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骥一听到“王先生”三字，转瞬便明白了，忙问道：“有李祭酒破坏公物这回事吗？”丘濬微一迟疑，即答道：“确实有。”

    李骥嘶声嚷道：“那难道也叫破坏公物吗？”

    林鹗忙解释道：“丘兄的意思是，确实有李祭酒修剪树木这回事，这才被人指控为破坏公物。”

    原来今日国子监也循例放假，大多数监生都外出游玩，祭酒李时勉便想利用这一机会修剪彝伦堂[19]门前的树木。他不顾七十余岁高龄，亲自爬上梯子修剪枝桠，只为给芸芸士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读书环境。不想李时勉忙活了大半天，人尚未从劳碌疲惫中缓过神来，便有锦衣卫校尉赶到，手持刑具，以破坏公物的罪名将其逮捕，就地枷在国子监大门前示众。

    显然，王振派了人暗中监视李时勉，想寻找他的过错。但这位李祭酒一生勤勉正直，始终没有落下把柄，想不到他今日趁假期亲自出马修剪国子监树木，竟会授人以“破坏公物”的口实。

    李时勉名懋，字时勉，号古廉，以字行，安福[20]人。自小勤奋好学，七岁能背诵《四书》《五经》，十二岁能诗会赋。于永乐二年（1404年）中进士，选庶吉士[21]，修成《太祖实录》《永乐大典》后升为翰林侍读。

    李氏既有学识渊博的文学侍臣身份，本该一辈子雍容华贵，然其一生却充满了传奇色彩——成祖、仁宗、宣宗祖孙三代皇帝皆欲杀他而后快，而李氏竟能不死，可谓百转千回，命大福大。

    明成祖朱棣起于北京，虽在南京登基称帝，但一直有心迁回龙兴之地。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诏建北京宫殿，震惊世界的紫禁城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营建的。

    紫禁城的名称是借喻天象而来。古人将天上的星星分为三垣、二十八星宿。三垣包括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其中，紫微星在三垣中央，因此成了代表天帝的星座，有“紫微正中”之说。而天帝住处名紫宫，皇帝既号称“天子”，是上天的骄子，便模仿天帝把自己住的地方叫作“紫宫”。自秦汉开始，皇帝居所又称“禁中”，即不许人随便出入之意，因而合称为“紫禁城”。

    明紫禁城图略

    紫禁城占地七十二公顷，集各种建筑手法之大成，房屋总数在初建时就有房舍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22]。巨大的城池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南部外朝以三大殿奉天殿[23]、华盖殿[24]和谨身殿[25]为中心，是皇帝举行大典、召见群臣、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北部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是皇帝和后妃们居住及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后廷里帝后居中，东、西又各有六宫给嫔妃们居住。整个建筑规划得井井有条，大殿富丽堂皇，气势威武，后宫阴柔秀美，每一处装饰无不充满了奇思妙想。

    阴阳五行说渗透在紫禁城各个角落，可谓殚精竭虑。如五行学说认为土为黄色，代表国家，所以紫禁城屋顶多采用黄色的琉璃瓦；火能生土，火为红色，所以宫殿柱子均用红色，以示兴旺发达之意。

    要建造这样一座皇城，代价可想而知。紫禁城施工期间，前后征集全国著名工匠十万、民夫一百万。所用材料运自全国各地，如木材来自湖广、江西、山西等省；汉白玉石料来自今北京房山区；五色虎皮石来自蓟县的盘山；花岗石采自曲阳县。宫殿内墁地的方砖，在苏州烧制；砌墙用砖是山东临清所烧。宫殿墙壁所用的红色涂料，原料产自山东鲁山，加工在博山；室内墙壁上的杏黄色颜料产自河北宣化的烟筒山；等等。

