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府镇占冀州地，秦汉为上谷郡；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后，属辽国；金灭辽后，属金国；元朝时，属中书省上都路；明朝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属京师万全都指挥使司。

    宣府还是九边中最为重要的边防重镇。明朝建国之初，元朝残余势力远走大漠。洪武五年（1372年），明军北征蒙古遭受重大失利，明太祖朱元璋意识到蒙古军事力量一时难以消灭，便将对北方的战略从“以攻为主”转为“以防御为主”。为了防御蒙古南下侵扰，又沿长城一带修建了九个边防重镇，即历史上所谓的“九边”，包括：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总共驻守有四十万军队。九边之设，使明朝北部边塞形成一条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广袤万里、烽堠相望、卫所互联的北方防线。

    九边之中，以宣府最为冲要，有“九边冲要数宣府”之称[18]，宣府的战略地位由此可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宣府镇更成为拱卫京师、防御蒙古军队南下侵略的咽喉要地。明人程道生在《九边图考》中称：“宣府山川纠纷，地险而狭，分屯建将倍于他镇，是以气势完固号称易守，然去京师不四百里，锁钥所寄，要害可知。”

    正因为宣府的关键位置，这一带曾经发生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周边更是大小战事不断。不过，自明朝建国以来，宣府一带便“不置府县，只遣将率士守护”，最初的居民早就被大规模地迁移到居庸关内，宣府实际上已经完全成为屯兵驻军的军事用地，广阔的土地上少有耕地面积，水草肥沃处，均成为明军的牧场，用来养马放牧。

    目下奔走在宣府土地上的这支明军，全然没有在自己家园的那种悠闲自得，只有惶然惊恐清晰地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有谁会相信呢，在这支数目浩大却又狼狈不堪的军队中，竟然就有堂堂大明帝国的天子——明英宗朱祁镇。而朱祁镇身边扈从的人员，无一不是声震天下的名臣，如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大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副都御史邓棨，等等。

    当日朱祁镇决定御驾亲征，想到这是他的第一次出征，声势自然是越大越好，起码能声势上给敌人一个下马威。宦官王振也持相同想法，他认为只要人多势众，瓦剌一定会望风而逃，明军便能不战而胜。于是，朱祁镇不顾京师是大明根本之地、不容有失，调派了五十万大军、一百余名重臣，跟随自己出征。

    五十万明军全部为京军精锐，包括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等官兵在内。为了鼓舞士气，朱祁镇下令对军队大加赏赐，士兵每人白银一两、胖袄一件、胖裤一件、鞋两双，又给炒麦三斗作为一月行军粮食，每三人分给负载辎重的驴子一头，共发给兵器和用具等八十余万件。把总、都指挥以上级别的军官，再加赐五百贯大明宝钞，官方价值五百两白银，实际价值则大大缩水。

    而被要求随从护驾的大臣中，武将有七十五岁的老将军英国公张辅及以下都督佥事陈友安等，文官有内阁大学士曹鼐以下太常寺少卿黄养正等，全部为文武重臣，“几于倾国而出”。

    七月十九日，明军大队人马北出居庸关，二十三日到达宣府，随即向大同重镇进发。一路上朱祁镇犹自记恨群臣阻止他亲征一事，不准文武大臣参预军政，一切听由宦官王振指挥。王振专制横行，成国公朱勇等人向王振禀报军务，都需要“膝行听命”。众人皆战战兢兢，唯王振马首是瞻。

    因为皇帝决定出征后，要求出兵事务必须在两日内准备齐全，兼之明军仓促出发，军需不及充分准备。匆匆忙忙离开北京后没几天，后勤补给便开始断线。而自王振把持朝政以来，一直疏于北部边防，宣府、大同一带边镇仓储粮食、草料和马匹等均空缺不足。现在又要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京军，完全无力供应。离开北京没几天，军中就开始闹起饥荒来。再加上连日风雨，道路泥泞难行，军士一路上被狂风暴雨侵袭，饥寒交迫，士气极为低落。

    兵部尚书邝埜和户部尚书王佐等大臣一再以实际情况上报，力请英宗皇帝回兵。朱祁镇却只听王先生的话。王振一意孤行，甚至当着皇帝的面严斥群臣，罚他们顶着风雨，跪在路边的荒草丛中思过。大军还未到达大同，军中已严重缺粮，明军士兵饥寒交迫，不断有倒毙者，死者充塞道路。

