行。所谓一本散为万殊，万殊（shu）仍归一本。治身治世，都是大事。治世之道，莫过于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仁义礼智信，各循其天良本性。这些看起来都是体现在日用常行中之事，但又是天下之大经，万古之大法。此即所谓常道、正道也。做人当尽的本分，就是人人固有的天良。为民之主者，就是人民的榜样，若能躬行节俭，力尽孝慈，为天下表率，天下自会无不正。孟子曰：“一正君而国定也。”一治一乱，循环相因。自古及今，同是此理。虽然治则用道德，乱则用兵戈，一旦两军对阵，大敌交锋，国家安危，人民生死，全系于用兵之时。虽权谋之术，智巧之变，并非君子所贵。然而为了国家人民的安危，又不得不用之，此即是“道者反之动”之义。当天下太平之时，虽然万事纷繁，为君者从容镇静，无欲无为，自然上与天通，下为民拥，天下悉归道也。

    【天下多忌讳（hui），而民弥贫；】

    太上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人君已失道。各国君主兼并战争四起，强欺弱，大并小，烽火连年，死尸遍野。劳役赋税，农事荒废，人民苦难不堪，此皆是国君的私欲妄为之过。百姓最忌讳的就是日子不得安宁，天下愈乱，百姓愈不安，万物皆不宁。这是百姓贫困的根本原因。

    “忌讳”，又指禁忌，即法律政令所不允许之事。“天下多忌讳”，是说为政者劳役赋税等法令繁多。令烦则奸生，禁多则诈起，此乃自然之理。如以强令禁止人民一切福利之事，强迫百姓做不愿做之事，违背民心，这是百姓最不愿意、最忌讳之事。明君在位，毫无私欲，以道施于天下，以德化于民心，以无为自然治国，此乃取天下、守天下之首要。

    所谓“而民弥贫”，“弥”者，愈之意。上句是说为君者不搜刮民财，慈心养育民生，则国未有不富，民未有不足，何须以繁琐的政令去禁民呢?禁民之事愈多，扰乱民之心愈烦，使民失去自然天性，为应酬为官者的禁令而烦恼。政令愈多，犹如捆住民之手脚的绳索愈多，使民陷入困惑，不能心安理得，不能尽心尽性，难以自富自足，民岂有不贫不怨者。赋税愈增，妨害民利之事愈多，则民必然愈贫；人民贫穷，盗贼必起，必然形成社会的恶性循环。故曰“而民弥贫”。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

    “民多利器”，“利器”者，权柄也。人若有权，犹如手握利器一般。握有利器者，若以利器造福人民，则是造善积德；若是以权利谋私，则是祸国殃民，犯罪造业。

    圣人以厚德循天道之自然，顺人伦之常情，默默然以道德利国益民，浑浑然以公心造福天下。故圣人是大道之利器。正如庄子所言：“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以明示天下。”此意是说，圣人的德行智慧行于天下，不是利器，胜似利器，可使民心潜移默化，而非昭昭炫露。

    国之权柄利器，若是被不仁不义者窃取，必会兴风作浪，使上下颠倒，是非混淆，横施天下，害国祸民。倘若以手中的权利谋私妄为，则国家的尊严必被扭曲，下之权必僭（jiàn超越本分，古代指地位在下的冒用在上的名义或礼仪、器物）之于上，上下相欺，纲纪法度，刑赏律令，皆可滥用妄为。这就是今人常言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社会现象。故手中执国家权柄“利器”的人，必须心诚持正，以利器造福于民，才是正途。假若以权谋私，欺上瞒下，人心必乱，国之道自此而不明，国之政未有不乱者。故曰“人多利器，国家滋昏。”

    观今之世，贪权谋私者不少，权钱交易，以权谋私，滋生出许多腐败之徒，害国害民，为百姓所怨恨。可见权利这个“利器”，如果不用道德制驭，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心，此“利器”不仅误国害民，而且必然祸害自己的身心，有百害而无一利。故太上在十九章中提出“绝巧弃利”之诫，意即在此。