    谨身殿后有一块近三百吨重的云龙大石雕，从几丈深的地方开采出来，运输非常困难。当时刚好是严冬季节，于是民夫们沿途挖井，汲水泼路，用水结成一条冰路，将石头放入旱船，在冰路上拉运。仅拉曳旱船就用了骡马一千余头，前后排成一里多长，人喊马嘶，浩浩荡荡，热闹异常，然建造紫禁城的艰辛亦由此可想而知。

    除了建筑花费太过浩大外，迁都还有许多实际问题。北京原为元代的大都，是典型的非生产型的消费城市。而元顺帝妥欢帖木儿逃离大都时，胁迫大量居民随行，大都人口因此而锐减，城市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正式迁都前，朱棣不断从南方迁徙富户到北京，“以实京师”，北京人口才逐渐增多。迁都北京后，北京城居民绝大多数都是外来移民。

    尽管如此，南北两京的差距还是没有办法弥补。江南经济发达，历来是中国赋税重地。尤其是原先的京师南京地处江南中心地带，城市整体经济水平远远高于北方城市。而北京地处内地北部边境，明朝建国后，与北元蒙古连年交战，北京因此也成为国防前线的哨所，繁华富庶无论如何都不能与南京相提并论。但朱棣迁都决心已下，为此采取了种种措施。

    当时连接北京与南方的经济通道，只有一条大运河。为了迁都需要，从永乐九年（1411年）开始，朱棣命工部尚书不惜一切代价，浚通大运河。

    在中国大地上，最浩大的工程莫过于长城和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的开凿有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是在隋朝，一是在元朝。隋炀帝杨广开凿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由余杭至涿郡[26]，长达四五千里，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虽然杨广是出于玩乐的目的开发了大运河，但大运河却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唐朝诗人皮日休有《汴河怀古》一诗：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汴河即大运河。皮日休认为杨广发动民众连通京杭大运河对繁荣经济是有利的，如果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坐上龙舟到扬州去玩，那他的功绩就足以和大禹治水媲美。

    隋朝大运河沟通了南北，但却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元朝开通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三段河道，使南北大体取直，不必再远绕洛阳。但元朝因为运河水量不能很好调节，所以运河并未能发挥很大的作用。直到明成祖朱棣时期，才使大运河真正地畅通无阻。自此后，大运河几乎完全承担了南粮北运的任务，因而大运河的浚通，不仅在运河史上，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相当重大的事件。

    营建紫禁城及浚通大运河开销巨大，均是劳民伤财之举，朱棣为此耗光了明太祖朱元璋三十年省吃俭用积累下来的国库，上书反对的大臣前仆后继，李时勉也是其中之一。

    永乐十九年（1421年），紫禁城突然发生火灾，奉天、华盖、谨身三大主殿一齐毁于大火。朱棣初登皇位时，曾对建文帝朱允炆旧臣大加杀戮，甚至发生了株连十族及瓜蔓抄的悲剧。一些大臣死得相当悲壮惨烈，其家眷均被送入教坊，每夜受到几十名男子的凌辱，朱棣还亲自监督过问。

    然杀人既不能获得民心，还会落个暴君的形象，事后回味，手段强硬的朱棣一样感到不安，他曾经悄悄询问身边的大臣尚书茹常道：“朕毋得罪于天地祖宗乎？”意思是，我这样做会不会得罪了天地祖宗。可见他虽然表面英武，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内心深处却着实难安。朱棣后来的许多行为，都与这种忧惧的心理有关。

    发生了三大殿着火事件后，朱棣未免有些惶悚，于是按照惯例命大臣们直言上书。群臣纷纷认为是迁都惹来的祸。主事萧仪和侍读李时勉二人的奏疏尤其痛切。朱棣大怒道：“北平之迁，我与大臣密计，数月后而行，彼书生之见，乌足达英雄之略哉！”将萧仪和李时勉下于锦衣卫诏狱中，又将同时上书的给事柯暹、御史郑维垣等人谪徙边疆。

