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有人在门外叫道：“朱千户！朱千户！”终于打破了难堪的沉默。

    朱骥应了一声，进来的却是手下校尉袁彬。他简短告道：“指挥使命朱千户立即返回官署。皇帝决定御驾亲征瓦剌，不日便要出发。锦衣卫是天子亲军，理应扈从。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得到官署待命。”

    * * *

    [1]明朝军队分为京军（也称京营）和地方军两大类，均隶五军都督府。京军为全国卫军的精锐，平时宿卫京师，战时为征战的主力。洪武初年，京军有四十八卫。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由于京师接近前线，京军数量大大增多，最多时达七十二卫。朱棣还正式成立了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五军营分为中军，左、右掖和左、右哨。军士除来自京师卫军外，又调中都留守司及山东、河南、大宁三都司卫所马步官军轮番到京师宿卫和操练，称为班军。隶属五军营的还有掌随驾马队官军的十二营，掌操练上直叉刀手及京卫步队官军的围子手营，以及幼官舍人殚忠、效义诸营。三千营由三千骑兵组成，分五司，分掌皇帝的旗脐、舆服、兵符金鼓、御用宝物等。神机营，因用兵交阯，得火器法，立营肄习而名，其下亦分中军，左、右掖，左、右哨。中军分设四司，掖、哨各分设三司，掌铳、炮等项火器。隶属该营的还有五千营，掌操演火器及随驾护卫马队官军。三大营各设提督内臣、武臣、掌号头官统领。各军、各司分设坐营官、把总、坐司官、监枪内臣、把司、把牌不一。洪熙时（1425年），命武臣一人总理三大营营政。平时，五军营习营阵，三千营主巡哨，神机营掌火器，战时，三大营均需扈驾随征。此外，还有拱卫皇帝的侍卫亲军，如锦衣卫和金吾、羽林、虎贲、府军等十二卫军，以及隶属御马监的武骧、腾骧、左卫和右卫等四卫营。地方军则包括卫军、边兵和民兵。卫军配置于内地各军事重镇和东南海防要地。边兵是专门防御北方蒙古骑兵的戍守部队，配置在“九边”。民兵是军籍之外用以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由官府检点，内地称民壮、义勇或弓兵、机兵、快手，西北边地称土兵。

    [2]河西走廊：今甘肃。河西、陇西以北：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至宁夏北部一带。

    [3]据说拓跋诘汾率兵在山泽中打猎时，忽看到有衣蔽的车辆从天而降，侍从们前呼后拥着一位美丽的妇人。拓跋诘汾很是惊奇，上前询问。妇人回答说：“我是天女，受命前来与您成婚。”于是二人一同就寝。次日清晨，天女请求返回，又告道：“明年一周年时，再在这个地方相会。”随后急速离去。过了一年，拓跋诘汾回到先前打猎的地方，果然又同天女相见。天女将所生的男孩儿交给拓跋诘汾说：“这是您的儿子，望善加哺育照料，子孙相传，会世世代代做帝王。”说完后就决然离去。天女所生之子即为拓跋力微。时人有谣谚道：“诘汾皇帝没有妇家，力微皇帝没有舅家。”

    [4]自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以来，世界各国及各少数民族到长安来朝贡的使节众多，唐朝将这些人通称为胡人。在长安的大街上，经常能见到各种服装离奇的胡人。“四方来朝”，便是唐朝国力鼎盛的最好证明。贞观三年（629年），中书侍郎颜师古请唐太宗命画师作“王会图”，以纪念朝贡的盛况。其中，规模最宏大的是日本的“遣唐使”。日本仰慕唐朝经济、文化的繁荣，把中国作为学习的榜样，不断派出大批人员到中国学习，这些人就称作“遣唐使”。起先，每次还只遣派三五百人，后来每次均多达两千人。除了正、副使外，还有大批留学生和“学问僧”。终唐一世，日本一共派出遣唐使十九次。遣唐使到达长安，常常得到唐朝皇帝的亲自接见，宫廷画师还会为重要的大使画像纪念。随使团前来的留学生大多到唐朝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然后又可以在中国政府机构工作。来学习的日本僧人，也都被派往名山大寺拜师求教。他们成了中国文化的热心传播者，其中有些人员，在中国一住就是几十年。遣唐使船队回日本时，唐朝政府也经常任命中国使节陪同前往，进行回访。遣唐使团不仅带回大量的中国文物、书籍和五金百货，也使中国的文学、宗教、典章制度等在日本“生根发芽”。日本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历史中仍称“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则为“班田”。日本的奈良和京都，完全是仿照长安的设计兴建，只是规模远远不及。长安有朱雀大街，奈良和京都的南北驰道也称“朱雀大路”。