    【人多技巧，奇物滋起；】

    “人多技巧”，“技”者，技能、巧智之意。人都爱慕技巧，而且互相效尤，于是千奇百怪之物，使人生贪有之心。春秋时期，铜器、玉器等制造技巧兴起，人多追求，亦为上层君主所提倡，所贪爱，故成为当时百姓追求的奢华风尚。由于人君失道而有欲，追求新奇，故导致了天下百姓奢靡，欲心遂起。此罪在人君之无道。

    上古之人，其性浑全，其情朴厚，凡物付之于自然，不用技巧去攫（jué）取贪占。世人好小技，小技再高明，岂能比拟于天地造物之神妙。今世之人，人心不古，机巧之心强盛，人皆仰慕奇巧，聪明人愈逞技巧之能，社会求巧之心愈兴。能为象牙之箸者，必至于为玉杯，技巧愈妙，奇物愈多，追求虚华之心愈强，离道德之厚朴愈远。故曰“人多技巧，奇物滋起。”

    观今之世，科技昌盛，人的聪明技巧数倍于古人。奇异之物滋盛，人心攀奇，工艺玉雕，金器珠宝，奇发异装，日用百货，无不机巧。虽则为人类生活增添了异彩，带来了方便。但社会上离奇的事物，愈成为人们追奇的时尚。于是便出现了什么“追星族”，“拜物圈”、“崇洋群”等等之类的怪异现象。外来的奇物比自己的好，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甚至把老祖宗视为“老土”，将民族传统的瑰宝视为陈旧。

    在科技昌盛，物质丰富，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奇物更是繁纷无穷，电脑等现代电器已进入千家万户，人类在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人性本有的厚朴之德却愈来愈散。人类大脑潜意识中储存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智慧，却被深深地压抑和埋藏着。人类在追求奇智虚华，享受短暂幸福的同时，却丢失了最宝贵的淳朴道德，损害着先天本性，实在可叹可惜!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法令滋彰”，是说法律的繁多与普遍的应用。“法令”者，即治国之法，度律之令。圣人以道德仁义施于国家天下，并非专恃政令法律。后世设法以治民，行令以禁民，正是不得已之治。

    “盗贼多有”，偷物曰“盗”，害人曰“贼”。“盗贼”的概念，在古时是比喻一切不正当的行为，并非只是偷物之贼。太上所处的时代，人君渐昏，民心渐乱，世风日下，盗贼日多。不得不设法以治民，行令以禁民。为了约束民之行为，君主法令繁多。法令愈严，而盗贼却愈多。何以法不能治盗贼?皆因治人不治心，治表不治本之故。大利行之天下，必有大盗出。盗贼只见大利，不见法令，其根本原因，是人君带头“贵难得之货”。只讲物质享受，不讲道德精神，从而诱使民贪欲之心膨胀。所以，以法治国是不得已之事。治国重在教民心。

    以法治世，其要仍在人心。法若用之不善，或出之不当，必会产生负面影响。法太过，则民心离；令太急，则民不堪。故流为盗者，乱为贼者，皆在所难免。况且法在实行中，亦难免偏差走样，造成新的恶果。此皆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原因。

    圣人治世，教民内修道德，外行仁义，晓人伦以常规，使民心自觉地符合天理人情。故《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民若修道德于内，行仁义于外，就不会违法乱纪。民若无道德仁义，没有羞耻之心，必沦为亡命之徒，不怕犯法治罪。此即七十四章所讲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法令愈严，盗贼却愈多，其根本原因，就是治国之策的本末倒置所致。

    社会学家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分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现今人类社会的治世，被统称为“民主法制社会”。按马克思预言，人类最终必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亦即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社会要求人人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社会物质极大丰富，天下太平，人民幸福。这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回归，从纯朴原始的三皇道德治世，复返到道德更文明、物质更先进的共产主义大公社会，也就是道治社会。这是历史的必然。

    人类社会离古圣以道治世的时代已经太久太远。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而后法。可见人类社会离大道相去之远。“以法治国”是人类社会丧失道德仁义后的不得已之治，是为了约束人们的心身，维护社会秩序的不得已之为。江泽民主席提出的“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的治国方略，是符合当代规律的英明之举，是避免单一法制弊端的良方，它必将为中华民族的道德文明和伟大复兴，奠定良好的基础。