    萧仪受不起折磨，死于锦衣卫大狱中。李时勉因受锦衣卫指挥朱护庇护，总算勉强活命。后经大学士杨荣力救，这才被释放出狱，官复原职。

    经此磨难后，李时勉并未改掉其刚介耿直的个性，依旧“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但他再进谏言事，朱棣都不肯听从，迁都北京亦不可避免[27]。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六十五岁的朱棣在北征返京的途中病逝。由于大臣的精心安排，太子朱高炽顺利登基，是为明仁宗。

    这一年，朱高炽已经四十七岁，几近知天命之年，如此晚成的皇帝，终明一朝都十分罕见。

    朱高炽因为肥胖，且身有残疾，不为父皇朱棣所爱，之前一直生活在微妙而危险的环境下，多年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今终于得到了解脱，不免有些放纵起来。这放纵，自然是指美色了。

    李时勉听说后，立即上书劝谏道：“谅闇[28]中，不宜近妃嫔。”又道：“侧闻内宫远自建宁选取侍女，使百姓为之惊疑，众人为之惶惑。”

    暗指朱高炽嗜欲过度，不该“旭日已旦”才上朝，更不该派人到建宁选取宫女，惊扰百姓，劝皇帝“谨嗜欲”。

    朱高炽阅览奏章后，怒不可遏，立即将李时勉召到皇宫偏殿，要他当面说个清楚。李时勉竟丝毫不给皇帝面子，毫不退让，且言辞激烈地批评皇帝。朱高炽本是极好的脾性，至此再也按捺不住，命武士以金瓜[29]扑打，当场打断了李时勉的肋骨。

    朱高炽还不解恨，又下旨将李时勉贬为交阯道御使，命他一天审一案、言一事。但皇帝此举不过是为了折辱李时勉，李时勉尚未动身出发，愤恨难平的朱高炽又下令将李时勉投入锦衣卫监狱。

    直到垂危之际，朱高炽仍不忘李时勉当廷的侮辱，对亲信大臣夏原吉道：“李时勉廷辱我。”越说越怒。

    夏原吉百般慰解，朱高炽仍然不能释怀。当天晚上，皇帝撒手归西，享年四十八岁，在位仅十个月。

    这件事后来传了开去，闻者不免奇怪，如果不是因为朱高炽纵欲无度，李时勉奏疏触及其痛处，仁宗皇帝又怎会如此耿耿于怀，至死不忘？

    李时勉入狱时已经被打得半死，生命危在旦夕。他曾经偶然捡获锦衣卫指挥朱护妻子的传家之宝，当即设法归还，且没要任何回报。朱护一直想找机会报答李时勉，便暗中加以照顾，又寻到十分难得的血竭[30]，为李氏治伤。如此，在朱护的精心照料下，李时勉不但保住了一条命，就连断掉的肋骨也被接好。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有人告诉他李时勉曾当众侮辱仁宗皇帝，直接导致先帝病情加重，终至丧命。明仁宗朱高炽病殁时，朱瞻基人在凤阳祭祖，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闻声大怒，立即派使者去大狱提李时勉，并发狠道：“缚以来，朕亲鞫，必杀之。”

    使者走后，朱瞻基越想越生气，又改变了主意，招手叫过当值的锦衣卫指挥王某，命他立即将李时勉直接绑赴西市斩首，不必再行入见。不料机缘巧合，王指挥刚从端西旁门出去，使者已经带着李时勉由端东门进入，双方没有碰上，李时勉幸运地逃过了一劫。

    朱瞻基一见到李时勉，便怒骂道：“你等小臣，竟敢触先帝！疏何语？趣言之。”

    李时勉叩头答道：“臣言谅闇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

    听到原来是因为这件事，朱瞻基这才怒气稍解，叹息了半天，连声称赞李时勉“忠臣”，下旨复其官职。等到王指挥去锦衣卫大狱提人不得回来复命时，李时勉已经冠带立于阶前，阶下囚转瞬间变成了朝中显贵。