    [5]吉野：今日本奈良。

    [6]日本确实有这种传说，且有相关著作。据称此说最早生于江户时代（1603—1867年，是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年代）。当时有一谣传绘形绘影，声称在乾隆帝的御文中曾出现“祖传朕之先祖本姓‘源’，讳‘义经’，世出‘清和’，故国号‘清’”一语，并说在《金史别本》（此为日本人伪作）中记载12世纪金朝盛世时有一名为“源义经”的大将。原传说由曾旅日的德国医生菲利普·弗兰兹·冯·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记载于其著作《日本》中，后来在伦敦留学的日本学生末松谦澄以其为蓝本发表了毕业论文《义经再兴记》。到了明治时代，日本积极维新洋化，向海外扩张帝国疆域，特别是物产丰饶的满洲更是其眼前明珠，在这种背景下，上述传说进一步演化而为“成吉思汗说”。大正年间，学者小谷部全一郎（曾留学美国哈佛、耶鲁大学并取得博士学位，后来成为牧师，人称“爱努族救世主”）在北海道致力于解决原住民爱努人相关问题，是听闻了爱努人所信仰的神祇“オキクルミ”即为源义经的说法，引起了他的好奇。为了调查传说的真相，小谷部搜集了许多资料，其中也包括了源义经西行蒙古之说。于是他前往满洲、蒙古实地调查，在1924年出版了《成吉思汗就是源义经》（成吉思汗ハ源義經也）一书。该书由于正符合当时帝国主义的扩张思潮而成为畅销书，成吉思汗说也迅速广为人知。书中所提出的推论依据主要有二：“源义经”的日式音读“ゲンギケイ”很像“成吉思”汗的日式音读“ジンギス”。蒙古部族的徽章神似源氏家纹“笹竜胆”（现为日本镰仓市市徽）。

    [7]镰仓幕府源氏实出于清河源氏。日本弘仁五年（814年）五月八日，五十二代嵯峨天皇因财政困难的原因，第一次下诏赐四位皇子和四位皇女以源氏之姓氏。之后又陆续有十三名皇子和十一名皇女被赐以源姓，这就是日本源氏最初的由来。此后，日本历史上先后共有二十一位天皇赐过源姓。然而二十一位源氏中，最为显赫的便是清和源氏。他是56代清和天皇赐予其孙源经基的。一般谈论日本武将时，提到平、源二氏就是专指清和源氏与桓武平氏，因为他们均是日本历史上的朝权重族，对日本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8]此案据真人真事改编，据《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九：“正统九年（1444年）正月丁卯，礼科都给事中胡清等奏：因迩者（近来），累赐海西野人女直等宴，光禄寺官员怠惰偷闲，不行亲督监视，以致夷人乘隙盗去碗、碟等器五百八十三件，略不知觉，今被通事（翻译）赵兴顺等缉出送官。”景德镇及中国瓷器故事参见同系列小说《青花瓷》。

    [9]香山木工：又称香山帮，中国建筑史上以苏州香山地区工匠为主形成的匠帮，拥有自身独特的营造技术和文化传统，是江南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匠帮之一，在明代声名显赫，曾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于香山”的说法。由于蒯祥是皇家总建筑师，营造了北京紫禁城、三大殿、长陵、献陵、裕陵，北京西苑殿宇（今北海、中海、南海）、隆福寺等著名建筑，更于景泰七年（1456年）任工部左侍郎，而且成为有史以来官阶最高的工匠，其声名成就对香山帮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被奉为香山帮的精神领袖。2006年，“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被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明代时，苏州与杭州并为东南最大城市，但苏州园林鼎盛，远胜杭州。据明《苏州府志》：“东南寺观之盛，莫盛于吴郡（苏州）。栋宇森严，绘画藻丽，是以壮观城邑。”又据明人陆容《菽园杂记》：“江南名郡，苏杭并称。然苏城及各县富家多有亭馆花木之胜，今杭城无之，是杭俗之俭朴愈于苏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香山帮这样出类拔萃的工匠群体。