    而此刻明军在北方各处战场上都遭遇惨败。除了大同损兵折将、形势极度不利外，宣府总兵官都督杨洪亦奏报被蒙古大军围攻，明军三天不敢出击，附近河水被敌军断绝，明军营中缺水甚急。山海关外辽东镇守左都御史王翱奏报，另一路蒙古兵马与女真各部联合，肆行攻掠，广宁右卫指挥佥事赵忠被围在镇静堡，情况紧急。赵忠妻子左氏和三个女儿都事先自缢而死，避免城破后被敌军俘虏。赵忠率将士誓死坚守，才把敌军击退。

    八月初一，朱祁镇率大军抵达大同。当时天气恶劣，连日大风急雨，军士又饥又寒，人马混杂，夜间多次惊扰，军中情况十分混乱。而大同城外前次与瓦剌军交战的战场尚未打扫，伏尸遍野，令人心惊胆寒。困顿不堪的明军见到后，心生怯意，军心开始严重涣散。

    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见形势不利，力请回师。宦官王振也没有见过这么多死状惨烈的尸体，心中开始打鼓，已有了回师的念头。

    刚好这时瓦剌太师也先探得明京军主力出京的消息，为了诱使明军深入重围，主动北撤，暂时退往塞外。王振听说瓦剌军退，立即精神为之一振，认为是害怕明军声势浩大，已经北逃，这正是追击敌虏、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于是坚持向北进军。

    八月初二，战报迭至，王振才得知前线各军屡败的状况。其心腹大同监军太监郭敬密报道：“如大军继续北进，正中虏计，决不可行。”

    王振听了亲信的报告，才知道打仗不是仅仅骑在马上摆摆威风那么简单，搞不好是要丢掉性命的，因而惧不敢战。加上自明军出征以来，风雨交加，一直没有停过。大军刚到大同，天又突降暴雨，人人对此惊惧不已。王振怕瓦剌围攻大同，便决意退兵。

    最可笑的是，雄心万丈亲征的朱祁镇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情，根本不知道前方明军战况。他只是盲目地信任王先生。

    八月初三，王振下令班师，留广宁伯刘安镇守大同。于是，人心惶惶的明朝五十万大军白折腾了一趟后，开始班师回京。

    从大同回北京，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经紫荆关返回，另一条是经宣府返回。经紫荆关返回，虽然路途略远，但易于避开瓦剌追兵，比较安全。大同都督郭登事先向内阁大学士曹鼐建议：让皇帝从紫荆关退兵，才可保安全。曹鼐特别奏报朱祁镇。朱祁镇自己没有主张，全听王振的意见。起初，王振因为其家乡在蔚州，想让皇帝在退兵时，“御驾临幸”其旧宅，以便显示他的威风和高贵，光耀门庭，所以命大军向南往紫荆关行进，准备路过蔚州。

    但大军离开大同、开拔四十里后，王振忽然想起当下正是庄稼成熟的季节，若让大军开到蔚州，千军万马一定会踏践家乡的庄稼。为了不让自己在家乡人中背上骂名，王振竟然再下令让大军转回，改向东行，循原路奔向宣府。

    如此，明军就拐了一个大弯，不但耽误了宝贵的时间，还将侧翼和背部暴露在瓦剌军的攻击之下。因为道路崎岖，随行辎重车无法跟上行进的队伍。众大臣纷纷劝阻，但王振不听，执意改走宣府。

    八月初十，朱祁镇一行退至宣府。瓦剌军又突入长城，王振得知消息后，颇为慌神，下令大军速速撤退，这才有了大队明军人马落难逃荒一般的场面。

    銮驾中的朱祁镇虽然不像外面的军士那般狼狈，但明显兴致不高，这与他年轻而略显稚气的面貌很不相符。他觉得总有些难以名状的缘由，令他心中莫名其妙地恐慌。

    车里显得愈发憋闷起来，朱祁镇忍不住掀开了车帘。随侍在车旁的大宦官王振立即会意地上前，安慰道：“陛下请放心，臣已经安排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我军兵强人众，谅瓦剌不敢追来。”

    朱祁镇这才松了口气，稍觉安慰。他自孩童起就与王振在一起，他们之间的感情早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君臣之礼，既然王先生说放心，那么他便放心了。

    皇帝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一天，将成为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天，不但改写了他自己的命运，还将大明江山置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中。

    就在朱祁镇一行急着赶路的时候，瓦剌军队听说明军主力在宣府一带，闻风追袭而来。朱祁镇听到消息后，惊慌失措，下令急退。

    这时候的英宗皇帝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亲率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的目的——要与狂妄自大的瓦剌军奋战一场，尝尝金戈铁马、建功立业的感受。只可惜真的有敌军出现时，皇帝所能想到的只有“逃命要紧”四个字，由此雄心尽灰，出师未捷。

