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称帝之后，改革全面展开。他愤怒声讨过去几十年的不公平，下令大地主将超过法定数量的田产分给农民，禁止土地和奴婢的买卖，稳定物价并提供低息贷款，削减官员的薪水，降低王侯的规格，实行盐、铁、酒类和铸铜的国营。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减少了宫廷的开支。

    这就是王莽的变法和改制。毫无疑问，他的动机应该是良善的，难怪有人称他为“最早的社会主义者”。

    然而结果怎么样呢？

    一败涂地。

    失败是必然的，因为根本就不切实际。且不说他得罪了多少既得利益者，也不说许多理想其实不过是幻想，单是货币改革就导致了经济混乱。王莽废除了通行已久的五铢钱，改为金、银、龟、贝、泉、布等货币，币种多达二十八个。结果农商俱损，经济萧条，民怨沸腾。

    老天爷也不帮他的忙，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走投无路的农民揭竿而起，不甘失败的旧族趁火打劫。两股力量加在一起，王莽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一个情商和智商看起来都很高的人，居然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做如此荒唐的事情，实在令人费解。因此直到现在，人们依然说不清他到底是改革家还是野心家，革命者还是伪君子，机灵鬼还是糊涂虫。

    但要说他是书呆子，则毋庸置疑。

    王莽的书生气比比皆是，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对改变制度的痴迷。班固就说，王莽以为只要确立制度，天下自然太平。因此一门心思制礼作乐，坐而论道，议而不决，置民生、诉讼、吏治等当务之急于不顾，岂能不败？

    其实就连这种说法，都抬举了王莽。实际上他的某些改革，与其说是改制，不如说是更名。比方说，把两位财政部长的官名改成神话人物的名字，负责朝廷财政的大司农叫羲和，负责宫廷财政的少府叫共工。

    这简直就是视政治如儿戏。

    看来，王莽根本就没有真正读懂孔子，也不知道什么叫正名。他书生气十足地以为只要改个名字，所有事情都会发生根本变化，他的理想也就能够实现。

    事实证明，王莽错了。

    实际上，制度固然重要，却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决定性的，更重要的是人与制度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这种制度是否符合国情和民意，二是这种制度是否符合文化传统，三是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否能够与之融为一体。合则成，不合则败。

    这一点，看看屋大维就知道。

    ☆、屋大维成功

    屋大维几乎天生就跟制度融为一体。

    实际上，屋大维做的事情比王莽严重得多。王莽只是换了个人当皇帝，屋大维却彻底改变了政体。从这个意义上讲，王莽只是篡位者，屋大维却是革命者。

    然而屋大维的结局却比王莽好得多。他不但成功地把共和变成了帝制，新政体居然还延续了五百年。

    这又是为什么？

    根本原因在时势，直接原因在方式。

    我们知道，王莽其实也是想革命的，只不过他要做的事情是恢复周制。但他哪里知道，秦皇汉武之后，周制的恢复已断无可能。因此王莽拿着一本《周礼》搞改革，在他自己是替天行道，在历史眼中就是倒行逆施。

    罗马的情况则相反，共和制度早已不再符合国情。因为按照这种制度，人民大会才是最高权力机关；而罗马的人民大会，在理论上是必须全体公民参加的。

    然而到恺撒的时代，共和国已经拥有十八行省。到公元前28年，也就是屋大维成为奥古斯都的前一年，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成年男子已经超过四百万。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人，怎么召开人民大会呢？

    唯一的办法是实行代议制，即由人民选举代表，由代表组成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可惜，这种制度很久以后才被发明出来，当时也没有这个灵感。事实上，代议制在英国首先产生，要到一千九百年以后。

    这个问题后来由屋大维的改革勉强得到解决，办法是异地投票。可惜，住在行省的罗马公民是否当真享受了这一权利，已无从查考。但即便十八行省都异地投票，以当时的通讯工具和交通条件，效率之低也可想而知。

    仅此一项，就得改制。

    何况还有战争。

    战争对于罗马极其重要。因为只有战争，才能让罗马成为霸权国家和世界首都，也才能让罗马公民获得财富和荣誉，并保持罗马社会的热情洋溢、生机勃勃和团结一致。对于这一点，人民和元老院都心知肚明。

