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带着曹云祥校长的聘书，到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王国维寓所，进了客厅，见到王国维，恭敬地三鞠躬，然后才说明来意。后来王国维对别人说：“原以为来者必是西服革履、握手对坐的少年，这样一看，不是那么一回事，才决定受聘”。

    清华教授的薪金很高，教授月薪大洋300至400圆，有特殊贡献者可达500圆，王国维、梁启超当然是最高者，月薪皆为500圆。1925年4月17日，王国维全家迁居清华园西院。3月间他给儿子写信说：“京寓已决计迁移，已于清华校内租定房屋两所。一所七间月租25圆；另一所五间月租19圆。拟家眷住七间，书房及男仆住五间。两屋相离近百步许，然已无他屋可租，只得暂时勉住。”

    王国维薪俸虽丰，但他家有子女8人，求学等费用就很可观，故生活仍不丰裕。

    坎坷加流离，王国维一生的生活有太多这样的不幸了。屋漏偏逢连夜雨，王国维的大儿子患伤寒，在“中西两医并误”之后终告不治，病逝于上海，年仅27岁。王潜明是王国维的原配莫氏所生，莫氏病逝后，王潜明对继母潘氏不怎么好，他妻子罗振玉的女儿罗曼华与婆婆之间也有摩擦，王国维平日只顾读书写作，对家事很少留心，身居其间，调解乏术。罗振玉一向视女儿为掌上明珠，听说爱女在王家受了委屈，心中不快，他认为婆媳之所以不和，都是因为王国维偏袒潘氏造成的。对此指责，王国维隐忍缄默，未置一辩。待到丧事完毕，罗振玉恼怒未消，于是负气携女儿返回天津，给王家一个老大的难堪。事情闹到这步田地，王国维生气地说：“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王国维将一些钱寄至天津罗家，作为儿媳的生活用度，罗振玉不肯收，退回来，王国维再寄，并写信给罗振玉，罗振玉仍旧把钱退回来，太扫人面子，王国维气得不行，便从书房中清理出大叠信件，撕碎后付之一炬。长子早丧，儿媳大归，老友中绝，经此变故，王国维伤心之至。

    王国维的灾星逼近了。这个灾星就是北伐军。1927年春夏之间，北伐军打到了河南、山东一带，北京的遗老遗少们感到惶恐，梁启超、王国维尤怕发生湖南那样摧残知识分子的事，因而忧心忡忡。清华园中也激起了反响，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不断谈及此事，惊呼共产党“真是无敌于天下”，“全成活地狱了”，他担心“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所以朋友们也多劝他早为避地之计，大概暑假以后就“不能再安居清华了”，“我大约必须亡命。”但他后来对蒋介石的残杀行为，也深表不满。王国维对这一切，也是忧心如焚。

    春天，北伐军进驻上海；3月，进军徐州，冯玉祥兵出潼关；5月中旬，河南山东告急，北京大恐，谣言四起，说北伐军，共产党来了难逃一死，连学者叶德辉在长沙不是也被杀掉了吗？

    王国维忧愤异常。5月30日，溥仪的侍臣金梁从天津跑来北京看望王国维，就是这种感觉。

    王国维痛感时局急变，事情无法做下去了；又担心天津的溥仪小朝廷，他曾极力劝说左右侍从恳请皇上快快搬迁，以防不测，但那些人居然不代为转告，王国维激愤得几乎要哭出来。

    金梁说了些安慰的话，说着说着忽然说到颐和园，王国维喟然长叹：“今日干净土，只有这一泓弯水了！”金梁回忆说，王国维这时已决心投湖自尽了。这离自杀仅三天。

    其实更早一点可能已下了决心。死前十天，王国维拿出去年秋天定稿的《观堂集林》补编目录，对门人赵万里说：“这是我近年来精心写出来的，幸好现在定稿了。日后刊印补编的时候，都可以依次编入。你有空的时候，要为我次第作副录。”赵万里后来才想到，这也是打定了死的主意。

    也就在6月1日这一天，清华研究院放暑假，师生们在工字厅开惜别会。姚名达记得当时情景，如在目前，心痛欲裂，不知此一惜别，竟成永诀也。姚名达说，餐前聚坐，众人谈笑不拘形迹。有向大家谈蒙古史料的，那就是王国维。共有四桌宴席，欢声沸腾。只是王先生那一桌，寂然无声，不知先生是有所感而不快乐吗？或者是这一席的同学们都不善辞令呢？但大家正畅谈别情，没顾得上这边冷清一角。宴席将尽时，梁任公先生忽然起立致辞，历称同学们成绩优秀，说是我院如果继续努力，则办成国学重镇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恭敬地听着，静安先生也点头，但不说话。