    明宣宗朱瞻基病逝后，李时勉参与修《宣宗实录》，书成，进为翰林学士，不久又擢升国子监祭酒。

    此时的李时勉已经因德高望重而名满天下，文人士子仰慕其节操正直，无不争相归依，执弟子礼。英国公张辅率领贵戚们上书，请求到国子监听李时勉讲学，得到允准后，均欣然到国子监受教。除张辅与李时勉执平礼外，余人均不敢坐下，以学生自居。这一幕，被誉为大明立国以来最大的太平盛事。

    在政治上，李时勉与朝中正直大臣一样，坚决反对宦官干政。由于他刚直不阿，率性敢言，深深得罪了大宦官王振。

    明朝建立后，开国皇帝朱元璋鉴于汉唐宦官乱政，专门制定内侍官制，谕吏部道：“朕观周礼，阉寺不及百人。然后世竟有增至数千者，因重用而致生乱。内臣但备使令，毋多人，古来若辈擅权，可为鉴戒。驭之之道，当使之畏法，勿令有功，有功则骄恣矣。”

    意思是说，宦官在宫廷中是少不了的，但只能做奴隶使唤，打扫跑腿，人数不可过多，也不可以做心腹。驾驭的办法，要让宦官们守法，守法就做不了坏事；不要让宦官有功劳，一有功劳就难以管束了。

    朱元璋还立下规矩：凡是内臣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许穿外朝官员的服装，做内廷官品级不许超过四品，每月领一石米，吃饭穿衣公家管。且外朝各衙门不许与内官之间有公文来往。又铸铁牌立于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可谓是家法森严。

    洪武六年（1373年）十一月，朱元璋又命廷臣考究前代纠劾内官的办法，礼部议置内正司，设司正、司副各一人，专门纠察内官失仪及不法的行为。

    有一名宦官因在内廷时间较久，偶而言及政事，即被朱元璋遣归乡里，并令终身不得叙用。还有个内侍官名叫杜安道，侍奉朱元璋数十年，知悉诸多朝中机密计议，但其人个性缜密，严遵禁令，在诸大臣面前仅一揖而退，从不启口泄露机密。朱元璋对他很是宠爱，但也一样不给予优遇，后来迁出为光禄寺卿[31]。

    到洪武末，朱元璋又重新整顿宦官机构，定十二监[32]及四司[33]、八局[34]，即民间俗称的“二十四衙门”，内官分别定有品秩和待遇，不准干政，不能结交外臣。自古以来，对宦官之禁，未有如明太祖朱元璋之周备。

    建文帝朱允炆登上帝位后，遵照祖训，对宦官的限制更加严格，“御内臣益严，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明成祖朱棣初临朝时，也警惕宦官擅权，曾道：“朕一遵太祖训，无御宝文书，即一军一民，中官不得擅调发。”

    当时有个宦官私自调用应天府工匠为其服役，事发后，朱棣立即诏命锦衣卫逮捕治罪。但不久后，为了个人统治需要，这些禁令全部被朱棣亲手破坏了。

    当“靖难之役”还在进行之时，许多宦官偷偷跑到朱棣那里，向他报告朝廷的虚实。朱棣之所以敢孤注一掷，长驱金陵，就是因为他从宦官那里得到了确切的情报，知道南京守备空虚。朱棣身边的一些宦官还拼杀疆场，多有战功。朱棣感到这些宦官忠于自己，便慢慢重用起他们来，涉足内政、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朱元璋辛辛苦苦建立的铁牌制度由此被打破了。

    朱棣即位后第一年（1403年），就派宦官李兴出使暹罗[35]，宦官就此开始涉足外交。自永乐三年（1405年）起，朱棣连续派宦官郑和[36]率兵二万，大规模出使南洋和印度洋一带，开了明朝宦官带兵的先例。永乐八年（1410年），朱棣派宦官王安监都督谭青等军，又派宦官马靖巡视甘肃，开了宦官监军、巡视的先例。明朝征服安南后，镇守安南的也是著名宦官马骐。