    然而要战争，就得有独裁官。战争的时间如果越来越长（这几乎是必然的），独裁官的任期也就不能再是六个月。苏拉开无任期独裁官之先例，这是原因之一。

    独裁官没了任期，对执政官的权力限制（包括任期和人数），也就没有了意义。顶层（执政官）和基层（老百姓）都变了，只剩下元老院死撑着，也没意义。

    帝国制度，已是呼之欲出。

    即便如此，屋大维仍然小心翼翼。

    屋大维实在比王莽聪明得多，他很清楚有些东西是不能触动的。罗马人民已经做了五百年国家的主人，一旦突破他们的底线，死无葬身之地的就是自己。

    那么，哪些是不能有丝毫冒犯的？

    主权在民，共和政体。

    第一条是罗马建国以来就有的观念，而且一直贯穿到帝国灭亡。也就是说，罗马人始终认为，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才是最高统治者。唯其如此，他们的国家才会叫做spqr（元老院和罗马人民）。

    主权在民，是罗马人的生命线。

    共和政体则是他们的骄傲。罗马人从来就不喜欢民主政体，也瞧不起希腊。在他们看来，正是民主制度让希腊走向衰亡，雅典则充其量是一个反面教员。

    相反，罗马的共和政体却无比优越：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分别对应着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制度融为一体，既能集中优势，又能去其弊端，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好的吗？

    似乎没有。

    因此，屋大维必须极其尊重罗马人民的这份感情，也必须明确表示他只是一个受到委托的公务员，他的一切权力都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授予的。现在任务已经完成，请诸位收回权力，他什么都不要。

    或者说，只要一个称号：奥古斯都。

    奥古斯都不是国王，更不是皇帝，只是一个称号，甚至外号，意思是英明的和尊敬的，跟可爱的、幸运的、伟大的、战无不胜的等等，没什么区别。

    当然，他也没有皇冠。在戴克里先之前，所有的罗马皇帝都没有皇冠，也没有加冕仪式。屋大维的头上则只有公民冠，这是有战功的将士都可以戴的。

    元老院和罗马人民，都放心了。

    屋大维的这一系列动作，书呆子王莽肯定看不懂。准备做皇帝的人，怎么能只要虚名不要实权呢？

    其实这都是虚晃一枪。屋大维还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看似实权其实虚名。是啊，人民大会早已名不副实，元老院则在裁员以后又减少了会期。真正的决策机关和权力机关，是一个拉丁文缩写为cp的机构。

    这个机构的名字不好翻译，但性质很清楚。第一，它的权力与元老院相当；第二，没有休会期；第三，它是围绕元首建立的。因此，有人认为它相当于元老院的常委会，有人认为它相当于元首的顾问团，还有人认为它相当于中国明代的内阁、清代的军机处。

    屋大维的cp由二十一人组成，其中六个是屋大维的亲信，十五个来自元老院。这让元老院十分放心，因为他们的人占绝对多数。可惜他们没有想到，这十五个元老院委员是抽签产生的，哪里对付得了齐心协力的那六个？

    何况屋大维作为执政官，还有否决权。

    元老院被架空了，他们却还为屋大维鼓掌。

    屋大维却意犹未尽，他还要改革行省。按照屋大维的方案，行省被分成了四种：意大利是罗马本土，埃及是元首私属，剩下由元老院任命总督的叫元老院行省，由元首任命总督的则叫奥古斯都行省。元老院行省都是经济发达地区，奥古斯都行省则是欠发达地区。

    元老院非常满意，可惜他们又上当了。

    没错，屋大维拿到的都是穷山恶水，却同时也是边防前哨。其实这些行省贫穷，就因为在前线。是前线，就要调兵遣将。那么，谁来调遣？当然是屋大维，因为那是他的责任区。至于元老院行省，是不打仗的。所以，元老院也不需要兵权，全国的兵权只能集于屋大维一身。

    现在，屋大维还给元老院的权力，又都被元老院还了回来。而且，由于是元老院的授权，完全合法。

    屋大维革命成功。

    成功并不奇怪，因为他会曲线救国，因为他会暗度陈仓。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合法的，但每一步都导致了法律和制度的改变，加起来则会引起质的变化。

    时势让屋大维必然成功，方式则让他顺利成功。

    审时度势又顺势而为，这才叫高手。

    只不过，这种高超的政治技巧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并非屋大维的天赋，更非他所独有。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属于罗马人民。事实上，早在屋大维出生四百多年前，罗马人就已经学会了合法斗争，并因此而创造了他们独特的制度和文明，让我们叹为观止。

    那就来穿越一次吧！

    ☆、共和的精神

    公元前494年的某一天，准备集结部队迎战外敌的执政官突然发现，他的兵力少了许多。那些由平民组成的军团整队地撤离了罗马城，拒绝参加这场战争。

    这当然让人惊诧，却也事出有因。

    起因在社会的不公。当时的罗马社会由贵族和平民两大阶级组成，两个阶级之间等级森严，极不平等。贵族把持了城邦的政权，平民不能成为元老院议员，也不能与贵族通婚，跟元老院选举的执政官更是无缘。