    [10]工部营缮司下又设五小厂，其中营缮所为木工，文思院为丝工，官职有营缮所丞（正九品）、文思院大使（正九品）等。中国古代建筑大多是木结构，其关键在于主柱和横梁之间的合理组合以及榫铆技术的应用，因而木工是建筑的关键。蒯祥所任营缮所丞名义上只是木工院的首领，但实际上相当于紫禁城的总设计师兼工程师，但由于科技与工艺在古代中国不受重视，品秩很低，仅为正九品。

    [11]塌店：又称塌房、塌坊，多由官店控制，由朝廷出面修造并组织招商，专门用于货物流通集散。如此，保障货物流通（即今下十分火热的物流）的同时，又能有效管理客商，征收一定赋税。

    [12]南海子：今北京大兴。原为永定河故道，河湖相连，曾是北京最大湿地。明、清时期，这里是皇家猎苑，放养了大批珍稀动物，其中就包括“四不像”——麋鹿。清朝末年，最后一批麋鹿从这里被运到英国，开始在异国他乡繁衍生息，而中国的麋鹿就此绝迹。

    [13]有趣的是，陈镒并不是昏官贪官，他以正直清廉著称，在民间享有盛名。陕西曾经大饥，军民万余人一起上书说：“愿得陈公（指陈镒）活我。”监司将此上报皇帝，于是派陈镒镇陕，先后达十余年，“陕人戴之若父母”。因为陈镒长着一把美髯，陕西军民称呼他为“胡子爷爷”。陈镒亦精通官场权术。王振不可一世时，陈镒为逢迎王振，每次王振到来，都跪在门口迎接。陈镒审理塌店案时，公然袒护司礼监宦官金英，还因此被刑科给事中林聪弹劾入狱，但不久又官复原职。

    [14]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时，嗜好微服出行，且只带极少数侍卫。宣德六年（1431年）七月某日，漏下十二刻（晚上8点。漏刻是以壶盛水，利用水均衡滴漏原理，观测壶中刻箭上显示的数据来计算时间。古人把一昼夜分为100刻，实算96刻，每刻15分钟），朱瞻基率四骏至大学士杨士奇宅。杨士奇仓皇出迎，顿首道：“陛下何以宗庙社稷稷身自轻？”朱瞻基道：“欲与卿一言而来。”次日，朱瞻基还特意遣中官问杨士奇：“微行有何不可？”杨士奇答道：“陛下尊居九重，岂能遍洽幽隐！万一冤夫怨卒，窥间窃发，诚不可不虑。”十余天后，官府捕获二盗，经审讯得知其有异谋。朱瞻基这才信服，召杨士奇道：“今知卿爱朕。”

    [15]鸱（chi）吻：俗名龙吻兽，相传是龙王之子。所谓龙生九子，鸱吻为其中之一。形状像四脚蛇剪去了尾巴，好在险要处东张西望，也喜欢吞火。相传汉武帝建柏梁殿时，有人上书称鸱吻是水精，喷浪降雨，可以防火，建议置于房顶上以避火灾。汉武帝便塑其形象在殿角、殿脊、屋顶之上。遂成传统。

    第四章　秋雨边关

    浙江钱塘之潮，天下之伟观。海浪铺天盖地而来，吞天沃日，势极雄豪。弄潮儿手持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那是他心底深处最爱的一幕。他虽不善泅水，却常常幻想自己也是一名弄潮儿，凭借娴熟的水性，搏立于惊涛骇浪之中，掌握着命运之舟。

    朦胧淡月带疏星，喔喔残鸡报五更。

    灯火一攒开野店，鼓笳三叠启严城。

    霜凝峻阪鸣驺缓，晓起疏林宿鸟惊。

    风透重裘寒不耐，邮亭驻节候天明。

    ——于谦《晓行》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三，明宣宗朱瞻基逝世。太子朱祁镇时年九岁，无力主持朝政。部分朝臣及明宣宗生母张太后欲立宣宗同母弟襄王朱瞻墡为帝，然遭到内阁大学士三杨反对。经过三杨一番努力，终于排除异议，使得太子朱祁镇于正月十日登上大宝之位，即为明英宗，年号“正统”。

    朱祁镇后来懂事，从宦官王振口中得知真相，深怨祖母太皇太后张氏，遂全心全意依赖王先生。王振敢放手干预朝政，与太皇太后及朝中重臣作对，即是因背后有皇帝的倾力支持。

    除此之外，朱祁镇对三杨亦很感激。后来王振与五辅臣争权，敢廷杖英国公张辅，却不敢对三杨下毒手，即是此因。王振欲独揽大权时，亦利用个人过失排挤打压三杨，如杨荣受贿、杨士奇长子杀人等，但均为朱祁镇庇护，三杨终得善终。