    不仅如此，朱棣还改变了洪武时由吏部管理宦官的旧制，让宦官第一衙门司礼监来管理宦官事务。宦官的管理权转归到内廷后，宦官的活动就更加方便了。

    为巩固地位，加强统治，朱棣除了继续依靠锦衣卫外，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正式成立了东厂，用宦官为提督。宦官势力由此在永乐一朝得到大大加强，太监参与到了政治军事中，并成为了举足轻重的人物。

    明成祖朱棣开此先例后，其子孙争相效仿。洪熙元年（1425年），朱棣的儿子仁宗皇帝朱高炽派遣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从此以后，宦官领兵之例便相沿不革。同时，朱高炽又派王安镇守甘肃，于是，各省镇皆相继派宦官为镇守。

    宣德四年（1429年），朱棣的孙子宣宗皇帝朱瞻基特于宫中设内书堂，命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书，从此，明太祖朱元璋不许内臣读书识字之制也被废除了。朱瞻基宠爱金英、范弘等宦官，甚至特赐免死诏，无异于勋臣之丹书铁券。自此，宦官作威作福，权倾内外。但由于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俱是英明之人，宦官虽已职涉外廷朝政，却不敢太过妄为。真正威慑重臣、独擅朝政者，王振是第一个。

    王振，山西蔚州[37]人。他跟郑和、金英等被迫阉割入宫的战俘身份不同，年轻时候是个儒生，饱读诗书，却屡试不第，既没有中过举人，也没有考中进士，甚至连秀才都不是。心灰意冷之下，王振到某县任教官教书，却依旧失意而贫困，史称“九年无功”。愤懑无奈之下，王振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最终案发，被判充军。

    当时仍是明成祖朱棣执政，皇帝想招收一批有学问的老师入宫，教授宫中妇女读书识字，待选者也包括充军罪犯。这对戴罪在身的王振来说，无疑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然其中尚有一个难处，皇帝要的是宦官。倘若王振选择了前程，将永远不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这对自小接受儒家教育的王振来说，是一个相当艰难的选择。经过短暂的犹豫后，王振还是选择了净身入宫，在他人生的赌局中下了重重的一注。

    儒生通常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最高的理想。王振入宫的本意，还不仅仅是摆脱经济和生活上的窘迫以及被充军的难堪，他更希望能就此接近大明王朝的政治权力中心，有所作为。对于博学多识的王振而言，他通晓古今，自然知道历朝历代宦官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虽然太祖皇帝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然而，一切不都在慢慢改变吗？

    永乐一朝，声名显赫的宦官不少，更是出了郑和这类彪炳史册的风云人物，但王振并不在热门之列。尽管他抱着极大的野心和极高的期望入宫，尽管他因博学多识已经成为众多宦官中的佼佼者，然在明成祖朱棣这样的英主下，他以宦官的身份想有所作为，几乎是不可能之事。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与世隔绝的深宫中，王振时常独自品尝着比充军更大的失意，难免不会懊悔当初慨然自宫的行为。

    机会一直到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才逐渐显露。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朱瞻基下诏在紫禁城设立内书堂，改刑部主事刘翀为翰林修撰，专教小宦官读书。当时在内书堂读书的小宦官大概有二三百人，年纪均是十岁左右。后陆续增加到四五百人，教师又增加了大学士陈山、修撰朱祚等。从此，宫中宦官开始通文墨。

    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严禁宦官识字，后设内宫监典簿，掌文籍，以通晓书、算之小内使任职。又设尚宝监，掌管王室图书，其内官皆仅识字，不明其义。至永乐时，明成祖朱棣开始招教官入宫教习妇女，兼教内官，此即为王振入宫之契机。但正式设堂教宦官读书习字，明宣宗朱瞻基算是开了先例。朱瞻基性格类似其祖朱棣，并非平庸无能之辈，他也知道宦官对汉唐两代亡国负有极大的责任，但他仍然重用宦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有其深刻的历史发展背景——