    明军后卫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部负责断后拒敌。吴部经历过长途辗转跋涉后，早已经饥渴交加，疲惫不堪，士气极为低落。尽管如此，仍不得不仓促与追击而来的瓦剌主力交战。

    明军战阵，素以神机营举神机铳居外，骑兵居中，步兵居后。蒙古以骑兵冲杀见长，火器正好是抑制良器。明军所装备的神机铳，每矢可毙敌二人，威力极大。然自明仁宗以来，神机铳均被收入武库中，就连神机营将士一年也难得摸到几次。这次皇帝亲征，才将平日舍不得用的火器临时取出，装备神机营。由于平日极少训练，大部分军士竟不能熟练使用火铳。而瓦剌骑兵转瞬即至，冲入明军阵营，挥刀猛砍。明前军神机营大多军士来不及发出一铳，便已被杀死。

    尽管明主将吴克忠奋力鼓舞士气，督促战斗，瓦剌骑兵还是很快占据了山顶，取得地利之便。瓦剌军箭石乱发，明军死伤大半，队伍开始溃散。吴克忠下马跪射瓦剌军，射完最后一支箭后被瓦剌军重重包围。他丝毫不惧，依旧奋勇杀敌，用短枪格杀数十人。最后，吴克忠、吴克勤兄弟均力尽战死，担任后卫的明军全军覆没。

    败报飞至，朱祁镇大惊失色，愈发手脚慌乱起来。他不召张辅等身经百战的武将，只传宦官王振进帐。二人商议之后，又派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四万明军前去救援吴部。

    薛绶原名寿童，与吴克忠、吴克勤兄弟同为蒙古族人，朱勇则是靖难名将朱能之后。二人求战心切，冒险进军至鹞儿岭[19]，结果陷入瓦剌的埋伏。明军猝不及防，仓促抵挡一阵后，全军溃散。

    明援军主帅薛绶战到弦断矢尽，仍用空弓顽强抗击敌军。瓦剌军俘虏薛绶后，恼怒他顽强抵抗，将他残酷地肢解杀死。之后方才知晓薛绶原来是蒙古人，杀死他的瓦剌军士很是后悔，哭道：“此吾同类，宜勇健若此。”朱勇、薛绶相继战死后，近四万明军骑兵几乎全部损失。

    朱祁镇听到吴、薛两军相继败亡的消息后，吓得魂飞魄散，先前亲征时要与敌军决一死战的勇气荡然无存，急忙下令全军急速逃跑。

    土木堡位置图

    此时，追袭的蒙古瓦剌军队不过两万，而明军却有几十万，实力对比悬殊，而占有绝对优势的一方竟然要奋力逃跑，实在是历史上少见的咄咄怪事。

    傍晚时分，逃跑的明军大队人马到达土木堡[20]。土木堡位于长城内侧，与榆林堡、鸡鸣驿并称“京北三大堡”，均是守卫长城的军事重镇[21]。土木堡是宣府通向居庸关的重要驿站，修设于交通咽喉之地：南封妫水流域，北锁怀来赤城交通，西扼漠北要道，东拱京畿门户，堪称冲要之所。城堡俯瞰呈船形，虽然两丈高城墙，然周遭仅三里，根本容纳不下五十万大军。

    不过土木堡紧挨着狼山，西面是鸡鸣驿，北面是麻峪口，均为重要驿站，明军驻有重兵。而土木堡东面二十里，便是怀来县城，城深墙厚，有明军总兵官驻扎。明大军若是继续行军，往东南便是居庸关。居庸关地形极为险要，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专门派大将徐达对居庸关进行重点修缮，令其与长城连接在一起，成为京师北面最重要的军事要地。只要大军过了居庸关关墙，凭借雄关据守，便可高枕无忧，绝对安全。

    既然土木堡四方均是战略要地，朱祁镇随便选择一处要塞前往，再以一军殿后，便可以从容摆脱瓦剌军的追击。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偶然性和戏剧性，在皇帝倚重的心腹谋臣王振的建议下，明军大队人马选择了驻扎在土木堡。

    而王振之所以坚持停留在土木堡，完全是因为个人私心——他私人所有一千余辆辎重车还在后面，没有赶上大队人马。辎重中有不少奇珍异宝，都是这次出征沿途官员进献的。如果就此落入瓦剌军队手中，那他的损失可就大了。于是他强烈游说惊魂未定的皇帝先留在土木堡休整一夜，以整顿士气，明日再战瓦剌。朱祁镇也觉得就此退入城中太失面子，于是决定听从王先生的建议。