    朱祁镇即位之日，距离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已整整六十七个年头。朱元璋以猛治国三十年，其继承者建文帝朱允炆性格仁厚，本可以做个出色的守成之君，偏偏又有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难”，夺取皇位，导致内战纷起，持续长达四年之久。

    朱棣一死，大明开创奠基的时代就此结束，于是，守成之世落到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的头上。父子二人均采取了全面收缩的无为之政，任用贤良，轻刑薄役，核查冤狱。

    只是到了此时，太祖、成祖两朝繁荣强盛、声威远播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然号称“仁宣致治”“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用人行政，善不胜书”，其实已经是吏治败坏，弊病滋生，危机开始逐渐显露。尤其是蒙古瓦剌的日益强大，对明朝北部边防构成了严重威胁。

    到了明英宗朱祁镇手中，前几朝留下的后遗症日益突出。从正统初年开始，接连发生了农民起义，如浙江山区的叶宗留领导的矿徒起义，福建的邓茂七起义，广东的黄萧养起义，广西大藤峡瑶壮人民起义和荆襄地区的流民起义，等等。发展中的大明王朝遭遇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

    如果朱祁镇像其祖父、父亲一样，做个中规中矩的守成之君，那么大明内忧外患的局面会有所缓和。偏偏皇帝打破了“禁止宦官干政”之铁令，宠幸大宦官王振，任其胡乱干涉朝政。

    这虽然破坏了开国皇帝朱元璋制定的祖制，但在历史上倒也不乏先例，幼主即位，大权往往旁落。然皇帝渐渐长大后，便有夺回大权的愿望。只是皇帝处于深宫之中，身边只有宫女太监，于是宦官便作为皇帝的亲信势力登上历史舞台，充当夺权的工具。除此之外，王振还是英宗皇帝的启蒙老师，关系更是非同一般。于是自朱祁镇稍稍懂事起，王振便以极为强势的姿态出现在大明朝堂，无人能与其争锋。

    但正统一朝最重大、最关键的事件，并不是王振干政，亦不是紫禁城三大殿的重建，而是明英宗朱祁镇亲征。

    朱祁镇的成长经历与前几朝皇帝都有所不同。明太祖朱元璋原本是一个穷苦的放牛娃，在群雄并起的乱世脱颖而出，经历了一系列的磨砺和斗争，逐个击溃起义军政权，最后才当上皇帝。这其中的艰辛自然不用多说。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对权力格外珍视，甚至废除了中国传统的宰相制，将中央大权尽收己有。由于事务繁剧，事必躬亲，皇帝日夜操劳不已。他曾感叹道：“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犹拥被。”

    尽管如此，朱元璋仍然不愿意放权。由于朝无重臣，至后世，大权遂入于阉宦之手。重任公侯伯之子孙，开军政腐败之端。其封建诸子于各地，则直接引起了“靖难之变”。

    朱元璋生前指定的继承者建文帝朱允炆倒是个仁慈柔弱的君主，没有什么野心，只是他皇帝宝座还没坐热，就被叔叔朱棣用武力驱赶了下来。

    明成祖朱棣是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英主，嗜武如命。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戎马中度过，就连最后都是死在北征蒙古的战场上，因而在历史上有“马上天子”之称。

    明仁宗朱高炽因身体肥胖，患有足疾，不能骑马，所以未能跟随父皇征战沙场，这也是朱棣不喜欢他的根本原因。但朱高炽也经历了不少战事。靖难之役爆发以后，朱高炽曾与母亲徐氏一起，以微弱兵力成功地阻挡了朱允炆派来的五十万大军，保住了北平城。因为北平是朱棣的后方及根本，这一战对整个靖难之役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朱高炽在靖难之役中最光彩的一笔。

    明宣宗朱瞻基早在明成祖朱棣当政时，便经常随同祖父检阅部队，学习战法，并北征漠北。当时明军与蒙古军遭遇，展开了激战。宦官李谦自恃骁勇，自作主张地带着朱瞻基加入战局。朱棣得知皇太孙身涉险境，急忙派军将朱瞻基救出战场。李谦自知犯下大错，自杀身亡。