    明朝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省。明初的中书省组织庞大，职权很重，这一部门远承古代的宰相制度，近袭元朝中书省“录军国重事”的旧制，省内设左右丞相为长官，还设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高级官僚，以及作为职能办事人员的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中书舍人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仅是中书省下属的机构，六部长官尚书、侍郎等不过是丞相的属员。

    当时的中书省不但有“综理机务”的职权，而且全国各级部门给皇帝上的奏报也要“先白中书省”。一切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令谕旨，也须经中书省再下达。中书省相当于是设置在皇帝和国家机构中的一级权力部门，是必要的中转站。中书省长官更是对一切庶务有权专决，成为处在皇帝一人之下、高踞于百官之上的权要。

    朱元璋能得天下，武臣论功，首推徐达、常遇春，文臣论功，则推李善长、刘伯温。常遇春四十岁病死，刘伯温则辞官不做。一直以来，文臣派李善长与武臣派徐达间的斗争很尖锐。朱元璋白手起家，对权力极为看重，担心尾大不掉，便重用胡惟庸为左丞相，以牵制李善长、徐达二人。然到了后来，中书省大权完全旁落在胡惟庸手中，其人在外生杀黜陟，为所欲为，许多生死人命和升降官员的大事居然不向皇帝奏明就直接执行。

    朱元璋起于寒微，私心很重，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大权旁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胡惟庸很快以谋反罪名被凌迟处死，许多大臣株连被杀。案件前后株连多达三万余人，史称“胡狱”。

    胡惟庸以谋反罪伏诛后，朱元璋查到胡氏欲籍日本为助，越想越是恼怒，曾一度想要发兵征讨日本。元朝曾对日本大举征讨，因遭遇风雨而全军覆没，是当年横行天下的蒙古遭遇的不多的惨败，故终元之世，日本不通中国。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谴使赵秩赴日本通好，日本怀良亲王遂派遣使者来华，奉表称臣，两国间的邦交得以恢复。现在出了胡惟庸之事，两国立即断绝了邦交。朱元璋又预备对日本用兵，召曹国公李文忠回京师，欲任命其为主帅。李文忠却力阻出征日本，又引元朝征日本失败的教训为鉴，朱元璋这才勉强作罢，心中却始终耿耿于怀，李文忠后来莫名其妙地中毒死去。

    除掉胡惟庸后，朱元璋意犹未尽，下定决心趁这个机会将朝政大权尽数收回自己手中。他即刻着手对中央机构进行了改革，废除了中书省及丞相制，分中书省及丞相权力归属六部，相对提高六部职权和地位，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事皆由朝廷总之；兵制上实行卫所制[38]，使武将与兵权分离。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权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明代兵制

    如此，朱元璋废除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将军政大权揽于一身，使得皇权大大加强，达到了秦汉以来的极致。

    然朝无重臣，总还是要有人办事，皇帝再精明能干，也只有一双手、一双眼，不可能总揽亲裁所有天下大事，于是朱元璋又创置了“四辅官”，由起自庶民的儒士们担任，以协赞政事，以安生民。

    不久皇帝便发现这一套行不通，这些儒生虽然可靠，却没有什么实际处政经验，于是废去四辅官，并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仿宋代制度，设内阁于殿廷，置益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职权是侍左右，备顾问。

    此时的内阁，既非官署名，也非职官名，殿阁学士也不入典机务，很少参与政事，但它填补了组织形式上的空白。

    内阁大学士为三至六人，原属于文学侍从之臣。如果殿试时文理出众，名列前茅，便可以进入翰林院，获得博览群书的深造机会。翰林几经迁转后，其中的突出人物就可以被任命为大学士，供职于文渊阁，专职为替皇帝撰拟诏告，润色御批公文的词句。