    以上八句，皆是阐述以有为治国之害。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

    此以下五句，乃是太上引古圣之言，以伤感于今世的时政之弊。

    “故圣人云”，是太上自闻上古圣人之训：“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情而民自清。”

    “我无为而民自化”，古圣之无为，造道入德，绝无人欲之私。修己正人，浑全天理之自然。君臣无事，上下相安，顺乎天而应乎人。不施异政而眩天下之民，因其时而勤其事。不用有为，而以无为大德感化天下之众。所以天下万民，仰之以瑞日祥云，感之如和风细雨，化之于圣人的盛德之中。所以圣人不教而民自化，不令而民自归。故曰“我无为而民自化。”

    上古之时，君皆圣德，民尽淳良，虽有令而不用，虽有法而不施，所以称为盛世。后世以法治世，法网密如罗，但何以法愈严而奸愈出，令愈繁而盗愈多？盖因人君之德不足于化民心，法不足于畏民志。为政者若能居敬行简，不以苛政扰民，不以妄动误国，心在九重之上，身居无为之宫，则民必日日迁善而不知。君能淡定为怀，潜默自守，惟以正心诚意持己。孰知正一己即正百官，正百官即正万民，皆来自为君者的道德静镇。故古圣云：“天以无为而尊，人以无为而贵。”

    我无事而民自富，

    所谓“我无事而民自富”，并非为君者饱食终日，昏庸无能，无所事事，不理朝政。而是指心常处静中，无欲无私，不妄作妄为，不妄劳民力，不贵难得之货，不纵私欲之情，不作越轨之事。上古之圣王，不求荣贵自身，不妨百姓农事，以安闲自处，以养民为心。天下万民归之于正，各亲其亲，各长其长，安居乐业。于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筑屋而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陶冶而用，自食其力，仓箱有余，自给自足，而民自富矣。国无困民，家无怨妇，不闻饥寒呻吟之声，没有多余之扰，歌舞升平，国泰民安。这都是圣人行无为之事，施无为之德，无事无为之妙化所致。此即是“我无事而民自富”之义。

    【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好静而民自正”，是说上古圣人，虚心恬淡，笃守无为，不言不教，民皆自化为忠正。圣人据天下人之性情，施德于无声无形之中；以天下之耳目，齐之于不见不闻之间。其静也，因天地之造化，由静而得之；万物之纷纭，由静而一之。百姓之善恶，由静而正之。

    虽说“我好静”，而“好”非为自私而好，“静”亦非为一己而静。好之以静，则静中天理定矣。天道之理既定，则天下之理亦定。以理而导百姓，天下之民未有不正者。能取法自然无为，清静体性，虚心恬淡，自然而然，事事物物，皆顺其理，各得其所，各有所用，各有所适。故鸟不教，而自在空中飞翔；兽不驯，自在山上奔跑；鱼不学，自在水中漫游；人不教，自然父慈子孝，君正臣忠。此即所谓“我好静而民自正”之义。

    【我无欲而民自朴，】

    “我无欲而民自朴”，私念所起谓之“欲”。“朴”者，心性朴实浑厚之意。圣人之在上，如日月之明高悬，无物不照，无物不明。天下虽大，不出圣人的理会之中；万民虽多，尽在圣人善德涵养之内。以无欲修之于己，即是以无欲教之于民。万民之耕食凿饮，尽出于无心的自在作为。忠孝友悌，皆出于本德之自然，归于天秩天序的规律。不生机巧之心，不使聪明小技，一切皆出自纯朴天然。天下万民万事之朴，皆是圣人的无欲无为之德所化也。《书》曰：“一人元良，万国以贞。”其机伏于隐微，其效在于天地。故曰：“我无欲而民自朴。”

    【我无情而民自清。】

    “我无情而民自清”。此句在一些版本中未列，但在敦煌唐写本及道藏河上本上却载有。这是一些后世传抄者以“义无可取”而删除了。其实此句的含义，与全文紧密相关，甚为重要。

    喜怒哀乐爱恶欲，皆是情之所动。动之有理，则无所不正；动之于私，则无所不妄。但圣人之情没有分别，不生好恶，无有一丝一毫的我私，不起一点一滴的物欲，故以“无情”言之。