    这次出征给朱瞻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接养成了他果决机敏、处事周全的性格。后来汉王朱高煦谋反，朱瞻基也是御驾亲征，并以大获全胜、生擒朱高煦而告终。

    虽然朱瞻基当上皇帝后未再主动出击蒙古，但他常常亲自巡视边防。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当明宣宗朱瞻基巡边石门[1]时，刚好遇到蒙古兀良哈部骚扰会州。朱瞻基亲率三千精兵，出喜峰口进击，在宽河与敌军交锋。明军见皇帝亲自冲锋陷阵，顿时气势如虹，人人争先。朱瞻基更是引弓搭箭，接连射倒敌人的三名前锋。此战中，明军以少胜多，击败兀良哈部万余人。

    朱瞻基又有《题胡骑图》诗道：“绝漠茫茫百草寰，秋风数骑立沙隈。可怜部落今星散，近日多随诏使归。”极有大明皇帝不可一世、唯我独尊的优越感。

    朱祁镇虽在太平盛世下长大，但时常听到先人们的事迹。从未见习过战事的他对祖先的丰功伟绩既羡慕又向往，自小心中滋生着英雄的梦想，渴望有朝一日能像祖先们那样建功立业。然而，这只是他少年人的好奇心性，而并非胸怀远大的志向。况且朱祁镇的启蒙老师是大宦官王振，王振一直纵容皇帝玩乐，朱祁镇既无才干，又未受过系统教育，对兵事没有深入了解，所谓建功立业，只能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只是朱祁镇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孙太后寿诞前夜，皇帝收到来自大同前线的败报——瓦剌太师也先已率军至大同一带，塞外城堡尽陷，明将吴浩、宋瑛、朱冕先后败死，明军死伤惨重。

    朱祁镇听到消息后，反而因之一振，莫名地兴奋起来，异想天开地想要御驾亲征，过过打仗的瘾，最好也能像先祖明成祖朱棣那样，耀兵塞外，勒石纪念。

    刚好皇帝所倚重的先生王振也有耀武扬威的念头。王振本是儒士出身，作为书生本色，尚怀有建功立业的梦想。他此时的权力已经达到巅峰，富贵也到了极限，倘若能立边功，做出些惊天动地的伟绩，便能像郑和那般留名青史，一洗他阉宦的形象。于是，王振极力宣称瓦剌区区外番，不配与天朝对抗，撺掇朱祁镇效法祖宗，亲自率兵出征，迎战也先。

    师徒二人不谋而合，朱祁镇立即拍案决定御驾亲征，甚至还为此叫停了次日孙太后的寿筵，表示以国家大事为先。

    当然，年轻的皇帝此时还预见不到，他冒失轻率的决定，将会成为对大明国政影响极大，并全然改变他本人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本来瓦剌入关只不过是一种报复性的掠夺行为，并无大的企图和野心。明廷经营北部边防多年，占据长城沿线的重镇要塞。京师更有数十万京军精锐，实力强于瓦剌数倍。明军只要严守边关，坚壁清野，主力伺机而动，完全可以从容打败瓦剌的进攻。但明英宗朱祁镇对战争怀有浪漫的情怀，一直想圆心中的英雄梦，滋生了御驾亲征的想法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无论如何也不肯改变。

    当时因大宦官王振力主对西南用兵，明军主力均调往西南作战，仓促间难以调回。北京虽有数十万大军，但却肩负着保卫京师的重任，不能轻出。朝中重臣如兵部尚书邝埜、兵部侍郎于谦等人极谏朱祁镇不要亲征。吏部尚书王直甚至率百官力谏说：“士马之用未充，兵凶战危。”但始终改变不了朱祁镇的决定。

    兵部尚书邝埜见大势无可挽回，退朝之时紧握副手于谦双手，诚恳地道：“御驾亲征，凶多吉少，国家大事就要败坏在王振手里了！皇帝既要亲征，我是兵部尚书，职责所在，不能不去！君有高才，将来一定是国家的栋梁。我走之后，请君承担兵部重任，担负起保卫京师的职责。有君在，我是完全放心的。但愿将来还有相见之日！”说着已是潸然泪下。

    于谦也流泪回答道：“请邝公放心！我早已以身许国，又受邝公知遇之恩，一定尽力保卫京师，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出发前，内阁大学士曹鼐料到此战必败，与部分大臣商议，想借着军中对王振不满的情绪，杀死王振，再劝阻英宗皇帝。但群臣畏惧王振势力，“惴惴无敢应者”。曹鼐又找英国公张辅商议，然“谋之于辅不得间”。