    随行皇帝的文武大臣均是朝中栋梁，当然比一个弄权的宦官更有眼光。群臣均认为土木堡不适合驻留，堡内地形细而狭长，又缺水少井，容纳不了这么多军队。若瓦剌骑兵追至，自外切断水源，明军将不战自溃，后果不堪设想。众人遂联合起来向皇帝进言，请他尽快到最近的怀来县城，固城自守。朱祁镇贵为皇帝，却没有任何主见，只看着王振，显然皇帝已决定一切要听从王振的安排。王振当众大发脾气，将大臣们斥退。

    六十五岁的兵部尚书邝埜心急如焚，急上奏章，请皇帝车驾速入居庸关，同时发精兵殿后。结果奏章被王振扣住，朱祁镇根本就没有看见。邝埜情急之下，又亲自到行殿求见，力请朱祁镇入关。

    王振挺身挡住邝埜，不留情面地呵斥道：“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

    邝埜回答说：“我为社稷生灵，何得以死惧我？”

    王振大怒，高声喊叫，命锦衣卫将白发苍苍的邝埜拉扯了出去。

    堂堂兵部尚书，是大明最高军事长官，却被一个靠巴结逢迎上位的无耻阉人赶了出来，邝埜自然十分愤怒，但也无可奈何。王振虽说只是一个阉人，却是大明建国以来权力最大的宦官，把持朝政已有多年。朝野上下，无不对王振切齿痛恨，却因为明英宗朱祁镇对其极度宠信，言听计从，在皇权至高无上的体制下，旁人没有任何办法。忠君即是事国，臣民只是附属，命运完全被皇帝主宰，没有个人观念。尤其在大明王朝，皇帝稍一发怒，便要用打屁股来教训大臣，且在午门前当众行刑，大臣毫无人格尊严可言。为了安身立命，士大夫即便不刻意逢迎主上，也多以沉默来应付，完全没有了傲骨和气节。群臣明明可以与邝埜联合起来，以强势的姿态向王振施压，却没有一人敢挺身而出，而是甘愿屈服于王振的淫威以及其背后的皇权势力之下，便是明证[22]。

    邝埜知道情势危急，仍不想就此放弃，遂赶去找四朝元老张辅。张辅封英国公，地位最尊，声望也最高，邝埜希望这位元老级大臣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出面来制衡王振。

    然自经历被杖事件后，张辅的心态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倒不完全是因为他以元勋功臣之位受了皮肉之苦，而是他清楚地看到皇帝的态度——在朱祁镇心目中，功勋再高、资格再老的大臣，包括辅政五大臣在内，都远远不及王振王先生重要。之后，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相继去世，另一辅政大臣礼部尚书胡濙又对王振恶行不闻不问，张辅更是独木难支。因而自那之后，张辅亦不再多管闲事，对王振所作所为听之任之。

    所以，当兵部尚书邝埜找上门来，说明要求张辅出面对付王振的来意后，张辅极感为难。除了年逾古稀、来日无多的原因外，他尚有另外一层顾虑——

    他已经七十五岁，原配所生之子早已经夭折，他六十七岁时，侍姬才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懋”。“懋”字有多种解释，张辅取“懋而允怀”之义，表示欣喜之意。作为一位老人，他更多地要为自己的骨肉着想，倘若与王振结怨，一旦自己去世，王振势必会向幼子张懋报复。张辅驰骋沙场多年，凡事都是一意立决，此刻却不由得扪胸长叹。然除此之外，再无任何表示，此即史书所云：“辅老矣，默默不敢言。”

    邝埜见到张辅如此神态，多少也明白了过来，只好悻悻退出。他既无法见到英宗皇帝，又请不动英国公张辅，别无他法可想，只能与户部尚书王佐等其他官员聚泣帐中。这几名大明重臣心中百般复杂滋味，有愤怒，有懊恼，也有悔恨——

    就在此次出征前，内阁大学士曹鼐曾与部分大臣密谋，计划先暗杀王振，再劝阻皇帝出征，但群臣惧怕王振的权势，无人敢响应曹鼐的建议，以致其谋难以实行。事到如今，真是悔不当初！

    邝埜等人已经隐隐预料到即将有恶战到来，这一点，英国公张辅也预料到了。但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即将到来的不幸大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但震动了天下，还几乎动摇了大明王朝的国本。

    土木堡之变形势图

    当夜，明朝大军在土木堡布营，人困马乏，士气低落。英宗皇帝朱祁镇一行，则留驻在土木堡狼山上。

    八月十四日黎明时分，蒙古瓦剌先锋部队追至，分数路包抄，将土木堡团团围住。朱祁镇一觉醒来，不知自己已被敌军包围，还打算继续行进。然起床出帐后才发现瓦剌军已经从四面合围土木堡，明军要撤退已经来不及了。