    俗人有凡情，圣人有道情。一私一公，界然分明。圣人之情即天道之情。“天道无情胜有情”，“天道无亲，惟与善人”。这是一种自然规律之情，是大道生养万物的慈母之情。圣人之情从德性中出，世人不能见其动；圣人之情从天理处用，俗人不能知其用。圣人之情，因时顺理，自然而然。

    在上者，无为无欲，既不以有情的私智用之于天下。在下者，如响如应，必不以私情之智奉之于上。于是乎，圣人之道情与百姓之真情同归于一；民之性情必归之于纯清，此乃圣人之无情所化而致也。此即“我无情而民自清”之义。

    【本章说解】

    本章是太上主论治国之道。治国必用政，用兵必用奇。此二者皆是有为之作，并非无为之治。“以无事取天下”，才是无为之治。

    “有为”与“无为”之治，有着本质与层次的不同。凡有心作为者，其机不密，其事不常。有为之治，是以人心主观意识为用；无为之治，是以先天无心而化。有为，则受人心的种种局限，难免有偏；无为，则是随性顺理，更符合自然天德。

    圣人治国，以正为奇；圣君用兵，则以奇为正。用兵于无形，治国于无为，故不忌讳而民自富，无利器而国自清，不立法令而盗贼不有。假若以有为治国，或以多事理政，则道德废而私巧必出，虽有法制而盗贼腐败不绝。故以有为治天下，其事日为日烦多，天下之民愈禁思想愈复杂。

    本章太上以自然大道的思想，论述治国之道，反复强调用“正”道治国，用“奇”道用兵，用“无欲”、“无事”、“无为”治天下的主张。使天下百姓各遂其性，各顺其长，积善立德，回归大道。

    今世之人，对《道德经》十分陌生。对“道德”二字的真正含义，无识无知。对太上悲悯世人远离道德之苦心甚不理解。一些注释《道德经》的现代本，亦不乏批评之辞。冠之以“虚无主义”、“唯心论”。说太上的“无为”之道是“复古倒退”，是“乌托邦式的社会构幻”。将太上“不贵难得之货”、“绝利弃智”等等论点，说成是“反对工艺技术”，是“否定经济发展与一切新事物”，是“贵族破落户思想”等。进而认为，太上的论点不仅是“消极落后”的，而且是“反动”的。对这些以今人的观点，去套用图解圣人的大智慧者，这些误解、曲解、不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自春秋战国时起，大道已逐渐远离世间。太上恐后人遗失道德，故留此五千言，以拯救子孙后代之本性。太上所处的时代，距三皇治世的道治社会为去已远，他感叹当时国君欲心日增，世事日变，道德日薄，人心昏乱。所以在经中苦口婆心，反复类比，喻示治国治身之理，要人守“清静无为”，以复归于道本。

    太上著《道德经》，是站在自然大道的高度上，立于宇宙核心的本源之颠，以“一气含三”的“三元”、“三源”和“一元四素”理论，运用全息观、立体观、微观、玄观、妙观、宏观、宇观等多维方法。以显隐结合，隐显共观，智观与慧观相结合的科学方法；以人世间日常所见的现象，深入浅出地千比万喻，以启示人们认识大道之理。怎奈世人离道太久，先天智慧尽丧，故难识难闻大道之奥。仅以眼见耳闻为据的主观意识，以及后天所积累的浅薄智识，去妄评太上所论的宇宙大法则、大真理。无疑，这好似蚂蚁窥大象一般，只能看到微乎之微的皮毛，永难窥见大象之整体，更难看透它的本质。

    人类在自然大道面前，显得十分幼稚无知，也十分脆弱可怜。即使在科技昌盛，宇宙飞船上天的今日，人类的智慧，距离认识天道规律，还相差甚远。怎敢妄自尊大?怎敢以片纸的文字知识，去猜度如此浩翰的宇宙大真理?怎敢以孩子般的智慧，去否定大智慧之大圣人所验证的大道真理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人类在认识宇宙，在认识道德真理的态度问题上，还缺乏最基本的诚信；距离道德之门，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应该始终以一个小学生的态度，去诚信，去学习，去体悟道德，方不负天地养育之恩，方不负太上所著此五千言之苦心。