    这些人原官品秩低，不兼部务，也无官属，不能直接指挥行政，与东汉尚书、唐代翰林学士性质略同。但由于文渊阁是皇帝的文书机构，最接近皇帝，在不设丞相的情况下，基于处理政事的需要，这个机构的职权必然会越来越大。久而久之，大学士逐渐升迁，并有了正式的办事场所。大学士本身官秩只有五品，但其所迁任官职往往至尚书、侍郎等，或有加衔至于“三公”者，如此，地位便大大提高。

    明成祖朱棣登极后，决定起用一批资浅而干练的文臣入文渊阁办事，参预机务，因在大内殿阁行事办公，故称为“内阁”，内阁参预机务从此开始。

    只是此时的阁臣品秩远在六部尚书之下，且不设官署，不辖诸司事务，权势也不大。到了明仁宗朱高炽时，内阁专任批答文章，草拟诏令，阁职渐崇，权势迅疾增大，甚至超过宰相，号为“辅臣”。

    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中央机构，但也作了某些变动，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创造了一套“票拟”制度，突出了内阁的作用，并使得宦官开始参政。

    票拟又称拟票、票旨、条旨，指内阁对奏章所拟的批答。按照惯例，六部本章文书由通政司[39]汇总，送左顺门[40]，交内书房收录。皇帝阅览过后，认为不便批示的留中不发，凡要批示的则送内阁拟票——内阁将所拟批答之辞用小票墨书，贴于奏章之上，再进呈皇帝批红。明宣宗朱瞻基一般会采纳内阁的建议，并将诏令分送给各主管部门去执行。

    这样，内阁就成为了皇帝和六部之间的桥梁，控制了决策权和审议权。内阁大学士可以不与主管各部商议就直接提出建议，只要皇帝没有异议，这些建议便会自动生效。六部原先直接对皇帝负责，逐渐变成了秉承内阁之意行事。这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行政效率大大提高，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间接促进了宦官势力的崛起。

    在票拟制度中，皇帝仍然是最后的决策者，有大量的奏章要处理。以明宣宗朱瞻基而言，他爱好广泛，喜好书法、绘画、文学、骑射、宴饮、游乐等，又好微服出行，斗蟋蟀也是其一大嗜好[41]。对于兴趣多多的皇帝而言，批阅奏章无疑是个繁重的辛苦差事。为了减轻自身负担，皇帝开始让宦官读书，受到所谓的正规教育，以能够协助他处理文书和奏章。宦官本是皇室家奴，只有忠于皇帝才有立身之处。基于这一点考虑，朱瞻基认为宦官忠诚可靠，能够保守机密，且朝夕跟随在身边，是最合适的助理。

    宦官参与到票拟当中后，逐渐演变成皇帝批阅奏章也多交给司礼监宦官代笔。按照票拟的流程，如果内阁大学士们提出的建议直接被皇帝采纳，那么宦官在其中起不到任何作用。但当皇帝不想采纳大学士的意见时，宦官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为通常这个时候，陪伴在皇帝身边的只有司礼监宦官，皇帝会本能地征询征求宦官的意见，宦官则会趁机提出他们的看法。而通常宦官比大臣更容易赢得皇帝的情感和好感，因为宦官多谄媚顺从皇帝的心意，而大臣则更多考虑提议是否合理，且好以君道来限制皇帝的个人欲望。如果皇帝采纳了宦官的建议，决策便会直接下达，而实际负责执行的六部根本没有机会与皇帝一起讨论复审宦官的意见。

    由于司礼监高踞在票拟制度的顶点，有“影子内阁”之称，掌印宦官由此获得了空前的机会，人称“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最极端的情况是，如果皇帝因疏忽或是懈怠而不理政事时，负责居中传递诏令的宦官便完全有机会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往诏令上做手脚。而宦官因为生理缺陷，往往心灵扭曲变态，阴狠残暴，加上长期生活在皇宫中，只擅长奉迎巴结之术，缺乏实际的从政才干，一旦他们真正执政，危害极大。这一点，已由无数历史案例所证明。