    散席了，王国维像平时那样，跟大家告别，并没有特别之处。竟没想到他此时是死别诸生，而这个宴会竟好像是促先生之死的。姚名达念师心切，不知该怎么怪罪自己才好。别后不久，他和同学朱广福、冯国瑞同游朗润园，往回走时经过两院，朱君忽然问：“王老师家在哪里？我竟没看过一眼！”名达说：“何不去拜方一下？”到了王国维书房，空无一人，仆人打电话去南院陈先生家，原来正在陈家，于是等了一会儿，王国维就回来了。几个学生提了好多问题，非常虚心，先生是言简意赅，回答精辟。这样谈了一个小时，晚饭都摆上桌了，才起身告辞，王国维把学生们一直送到庭中，这是他一向的惯例。

    到了晚上，又有谢国桢等人造访，问起阴阳五行说的起源，又论及某位日本人研究干支的得失。谈到时局的时候，王国维神色黯然，好像有避乱移居的想法。

    其实在白天开宴会时，学生卫聚贤曾劝王国维到山西去避难，王国维说：“没有书，怎么办？”可见移居避难的想法一直有，但死志基本抱定了。

    送走了谢国桢等人，王国维又回到书房批阅试卷。批完后，写好《遗书》，放在怀中，像平常一样安睡了。

    这不是好兆头。这种安睡是大事将出的信号，但一般人怎么能有此预感？

    有人就是这样：自杀多次未于是，都是因为亲友拦救；后来悄然自尽，谁都不知道。此前多次未成，易使人产生侥幸心理。

    1927年6月2日，这是清华学校放完暑假后的第二天，王国维八点钟去公事室，九点钟向湖南籍助教侯厚培商借二元银洋，对方无零钱，借给他五元纸币。十点钟左右，他雇用校中一洋车，前往颐和园，购一张六角门票，于是走进园子。6月初的颐和园，正是一片生机，万绿丛中，湖波荡漾，垂柳飘拂，山花照影。湖边乔木挺秀，灌木丛生。又有小桥流水，蜿蜒于山峦之间，柔情可人。在东堤和南湖岛之间，十七孔桥尽情舒展，静静地躺在湖面上休息。万寿山上，亭廊楼阁依山而立，错落有致，而智慧海雄踞万寿山顶，似有醍醐倒灌之势。颐和园与清华园同在西郊，王国维常到这座前清帝后的花园里舒舒眼，散散心，看看风景，想想事情，他以颐和园为题材为背景写过多首诗词，可以说，他对颐和园有很深的依恋。只是今天很奇怪，他并不留意景物，而是径直前往佛香阁排云殿附近的鱼藻轩，兀坐在石舫前，点燃纸烟，于烟雾袅袅腾腾间，陷入沉思。

    他在石船上坐了很久。

    他吸烟，不停地吸。他大概想起：这船造建已125年了，乾隆建造此船，取的是唐代魏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典故，乾隆偏要造一条大石船，稳如磐石，让“水不能覆”，然而大清还是灭了。其实这船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便毁于战火了，现在这艘是1893年重建的。乾隆大概没想到，水不能覆，火能烧之，就是石头也能烧成粉末。而且从根本上说，怎么知道火不是水？石不是木？

    王国维在大石船上吸烟，吸了很久。

    王国维来到湖边长廊迈步，抬头便见冠山杰阁，层层而上，但是这种感受，就未必有了。现在是“年年柳色，昆明诀别”了。

    排云殿下，紧临湖畔，有一鱼藻轩。

    王国维来到这里。轩顶这四个字可能正中他此时的心意，天下只剩下这一弯湖水还算干净，恰如一面“盘镜”，可以证得我心之净。

    十年前，张勋复辟，王国维说：“今日情势大变……结果恐不可言，北行诸公只有一死谢国，曲江之哀，猿鹤虫沙之痛，伤哉！”“末日必在今明，乘舆尚可无事，此次负责及受职诸公，如再觍颜南归，真所谓不值一文钱矣！”张勋复辟失败后，向外界宣称“志在必死”，王国维赞叹道：“三百年来，乃得此人，庶足饰此历史，余人亦无从得消息，此等人均须为之表彰，否则天理人道俱绝矣。”1924年，冯玉祥逼宫，溥仪危在旦夕，南书房行走王国维与罗振玉、柯劭忞即有同沉神武门御河的打算，后因形势缓和，逊帝溥仪脱险出走天津，他们才放弃自杀计划，留下性命，以图日后报效。王国维心想，当时死了，倒是好了。眼下，冯玉祥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他又将挥师出潼关，直取京城，一旦与南方的北伐军会合，必定危及流寓天津张园的逊帝。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君辱则臣死”，乃是古之遗训，今日惟有一死，别无选择。王国维早年精研德国哲学，当然还记得叔本华关于自杀的那段话：一般都会发现，只要生存的恐惧达到了一个地步，以致超过了死亡的恐惧，一个人就会结束他的生命。王国维忠于清室，忠于逊帝，自知复辟难成，大势已去，逊帝行将受辱，他的感情承受不住残酷现实的掊击，已经濒于绝望。他还有学问要研究，还有著作要撰写，还有弟子要栽培，还有妻儿要照顾，俗世的一切计虑，只能悉数抛开。他选择颐和园，不为别的，三天前他曾对好友金梁透过口风：“今日干净土，惟此一湾水耳！”