    不幸的消息接踵而至——明军饮用水不够，不得不掘地挖井，然而土木堡地势高，天气旱，一直往地下挖了二丈多，依然不见一滴水，遂不得不放弃。土木堡南面十五里处倒是有一条河，可惜水道已被瓦剌军抢先占据。明军经过长途转战，又饥又渴，人心惶恐，一片混乱。

    八月十四日晚，瓦剌军开始从土木堡旁的麻谷口进攻，明军都指挥郭懋率众奋力抵挡，拒战一夜。但随着时间流逝，后继瓦剌军不断赶到，围困土木堡的敌军数量愈来愈多。明军困守堡中，又没有有效的应对之策，愈发处于不利之中。

    次日是八月十五，是中国传统中秋佳节，大明皇帝朱祁镇不但不能与家人团聚，还在胆战心惊中度过了这个非比寻常的节日。

    瓦剌军见强攻不能很快奏效，便假意撤退，希望能诱出明军交战。此时明军已断水两日，兵马饥渴难熬。朱祁镇见瓦剌军开始后撤，立即派使臣前往瓦剌军营讲和。瓦剌军统帅索性将计就计，也派使臣持文书来土木堡交涉，假装同意与明军讲和。朱祁镇不辨真伪，命内阁大学士曹鼐即刻起草讲和文书，并派出通事二人，随瓦剌使臣一同前往瓦剌军营。

    大宦官王振天真地以为议和将成，便迫不及待地下令明军拔营，前往堡南河道取水。明军士兵正饥渴交加，听到移营的命令后，立即争先恐后，纷纷跳越营边壕堑而出，阵势由此大乱。

    一直在暗中窥探的瓦剌军见有机可乘，立即派铁骑从四面向明军冲击过来，蹂阵而入，如虎入羊群，一边大声呼啸，横冲直闯，奋长刀猛砍明军，一边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

    明军甚至来不及拔出兵器，被瓦剌骑兵一冲，立时全线崩溃。将士弃甲曳兵，争先逃窜，互相拥挤践踏，一发不可收拾，死者蔽野塞川。

    箭矢如雨般密集，朱祁镇身边的锦衣卫校尉大多浑身中箭，如同刺猬一样。朱祁镇见兵败如山倒，大势已去，惊慌失措，在锦衣卫校尉袁彬和哈铭的扶持下上马，欲乘马突围而出，却始终不得其便。

    曾经誓要杀敌破虏的大明皇帝亲眼见到战场惨烈之状，竟浑身发软，不知所措，又见护卫袁彬、哈铭均已失散，身边只有个叫喜宁的太监，便干脆下马据地，盘腿南坐，口中念念有词，等待上天对自己命运的判决。

    这时候，一个瓦剌兵奔过来，见朱祁镇的盔甲与众不同，闪亮耀眼，要强夺下来。朱祁镇虽没有反抗的勇气，却不肯将自己的物事轻易交出。瓦剌兵勃然大怒，举刀便要杀死朱祁镇。刚好一个年长的瓦剌头目过来，打量了朱祁镇一番，道：“此人态度异常，看来非同凡人。”于是将朱祁镇擒送到瓦剌首领也先之弟赛刊王营中。

    赛刊王盘问朱祁镇时，朱祁镇已镇定了许多，反问道：“子其也先乎？其伯颜帖木儿乎？赛刊王乎？大同王乎？”

    赛刊王听到后大为吃惊，急忙骑马去见兄长，告道：“我部下抓来一人，模样不似普通人，且态度非常奇怪，极可能就是大明天子。”

    也先开始还不相信竟然能俘虏明朝皇帝，“闻车驾至，错愕未之信”，忙命之前扣留的议和使者查证，经审查明白后，这才知道俘虏确实是大明皇帝。他得了一个大大的惊喜，高兴得大叫道：“我常祝天，求大元一统天下，今大明天子乃落我手。”

    跟在朱祁镇身边的太监喜宁就此倒戈投降，陆续将明廷内部虚实全盘告知也先，后来成为明廷的心腹大患。

    除了英宗皇帝被俘外，明文武官员如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刑部侍郎丁铉、工部侍郎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等五十多名文武重臣，都死在乱军厮杀中。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等极少数人趁乱侥幸逃出。

    公认的罪魁祸首王振并没有死在敌军阵营，而是被自己人所杀。两军交战的混乱中，王振惊慌失措，抱头逃窜，往日指点江山、凌威明廷的豪迈荡然无存。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为了私利留在土木堡的决定，会导致他丢掉性命。历史，就是这样地充满传奇色彩和戏剧性，百转千回，不由得令人慨叹。