    本章虽论治国之道，也在教人修身修心。治国治身，其事虽异，其理相同。知治国之道，即可知修心之道。修道人细悟之即可得。

    为政章第五十八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

    “其政闷闷”，“闷闷”者，宽厚之意。即政事宽大，不立机巧，看似闷闷昧昧，似若不明之貌，其实个中自有无为大道。自古以来，有国必有民，有民必有政。善者奖赏，恶者惩罚。抑恶扬善之政令，自古有之。善治政者，无形、无名、无事，看起来无政可举，闷闷然好似无治，其实这是一种无为德化的大治。

    唯古之圣人，其政虽设而不用，君圣臣贤，在位无事。不作多事扰民之政，不讲华表形式，只是默默地为民办造福的实事。圣王以道德化世，不以私智施用；以德养民为重，不出异政治民。惟知修德省身，不为自己的享受而劳民，心怀百姓，为政宽容，浑浑闷闷。在旁观者视之，似有昏晦不明之貌，但其心德之光却朗然普照。此即“其政闷闷”之义。

    虽云“闷闷”，实非“闷闷”。虽不像今之治世者那么外在精明，但其大智慧之光却无处不明。圣人以“无事”为事，不作劳民之事；似有闷闷之状，实则其政如日月之明。此正是“善治天下”之妙处，故难为今之世人所理悟。

    “其民淳淳”，“淳淳”者，淳朴厚实，忠诚宽大之貌。此句是说民之天性，本自淳善，惟恐不逢太平盛世，不遇明君宽厚之政，而熏染不良之风。为政者果能以民为心，以道德修之于己，以仁义施之于民。其宽厚之德，自然化溢于四表；其无为之德，自然恩被于天下。百姓相忘于大化之下，共乐于道德之中，不识不知，无忧无虑。人们无私欲竟争，没有狡诈之心，似有淳淳笃厚之貌。虽云“淳淳”，在百姓自己并不知觉，全是自然而然。这才是善于为政治民之道。此即“其民淳淳”之义。

    天地无心而化育，圣王无为而德化。无为之道，是圣人开天辟地，综天理物理之大经大法。人君统摄万民，调治万物，也不能离开于此。若行于有为，则其政难正，其治难治。故上太曰：“政者正也”，以己之正而正人之正。自古治世者，修人纪，整天常，有知若无知，有作若无作，一任天机之自然。不妄作聪明，而是以一德相感，默喻于语言之表。故其政闷闷，似若愚朴而无知。然而百姓却从其德行中，感化于淳淳太古之风。上以无为自治，下以无为自化，上下共安于无事之天，岂不是太平盛世吗？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其政察察”，“察察”者，即为政者的狭小肚量，无宽厚之德，对民苛刻，动则以权压民，使社会没有宽松的政治环境。为政者视民如临大敌，任智使法，对百姓的自由限制过多，容不得毫发不同之见，此便谓之“察察”。

    施政者以私心治国，政令烦多，不顺民情，不随时务，强加民意。以私智妄用，以私心妄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种自己为所欲为，将百姓当作阿斗，秋毫不容，毫无爱民之心的为政者，便是“察察”之政。

    “其民缺缺”，“缺缺”者，即缺然若失之意。为政者对百姓实行高压政策，民心浇漓，尽不聊生，畏官无措，难以应酬，人人自危，心中恐惶不已，是以谓之“缺缺”。察察之政一立，民必生分辨之心，比较法令之得失，莫不以私智巧心以求逃脱，莫不用诡诈之计设立对策。在这种苛政严刑的治理下，百姓人人恐慌，好似婴儿失母，又如行人遇寇。常常提心吊胆，时怀恐惧不安，若有“缺缺”之状。民之“缺缺”困境，皆是为政者失去好生之德，政令烦苛，荣辱不共，贵贱有殊，脱离群众，上下相隔，这是为政者行“察察”之政所造成的恶果。故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在上者励精图治，竭力谋事，小善必录，小过必罚，赏罚察若冰镜，监视俨若神明。其政虽察察，岂不知上好苛求，下必化为机巧，民皆以缺缺然小聪明而自矜，必然丧失混沌厚朴之德。上以察察导之，下必以缺缺应之。可见民心之最难治也。上不清其源，下亦难正其本。所以无为是先天厚朴之真，有为是后天人为之伪。闷闷与察察之治，其效果却绝然不一。由此可知，道唯一而已，及至于二，则已为非道了。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耶。】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祸”者，灾祸凶害之事。“倚”者，因也，原由也。“福”者，福德吉祥之事。“伏”者，潜藏之义。此两句，是从显态中而说祸福之无常，其变化系之于倚伏之间。世间之人，只知以机巧心去追求福贵之事，只知以智巧避其祸害之端。却不知“祸福无门，唯人自召”之理。祸福之事，表象看似从外而来，但其根源却本自于心。心为万法之主，心为善恶之源。此心一善，而无所不是善，无所不是福；此心一恶，无所不为恶，无时不是祸。故祸福源于心。祸福本同体。