    以前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历历在目，于是王国维扔下快要燃尽的烟蒂，踱到昆明湖边，他不再迟疑，纵身跃入水中。一位园工正在距离他十余步远的地方打扫路面，看见有人投湖，立刻奔过去施救，前后不到两分钟，由于王国维头部插入淤泥，口鼻堵塞，遭到窒息，仓促间于是气绝。再说同来的车夫，他一直在园外静等，迟至午后三点多，仍不见王国维出园，他前去门房打听，才知一位拖辫子的老先生投湖自尽了，这一惊非同小可，他赶紧跑回清华学校报告噩耗。这时候天气闷热得很，阴云密布，雷声四起，像要下雨的样子。天公有忧，忧“人间”不幸。

    消息传了清华园。国学院人心浮动，尤为凄惶。看看时间已是晚间九点，大家忙乱已毕，收拾停当，曹云祥校长、梅贻琦教务长、国学院的教授学生及吴宓等三十余人，共乘了两辆汽车，往颐和园开去。路上经过朗润园，看见花木森森，各人心中抑郁难言。平日与王国维关系好的人，此时不免脑中泛起王国维的音容笑貌。天气闷热得很，大家都透不过气来。

    可悲的是，尽管清华校长曹云祥亲自出面交涉，但由于警局尚未验尸，不得移动。王国维湿漉漉的尸身上覆盖着一床芦席，芦席的四角镇以青砖，就这样，死者面目紫胀，四肢拳曲，仰卧在鱼藻轩中，足足横陈了二十多个小时，令人惨不忍睹。当时警方办事效率之低，由此可见一斑。法警验尸时，从衣袋中找到银洋四元四角，还有一份死者于自杀前一天草拟的遗嘱，遗书背面写明“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贞明是王国维的第三个儿子。纸面虽已湿透，字迹完好无损。全文如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蒿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丧事全由清华校方担负，而治丧委员会则由研究院同学成立。梁任公去外交部力争恤金，罗振玉则在天津代王国维拟写《遗折》递呈溥仪，以求加谥及赏赐。后人称此为“伪折”。

    溥仪读了此折，大为感动，便下了一道伪诏，谥王国维为“忠悫（音确，诚实也）”公，并赏赐银物若干。

    丧事颇为隆重，于6月16日在北京市下斜街全浙会馆举办了悼祭，共收得哀挽诗联几百幅。

    许多诗联中，都把王国维比为屈原。

    日本友人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等在日本京都袋中庵诵经追悼，神田喜一郎致悼词，并出刊《纪念册》，题名者60余人，几乎囊括了当时日本汉学家中全部名流。日本《艺文杂志》则推出特别追悼号。

    家属遵死者遗命，将他安葬于清华园东二里西柳村七间房之原。校长曹云祥为首数十人相送。

    之后，清华研究院开学，梁启超手持鲜花，率领研究院老学生，到王氏墓前拜奠，并发表著名的《墓前演说》，声泪俱下。

    梁任公盛赞王国维的气节和学术，认为他有伯夷叔齐的志气，代表了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不可以用欧洲人反对自杀的眼光去苛评乱解。学术上，王国维以“通方知类为宗”，不贪多，不昧全，看全部很清楚，做一部很猛勇；《观堂集林》，几乎篇篇有新发明，方法上最科学而合理；辨证最准确，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气象。

    至于自杀的原因，梁任公认为，那是因为三种矛盾性格合并在一起所造成的。第一，因为王国维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清楚；第二，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第三，有浓厚的感情，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

    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一途。

    王国维之死，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海内外学者，无论认识他或不认识他，都沉痛悼念，认为是中国学术界一大损失。许多报刊发表追悼专号或追悼诗文，有的学术团体设祭致悼，或捐赠恤金。法国巴黎大学教授伯希和走告巴黎东方学专家，发起向王氏家属捐赠薪俸的活动。德国汉堡大学中国文学教授颜复礼博士代表德国政府，聘王国维做“东方学术研究会”名誉会员，聘书还在途中，忽接讣告，又改拍唁电。

    两年后，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于王国维逝世二周年忌日，在清华园内树了一块纪念碑，由陈寅恪撰写碑文。