    逃跑的过程中，王振刚好遇到明京军将领樊忠。樊忠正满腔怒火，一见王振便道：“皇上遭此危难，都是王振一人主使，即如将士伤亡，生灵涂炭，亦何一不自他闯祸？我为天下诛此贼！”说罢用手中长锤击中王振头部，王振当场身死。王振亲眷锦衣卫指挥佥事王林也死在乱军之中。

    尽管“国贼”王振被杀，人心大快，明军败局依然不可避免。樊忠冲向敌军，杀敌数十人，最后力战身亡。明军士兵四处奔逃，逾山坠谷，连日饥饿，蓬发赤身，弃尸数百里，惨不忍睹。明军“骡马二十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皇帝被俘虏，五十万京军精锐死伤大半，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数月后，明军打扫土木堡一带战场，捡拾瓦剌军队无法带走的明军头盔就有九千多顶，甲五千多领，神枪一万一千多把，神铳火器两千八百多个，炮八百个，火药十八桶，可见此战明军损失之惨重。

    滚滚寇氛敢犯驾，堂堂天子竟蒙尘。大明皇帝竟成了瓦剌的俘虏，无疑是天大的耻辱。明廷当然要避讳，不能说英宗朱祁镇是为瓦剌所俘，在漠北过着俘虏生活，于是就找到一个托词，说他是到漠北狩猎，而美其名曰“北狩”。

    英宗朱祁镇的英雄美梦就此破灭了。当战争的烟尘消散，土木堡的残垣断壁依然静静地安卧着，满地狼藉的尸体与兵器，展现着战争的惨烈与残酷，更多的却是不幸。死者的鲜血与伤者的呻吟，犹如一声声哀怨的叹息，绵延而悠长。

    不过，故事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

    * * *

    [1]石门：今河北遵化西。

    [2]月饼为中国久负盛名的传统小吃，但只是一种点心，“四时皆有，任便索唤，不误主顾”。月饼成为中秋节的特色食品，始于元末。传说当时中原广大人民反抗元朝暴政，预备发动起义。为避开元军耳目，起义者事先将藏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子中，传送到各地。到了起义那天，群起响应，如星火燎原。朱元璋以明代元后，便将当年起兵时秘密传递信息的“月饼”，作为节令糕点赏赐群臣，由此形成独特的中秋节习俗。明人有大量关于月饼的记载，如沈榜《宛署杂记》：“士庶家俱以是月造面饼相遗，大小不等，呼为月饼。”《酌中志》：“八月，宫中赏秋海棠、玉簪花。自初一起，即有卖月饼者，至十五日，家家供奉月饼、瓜果。如有剩月饼，乃整收于干燥风凉之处，至岁暮分用之，曰团圆饼也。”

    [3]临濠：今安徽凤阳，元时称濠州，洪武七年（1374年）才改称凤阳府，辖凤阳、临淮、怀远、定远四县。

    [4]刘基：即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刘伯温，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因此时人称其为“刘青田”。自幼聪颖，据说“读书能七行俱下”。十四岁时，赴括城（今丽水）入处州路郡庠读书，“从师受《春秋》经，人未见其执经诵读，而默识无遗。习举业为文有奇气，决疑义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中进士，之后在江西任瑞州高安县丞，为人正直，惠爱百姓，“发奸摘伏，不避强御”。不过他看不起元朝统治者，在《卖柑者言》中称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说他们“民困而不知救，坐糜廪粟而不知耻”。后来在宦海几经沉浮后，干脆弃官不做，居家著书。因“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在当时名气很大。其文章也写得相当好，《明史》本传说他“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在民间传奇和文学作品里，刘伯温则更是一个传奇，比张良、诸葛亮还要神通广大，甚至能未卜先知，洞察今古，呼风唤雨，乃神仙一般的人物，被称为“帝师”“王佐”，有“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之誉，预言之作《烧饼歌》即被传为是他所写。刘基跟随朱元璋多年，深知皇帝品性和为人，所以选择了功成身退，坚持不当丞相，要归老于乡。他不肯留在朱元璋身边，自然是为了避祸。回到家乡青田后，刘基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从来不跟人谈起他过去的功劳。青田县令一再求见，都被刘基婉言拒绝。有一次，县令换上便服，装扮个乡下人去拜访刘基。刘基正在洗脚，见来了陌生人，连忙穿了鞋子，把来人请进屋，热情地留饭。刘基请教来人姓名，县令只好实话实说：“我是青田知县，特来拜见先生。”刘基大吃一惊，连忙起身作揖，自称是治下的普通百姓。自那以后，再也不肯跟县令见面了。即便如此，最终还是未逃脱朱元璋的算计，被暗中下毒害死。一说为宰相胡惟庸所害。