    曹鼐之议如果顺利实施，不失为力挽狂澜的法子，只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他最终只能失望而归。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六日，明英宗朱祁镇命皇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驸马都尉焦敬作辅助，兵部尚书邝埜等从军，兵部侍郎于谦代理兵部事，自己则率领五十万明军浩浩荡荡地开始亲征。

    出兵当日，北京民众倾城而出，夹道围观。这给了朱祁镇极大的心理满足，意气风发的他已经迫不及待要与瓦剌决一死战了。

    皇帝御驾亲征在很长时间内都成为京师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然半月过去后，始终没有什么确切消息传来。以英宗皇帝及大宦官王振的作风而言，没有消息，通常就是坏消息。只是对老百姓而言，议论军国大事终究替代不了柴米油盐，人们对英宗亲征的话题慢慢也就淡了。

    转眼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是中国传统佳节。周朝便有中秋夜设案迎寒、祭月的习俗，即所谓“秋暮夕月”，最初只是盛行于宫廷，后慢慢传入民间。到了唐宋，八月十五中秋节成为正式节日。每逢这一日，“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

    文人士大夫对赏月更是情有独钟，由此留下了许多动人篇章——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民间有中秋夜燃灯以助月色的习俗，大街小巷张灯结彩。讲究的人家，还在门前庭中挂起了成排的精美花灯。又陈列瓜果于庭以供月，并祀以毛豆、鸡冠花。各家都要设“月光位”，在月出方向“向月供而拜”。传说齐国丑女无盐以品德超群入宫后，一直未被齐王宠幸。某年八月十五，齐王赏月时凑巧见到了月光下的无盐，觉得她风韵楚楚，美丽动人，便立为皇后。遂成后世女子中秋拜月之风，愿“貌似嫦娥，面如皓月”。

    当然最应时节的还是月饼[2]。府第朱门流行以月饼果品相馈赠。呈供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余，上绘月宫蜡兔之形。然中秋月饼，以前门致美斋者为京都第一，他处不足食也。既是声名远扬，四方争相赶来购买，铺子前面早早便排起了长队。

    杨埙曾为致美斋制作过屏风，算是特殊客人，不必排队等候。他拿了店家早预留好的月饼点心出来时，外面已是人山人海，好不容易才挤出人群，便径直往东四蒋骨扇铺而来。

    蒋苏台正坐在窗下制作扇子，见杨埙进来，忙道：“杨大哥稍候，我这扇子只差一点儿了。主顾等着要，今日便会来取。”又见杨埙两只手都提着东西，忙道：“这么客气做什么！”

    杨埙笑道：“今日中秋嘛，总要应个时节，图个吉利。我到前门致美斋买了月饼和几样点心送来，你就不必再出去买了。”

    蒋苏台朝内望了一眼，低声道：“若不是哥哥近来脾气不好，我就邀请杨大哥来我家过中秋了。”

    杨埙笑道：“只要我心中有你，你心中有我，哪里过不是一样？况且令兄确实是受我牵累才受了伤，也难怪他见我就发脾气。不过我不会放在心上的，你安心照顾他就好。”

    他将月饼与点心放好，来回转了一圈，左右无事，便坐到一旁观望蒋苏台制扇，又问道：“这扇子是特意选的素面吗？”

    蒋苏台道：“嗯，这是主顾定做的，特别交代要用素绢做扇面，应该是准备自己题诗作画。”

    她刚忙完手头活计，定做扇子的主顾便施然进来。那人姓郭名信，接过扇子略一端详，便道：“久闻蒋家娘子非但擅长制扇，书法亦是娟秀流丽。我这里有一首词，可否请娘子代题在扇面上？”

    蒋苏台忙道：“当然可以。”接了对方递过来的纸笺，展开一看，却是一首长短词，云：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

    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

    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

    心悽悽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

    似是一首绝命词。蒋苏台微觉不妥，感到题到手扇上不大吉利，但既是主顾当面要求，也不能拒绝，便拿了扇子和笺纸，自入里屋题扇。

    杨埙随口问道：“兄台是京城人吗？”郭信道：“不是，在下凤阳人。”

    杨埙笑道：“凤阳可是太祖皇帝的故乡，如此，兄台算是本朝开国皇帝的乡邻了，何其幸也。”