    不过在宣德一朝，由于明宣宗朱瞻基本人精明强干，宦官专权尚未凸显。他下诏设立内书堂后，挑选可靠能干的宦官入堂读书，王振便是其中之一。王振本是个读书人出身，通文墨、晓古今，已经有先天的有利条件，所以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内书堂宦官中的佼佼者，宫中都称呼他为“王先生”。朱瞻基很喜欢王振身上的儒雅书卷气质，特地挑选他出来，任命为东宫局郎，专门服侍皇太子朱祁镇。

    当时的朱祁镇还只是个孩童，博学多闻的王振因而成为朱祁镇的启蒙老师。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王振开始对朱祁镇具有很强的个人影响力和支配力。这种影响力和支配力，在朱祁镇当上皇帝后，开始表现在对明朝国政的影响上。

    王振是少见的文人型太监，朱祁镇从对方口中听说了不少闻所未闻的事，因此非常尊敬王振，尊称他为“先生”，这亲切的称呼直到朱祁镇后来当上了皇帝也没有更改过。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朱瞻基病死，九岁太子朱祁镇登基为帝，是为明英宗。八个月后，朱祁镇便任命王振入掌司礼监。

    司礼监为明廷宦官二十四衙门之首，号称“第一署”，下设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及秉笔、随堂太监等官职。提督太监统仪礼刑名，兼督东厂。掌印太监统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太监为掌印之辅，并统领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等事宜。凡有政事，先由内阁大学士票拟办法，上达皇帝，要由太监批朱，又称“批红”。王振执掌司礼监，可谓如鱼得水，不仅得到了钱财和名誉，而且无限的权势和地位都近在眼前——

    既有票拟制度给宦官弄权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又有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年幼皇帝，王振成为司礼监权力膨胀的最大受益者。所谓“学得文武艺，售与帝王家”，他蛰伏多年的雄心壮志开始蠢蠢欲动了。

    只是，王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早已经不是当年失意落魄却胸怀大志的书生。他在宫禁多年，足不出户，习惯与宦官为伍。他的所谓政治才干，在明眼人的眼中，不过是逞显技能，玩弄阴谋。

    然而，一个多年来怀有雄心的宦官是不容小觑且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一旦得到了机会，一定会不择手段地追逐最大的权力。

    王振掌管司礼监后，以防备大臣罔上为由，劝明英宗朱祁镇以重典治理，更利用朱祁镇的信任，以代批奏章、传达诏谕等方式，开始控制朝廷。为了一试自己的权力，王振命人在京师朝阳门外筑起一座将台，请朱祁镇阅兵。所有京营各卫武官，校试骑射，都在那里进行。名义上是阅武，其实是王振想收取兵权，好用来抵制文臣。

    不久后，王振私自擢升亲信指挥纪广为都督佥事，执掌京营兵权，又任命亲侄王林为锦衣卫指挥佥事，执掌锦衣卫。明英宗朱祁镇因年纪尚幼，荒嬉无度，一切机要朝政都被王振把握，“恃宠挟恩，夺主上之威福，怀奸行诈，紊祖宗之典章，每事不由于朝廷，出语自称为圣旨，卖官鬻爵，诛杀无忌”，又“广置塌房、庄所、田园、马坊，侵略民利，不输国课”。明代宦官专政自此正式粉墨登场，王振本人也成为明朝开国以来第一个权力极重的宦官。

    王振还觉得威权不足，拿一些大臣开刀，借以树立他在朝廷中的威信。朝廷中凡是得罪王振的大臣，不是被撤职，就是充军。一些大臣见到王振权势日重，争相讨好攀附。当时内外大臣公侯贵戚多叫王振作“翁父”，兵部尚书徐晞等谒见王振都是望风跪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