    [5]大明宝钞：明朝官方发行的唯一纸币。以桑皮纸制作，方形，高一尺，广六寸“（约合高30厘米、宽20厘米，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纸币），青色，外为龙纹花栏，横题印有“大明通行宝钞”，其内上两旁为八字篆文：“大明宝钞　天下通行。”中图钱贯，十串为壹贯，其下印“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若伍佰文，则画钱文为五串，余如其制，而递减之。分六等：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始造。由于当时缺铜，于是朱元璋颁布“钞法”，设宝钞提举司，其下再设抄纸、印钞二局和宝钞、行用二库，并于次年以中书省南京名义发行。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又发行小钞五种：即拾文、贰拾文、叁拾文、肆拾文、伍拾文，票面幅面较小。永乐以后，印行宝钞仍用洪武年号，且禁止民间用黄金、白银买卖交易。

    [6]由于宝钞纸质较差，难以耐久，且明代纸币只发不收，既不分界，也不回收旧钞（有《倒钞法》，允许以旧钞向国家换新钞，但要缴纳工本费），致使市场上流通的纸币越来越多，宝钞泛滥成灾，发行当年就通货膨胀，贬值极快，人民纷纷弃之。初行宝钞时，一贯等于铜钱一千文或白银一两或米一石（今一百八十八斤），四贯合黄金一两。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前后，纸币时贬时升，江西、福建一带二贯纸钞只能换铜钱五百文。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米一石一度值钞一百贯。永乐五年（1407年），米一石值钞三十贯。明宣宗宣德初年，米价已达到宝钞五十贯一石。宣德七年（1432年），宝钞一贯只值铜钱五5文。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米价涨到一石值宝钞一百贯，宝钞事实上已不能通行，“积之市肆，过者不顾”。到明武宗正德年间时，宝钞实际已经废止。此后，明朝不再发行纸币。又，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曾大刀阔斧整顿吏治，官吏枉法受贿者，赃一贯以下者杖刑七十，每增五贯增罚一等，至六十贯（按当时物价合六十石大米，正好是从九品官吏一年的俸禄）以上的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当时府县衙门左边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百姓们称土地庙为皮场庙。有的衙门公案两旁摆着塞满稻草的人皮，为官者见之毛骨悚然。

    [7]王保保：元末名将，蒙古名扩廓帖木儿，曾被元廷封为河南王、中书左丞相。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徐达军攻占大都，王保保自山西退至甘肃，在沈儿峪被明军击败后于至正三十年（1370年）北奔和林，辅佐北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元顺帝子），力图光复大元江山。曾于宣光二年（1372年）大破明军于漠北，后病卒于哈剌那海之衙庭。明太祖朱元璋曾经问群臣说：“天下奇男子为谁？”群臣一致推选常国公常遇春，说：“遇春将不过万人，横行无敌，真奇男子也。”朱元璋却叹息说：“卿等以常遇春为奇男子吗？遇春虽是人杰，我尚得他为臣，唯元将王保保，终不肯臣我，这正是奇男子呢！”自朱元璋“金口玉言”夸赞王保保为天下奇男子之后，“民间凡遇有微劳自矜者则诮之曰：‘尝西边拿得王保保来耶。’至今遂成谚语。”意思是，在民间，如果有人为一点儿小功劳而骄傲的话，别人就会讥笑他说：“这点事算什么，有本事到西边把王保保抓来。”甚至到后来成了一条流行的谚语。由此可见王保保在当时名气之大。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中也有王保保一角，为女主角赵敏兄长。

    [8]据史料记载，明朝的殉葬制度规定很细，哪些妃嫔应殉葬，哪些可以不殉葬，都有明文规定。凡被册封为贵妃等高等名号的，生过儿子并且儿子被封藩的，可以不殉葬，娘家原有功勋的也可“恩免”，其余的皆殉葬。《朝鲜李朝世宗实录》有一段记载了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成祖死后逼殉宫女的悲惨情景：“帝崩，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当死之日，皆饷之于庭，饷辍，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挂绳围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颈而死。”其中有个朝鲜选献的韩妃，临终时对守候在身边的乳母金氏连呼“娘，吾去！娘，吾去！”话声未落，便被太监踢开木床。这些殉葬的妃嫔被吊死后，再送入墓中。