    “孰知其极”，是说祸福的来去，生之于心念的一瞬之间，潜伏于本性八识田中，待到时机成熟，则会发芽结果。祸与福是辩证的统一，看似为祸，而福之机却倚藏于内，至心中的德善累修到一定量级，即可转祸为福。看似是福，而祸之兆已潜伏其中。人若有福而不惜福，心不知足，为私欲而妄作乱为者，未有福不变为祸者。由此可知，祸中有福，福中有祸；祸可变福，福可变祸。其至极之理，全系于一念的正邪之间。

    “其无正耶”之“正”，即定之意。祸因心转，福由心作。能知祸畏祸而不招祸，祸自不会临身；得其福而不损其福，福亦不会离身。祸福之变，惟在“正心”二字。人若能审其倚伏之机，自握其趋避之道，即可逢凶化吉，转祸为福，此机全在于正心。所以圣人平日处事，先谨义利之判，次守退让之心。人若遭祸而能悔过自责，修善行德，则祸去福来。假若得福而骄恣纵福，则必福尽而祸来。

    “其无正耶”，是说人君不正其身，即丧失其国。所以人不敢纵欲而败度，为政者不敢察察而任智，高贵者不敢慢贤而傲下，有福者不敢肆志而恣情。如此，才可以终身远祸，福履无穷。

    先天太极未判之初，淳朴未分，阴阳为一，无善恶祸福可见。《易》曰：“易则易知，简则易从”，道之所以可大可久，其理即此。人都是太朴不全，阴阳贯于始终，所以祸福互为倚伏，祸中藏福，福中潜祸，循环不息。有为之为，未必不善；但物极则变，时极则反。阴阳反复之机，本来就是如此。唯有修善累德，知机应变，颠倒阴阳，执中而待，才能永立于逢凶化吉、趋吉避凶之福地。

    【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

    “正复为奇”，是讲正与邪、善与妖的变化关系。“奇”，诈也。“妖”，邪恶也。此四句是接上句之义。天下没有绝对之事，福可以转之为祸，祸可以转之为福。

    在上者若不知“倚伏极至”的相互转化之理，必然不能持正，自食由福转祸的恶果。正可以复转为奇，善也可以复变为妖。人民都有善性，全在当政者如何引导。假人君若不正，下民虽正，但终将为上所化，而转为奸诈。正性的本质本来不该化而为奇，但因人不静心，不执中道，正之不久，而奇自生。“奇正”也是“倚伏至极”之理。故君子皆守中道，而不敢自忽。

    “善复为妖”，求善之人，本不想为妖，但若善心不纯，或太过与不及，妖邪即生，此亦是倚伏至极之理。君子明乎此理，故而不敢自逸。人生祸福无定，正奇相演，善妖互变，皆有其因果报应的必然规律。此即“阴极生阳，阳极生阴”之顺道。圣人知阴阳逆反之理，守中静心，跳出阴阳，以阴阳反克之理，化凶为吉，化祸为福。

    “人之迷，其日固久”。人离正道时间太久，对宇宙自然法则昧而不明。世人性迷太久，不知大道的浅深，不明阴阳变化之奥机，不知退进存亡之理。本心中的灵窍不开，故祸福突然降临时，而往往不知所措。只知其果，不知其因。前辈曾云：“菩萨畏因，俗人畏果”，此正是世人颠倒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