    郭信也笑道：“兄台不知凤阳有《朱皇帝》的歌谣吗？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杨埙笑道：“这我听人提过，但这‘荒’，只是对外来移民而言。对于凤阳本地人，非但减免赋税，还有着极为便利的生活条件，毕竟曾是中都嘛。”

    明太祖朱元璋得天下后，虽在金陵称帝，在即位诏书中称应天为京师，但其实并不满意金陵。金陵地形险要，北有长江天堑，自古为形胜之地，“龙盘虎踞，帝王之都”，三国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五代十国的南唐都曾以此为都城。然这些王朝气数很短，在朱元璋看来不大吉利。兼之金陵偏于东南，位于江左，不便于控制全国，对江左边防，尤其是对北部边防有鞭长莫及之感，在位置上作为国都不十分理想。

    明军攻取汴梁后，有人建议定都汴梁。朱元璋非常重视，亲自前去实地考察后，认为汴梁虽然位置适中，但是无险可守，四面受敌，地形显然不如南京。但朱元璋考虑汴梁是北宋旧都，当时西北未定，需要将汴梁作为运送粮草和补充兵力的基地，于是借鉴古代南北二京制度，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南京”名称自此开始。

    洪武二年（1369年）八月，明军平定陕西，定都之议再起。主要的候选城市集中在长安、洛阳、应天、汴梁、北平几地，大臣们的意见不一，各自引古论今，提出建议。“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都；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

    朱元璋见众臣意见难以统一，谁也说服不了谁，竟然异想天开地提出以临濠[3]为中都的想法，理由是“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义也”。群臣均知朱元璋有光宗耀祖、荣归故里的私心，但却不敢反对。于是，朱元璋下令仿照南京规制在临濠营建中都。这样，在大明建国之初就形成了南京应天、北京汴梁和中都临濠三都并存的情况。

    中都毕竟只是中都，朱元璋一直有将临濠作为大明国都的想法。重臣中只有刘基[4]坚决反对。他认为凤阳根本不适合作为国都，“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言外之意是，偏僻小城能出一位草莽皇帝，却无法承载大明都城的雄伟。

    然朱元璋却是个固执性子，不肯轻易放弃。自洪武三年（1370年）起，他采用汉高祖刘邦徙天下富豪于关中的办法，下令移江南民众十四万户于凤阳。江南一带的富豪全部被迁往凤阳，并且不许私自回去。

    因为东南地区之前为朱元璋的大对头张士诚所据，朱元璋此举实际上是要打击东南文人和豪族。这些江南富人被迫背井离乡，自然十分思念家乡。虽然不敢公开回到原籍，却伪装成乞丐，以逃荒为名，成群结队地跑回江南老家探亲扫墓，到第二年再回到凤阳。日子久了，就成为习惯，也成为当时一大奇景。郭信所言《朱皇帝》歌谣，实际上指的就是江南富豪伪装成乞丐逃荒这件事。

    正当天下人将要接受临濠成为大明都城的事实时，朱元璋亲自巡视已经改名为凤阳的中都的修建情况后，突然改变了主意，下令停建。此时修建中都临濠已达六年之久，颇具规模。众人对此都大惑不解，朱元璋则解释为太过劳民伤财。

    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正式下诏，以南京为京师，多年悬而未决的定都问题才算正式告一段落。凤阳由此跟国都擦身而过，然毕竟是帝乡，优遇极多。

    郭信见杨埙对凤阳情状极为了解，颇为惊异，却不愿意再提，只笑了一笑。

    等了一会儿，蒋苏台拿着题好的扇子出来，交给郭信道：“公子看看，是否还算满意？”

    郭信略略一扫，便道：“甚好。”从怀中掏出一叠大明宝钞[5]，道：“之前我付了八成定金，这是剩下的两成尾款，请娘子过目。”

    杨埙笑道：“兄台是第一次来蒋骨扇铺吧？请蒋娘子题扇，要另外加收钱的。”

    郭信“啊”了一声，道：“原来如此，抱歉了。”又往怀中掏去，一边问道，“加收多少钱？”

    蒋苏台道：“一百贯宝钞。若官人以银支付，只需要一两。”

    郭信吃了一惊，道：“而今宝钞这么不值钱了吗？”

    杨埙接口道：“是啊，兄台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就这一百贯宝钞，还是亏了呢。你出去往隔壁左右店铺问问，现下没有人愿意收宝钞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