    [9]兹录明英宗朱祁镇追封宣宗殉葬宫妃原文：追赠皇庶母惠妃何氏为贵妃，谥端静；赵氏为贤妃，谥纯静；吴氏为惠妃，谥贞顺；焦氏为淑妃，谥庄静；曹氏为敬妃，谥庄顺；徐氏为顺妃，谥贞惠；袁氏为丽妃，谥恭定；诸氏为淑妃，谥贞静；李氏为充妃，谥恭顺；何氏为成妃，谥肃僖。册文曰：“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荐徽称，用彰节行。”又，文中郭爱为真人真事。

    [10]殉葬嫔妃死后，都会由下任皇帝追封，并对殉葬宫人家眷予以优恤，如有记录的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等家，皆自锦衣卫所侍百户、散骑带刀舍人进千百户，带俸世袭，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

    [11]明代按职业不同将人分成不同的户籍，如民籍、军籍、盐籍（即灶籍）、匠籍、弓兵籍、铺兵籍、医籍等。匠户（匠籍）隶属于工部，不允许他们随意脱籍，必须世代相袭，承当指定的工役。分轮班匠﹑住坐匠两类。明初规定：轮班匠须一年或五年一班轮流到官手工作坊服役﹐每班平均三个月。住坐匠则是每月赴官手工作坊中服役十天，若不赴班，则须月出银一钱由官府另雇他人。这两类匠户在当值以外的其余时间可以自由趁作，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终年拘禁在官手工作坊中劳动的束缚。但是，匠户在身份上仍是父死子继，役皆永充。匠户子弟征入内府针工局习艺者号“幼匠”。匠户除了可免除一部分杂泛差役外，正役和税粮不能免除。

    [12]北京按地理位置分五个城区（中、东、南、西、北），每城辖若干坊，坊下有牌铺。总共5城，36坊，101牌，670铺。每铺设铺头，伙夫三五人，统之以总甲。

    [13]贡院：中国古代会试的考场，即开科取士的地方，最早始于唐朝。贡，就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贡献给皇帝或国家的意思。北京贡院建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原系元代礼部衙门的旧址，位于今北京建国门内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现今还有贡院东街、贡院西街、贡院头条、贡院二条、贡院三条等路名和地名。但北京贡院并不是中国最大的贡院，南京江南贡院（遗址在今江苏南京夫子庙地区）规模更大，也更为出名，盖因为明代江南经济发达，教育文化水平亦远远高于北方，著名的“南北榜案”即因此而起。洪武三十年（1397年）春，礼部会试，由翰林学士刘三吾和吉府纪善、白信蹈等人主考。榜发时，江西泰和人宋琮第一，全榜五十一人皆为南方人，没有一名北方士子被录取。落第举人向朝廷告发说主考官刘三吾是南方人，有意拔擢其乡人。朱元璋大为震怒，命侍读张信等人复查试卷，但北方人还是没有合格的。又有人告发张信等人受了刘三吾等的嘱托，故意将低劣的试卷呈报。朱元璋遂将白蹈倌、张信等处死；以刘三吾年老，免死充军，状元宋琮也跟着倒霉被充了军。六月初一，朱元璋命翰林儒臣于下第卷中择文理优长者复廷试。廷对中擢韩克忠等六十一人，韩克忠名第一，皆北方之士及陕西、四川之人，赐进士、出身有差。时称“春夏榜”，亦称“南北榜”。

    [14]裱褙（biǎo bèi）：亦作“裱背”。用纸或丝织品做衬托，来装潢字画书籍，或加以修补，使之美观耐久。凡裱褙必两层，书画等正面向外者，谓之裱；以无染素纸衬托其背者，称为褙。又，裱褙胡同靠近贡院考场，因而是进京赶考举子首选的居住地。明人汤显祖（《牡丹亭》作者，其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明宫奇案》及《青花瓷》）到北京参加科考时，便客居在裱褙胡同，还将此事记入了其著述中。

    [15]守制：旧时父母或祖父母死后，儿子或长孙须在家守孝三年。在此期间，不任官、应考、嫁娶等。但所谓三年并不是整三年，而是二十七个月，跨三个年头。

    [16]钱塘江大潮是世界三大涌潮之一，是因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特大涌潮。潮头初临时，江面闪现出一条白线，伴之以隆隆的声响，潮头由远而近，飞驰而来，潮头推拥，鸣声如雷，顷刻间，潮峰耸起一面三四米高的水墙直立于江面，喷珠溅玉，势如万马奔腾。唐人刘禹锡《浪淘沙》：“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观潮始于汉魏，盛于唐宋，迄今仍是当地习俗。

    [17]弄潮儿是指娴习水性、技术高超的戏水游泳者，专等钱塘江大潮来临时，于潮头弄水。古代弄潮儿被民间视为英雄人物，可达万众拥戴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