    这实在欺人太甚。要知道，平民也是公民，公民有义务也有权利。义务是保家卫国，权利是参政议政。义务和权利是对等的，哪有只尽义务不给权利的道理？

    因此，要么拥有权利，要么不尽义务。

    然而这个合理要求却被贵族组成的元老院拒绝。交涉无果之后，平民决定一走了之。

    撤离罗马的平民来到一座山丘，宣布要在那里另建城邦，召开自己的人民大会，选举自己的执政官。是啊，既然不能享受同等国民待遇，那就各过各的好了。

    贵族们目瞪口呆。他们虽有能力治理城邦，却没有能力离开平民独自保卫它，只能妥协。

    妥协的结果，是平民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言人。

    这个代言人，叫保民官。

    保民官的设立妙不可言，他拥有的特权更让我们惊叹罗马人思维的缜密。为了防止打击报复，保民官享有执政官都没有的人身不可侵犯权。同时，为了确保平民的权益不受侵犯，保民官享有对政府决议的否决权。

    也就是说，只要保民官说一声“我反对”，元老院和执政官就只能干瞪眼。难怪恺撒和屋大维都要担任终身保民官了，他们要的就是这两项特权。

    此后，平民又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包括可以担任执政官、独裁官、监察官和大法官。退下来后，还可进入元老院。阶级壁垒被打破了，罗马成为全民的国家。

    平民可任大法官，是在公元前337年。六十多年后，罗马征服了意大利。再过三四十年，罗马打败了迦太基，建立起第一个海外行省西西里。蕞尔小邦罗马终于渡过了危机茁壮成长，因为他们学会了妥协，构建了和谐。

    因此，尽管罗马跟雅典、斯巴达一样也是城邦，还起步更晚，也尽管那两个城邦都曾称霸一时，却只有罗马脱颖而出，超越城邦变成大共和国，最后成为大帝国。

    这足以让罗马人骄傲。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从此有了一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罗马文明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

    这种精神就叫共和。

    所谓共和，就是不同族群、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和谐相处，共谋发展。这当然很难，许多文明就因为不能做到而崩溃。做到了这一点的，最早是中华，其次是罗马。唯其如此，中华和罗马才在公元前一二百年成为世界性文明。

    两大文明的共同特点是开放和包容，也都有强大的吸收能力和同化能力，这才形成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文明圈。只不过，这种海纳百川的精神和兼收并蓄的能力，在中华可能是一种胸怀，在罗马则是一种智慧。

    的确，历史上的罗马人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本事，能以最适当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为自己争取到最大的合法权益。在这种斗争中，他们绝不会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同时又能分毫不差地讨价还价。

    平民撤离运动，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实际上抗争的平民一开始就没打算把事情弄僵，因此他们没有选择揭竿而起或是投入敌营，而是退出战场。当然，在贵族做出双方均可接受的让步后，撤离的平民也立即回到了罗马，并很快就组建了参战的军团。

    这可真是有理，有利，有节。

    贵族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他们明智地放弃了自己的部分特权，以此作为平民同意合作的交换条件。当然，放弃是逐步的，撤离运动也有过多次，但结局总算不错。

    其实越到后来，贵族与平民的界限也越模糊。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也五世而斩。有的贵族会沦为贫民，有的平民会成为新贵。更重要的是，罗马人的共同体意识很强。如果需要一致对外，他们就会和衷共济。

    这就好办了，因为罗马从来不缺敌人。

    于是，平民和贵族终于携起手来，共同倡导和培养全体公民的民族自豪感，以及爱国主义精神。而且，随着罗马国际地位的提高，这种爱和自豪感还会更强烈。

    罗马人为什么能坚持共和制度五百年之久？

    这是原因之一。

    实际上罗马精神最精彩的一笔，就是制度设计和权力架构。要知道，构成罗马国家的人民、元老院和执政者（执政官、独裁官或奥古斯都）虽然号称三位一体，但这三位的政治利益和心理诉求却并不一体。人民要民主，元老院要尊贵，执政者则希望权力越多越好。

    这就只能讲价钱，好在他们很快就理顺了关系：人民授权但不决策，元老院决策但不行政，执政者行政但只有治权。主权是元老院和人民的，他们才是国家的主人。

    所以，即便在帝国时代，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权威至少也得在表面上维持。新皇帝登基，先得向元老院发表就职演说，然后再向市民演讲一次，还要前往神殿祈求诸神的保佑。完成这三个程序，他才是合法的皇帝。

    这样的罗马，已经非常接近现代文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