    关于他的死，后人已有不少评议了。生死事大，死亡问题是人人必定要关注的。殉清说，悲观厌世说，畏惧革命说，恐辱人格说，自亡其学术说，乃至罗振玉逼债说，等等，不断地在探讨，唯独逼债说最少倡和者，其主要原因，在于新材料的发现。所谓新材料，也就是王国维与罗振玉的通信。

    死者已逝，生者的种种臆测无法就证，可谓瞎子摸象，各得一偏。有道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王国维身在民国，心存清室，这是一个实际的矛盾，也是他精神痛苦的主要根源。

    王国维先生是死于一种文化。他在为“文化殉节”，为一个逝去的文化时代，他悲壮一跃。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人之求死乃内心最隐秘之事，正如王先生之女王东明所言，“这种心情只有当事人能体认出来，至于其他的猜测，我想都是多余的。”（台湾《中国时报》1987年5月9日）的确正如王女士所言，对于一个已经逝去的人来说，他的心迹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任何外在的猜测都是多余的，但是当这个人由于历史的机缘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时他的死因就非同小可，就不可避免的成了一个重大事件，非得要对世人做出一番交代。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造就了那么多的英雄和伟人。对于任何一个人物，我以为，都应该将他置于历史的天平上抛却由亲疏敌对形成的情感好恶以及时代拼凑起来的各种人为因素，争取把他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个案来处理，只有这样才可能更为客观、公正，也只有这样才可能更接近人物的本来面目从而揭开历史真相。

    当我们用梁任公先生的观点来推敲王国维先生死亡的前前后后时我们发现疑点重重。毫无疑问，最有可能证明王国维先生自杀死因的无疑是那份遗书了。然而唯一能证明死因的遗书却偏偏又是语焉不详。遗书没有一字一句提到了前朝或者逊帝。这样要说他是“殉节”，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另外，即使说王国维先生自沉是为了“殉节”，那他也应该是在清朝被推翻或者是溥仪皇帝被驱逐出宫时，而不可能是这个时候。这是其一。

    其二，王国维先生若果真是死于一种文化的话，他内心当是十分痛苦，而且这种痛苦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以一贯制的。如此强烈而持久的痛苦在他自沉前或自沉当时是不可能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的。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王国维先生的死却是出奇的“雍容淡雅”。据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姚名达等人的事后追记，王国维先生在“自沉”前至6月1日的言动比较“从容”：中午，研究院毕业诸生在清华学校工字厅公宴诸导师，梁启超致词，王国维则“雍容淡雅之态感人至深”，“席散与众作别如常，无异态”。下午，来到清华南院二号陈寅恪处，同往常一样与陈先生“闲聊”。晚饭前回寓，在书房内接待姚名达、朱广福、冯国瑞等本届毕业生，“博问而精答，相语竟一小时”。至晚餐，始送别诸生。晚饭后，又有本届毕业生刘节、谢国桢来寓，“问阴阳五行学说之起源”，予以解答，并谈“日本学者研究干支之得失”。惟谈及时局，“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也焉”。送别刘节等同学后，在书房内“阅试卷毕”，尔后起草临终《遗书》。起忠诚学业，可谓至死不变！当晚，“熟眠如常”。翌日（6月2日）早八时，至研究院“公事房”，“如平日无异”。9时许，向研究院秘书侯培厚借纸币5元，出“公事房”雇校中35号“洋车”赴颐和园。10时许，漫步至排云殿前鱼藻轩，兀立沉思，缓缓吸完卷烟一支。约11时，投昆明湖。

    其三，根据侯培厚先生叙述“先生今早八时即到校，命院中听差往其私第取诸君成绩稿本，且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即与以五元钞票一张，即出办公室。”作为一个打定主意要自绝于人世的人竟然在事前是如此的不露声色的平静。更令人奇怪的是，既然决定了要走这一步，却连走这一步的必须的物质条件——钱都没带，以至于开口向人借现洋二元。另外，倘若说决意要自杀的话，为何又让车夫在外稍稍等候？种种迹象表明，先生似乎根本就没有准备走这一步，而最终之所以走上这一步，似乎完全是因为一个偶然。特别是投湖的时间、地点，更好像是临时决定的。否则，以一个在北京呆了那么久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颐和园一张几角钱的门票，根本犯不上找别人借洋二元。如果是深思熟虑的话，他应该非常清楚在上午十点左右这样的时间段、颐和园昆明湖这样的地点自杀成功的几率是非常低的。他完全可以选择在夜间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自行了断，更犯不着在自杀前还得找人借钱以至于成为笑谈。

    基于以上这些理由，梁任公先生关于王国维之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那么，王国维自沉的真正原因又是怎样的呢？对此我个人的看法是：王国维的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其中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远虑也有近忧，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个人性格的缺陷。

    众所周知，研究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研究他的成长经历和人生思想。经历和思想弄清楚了，这个人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正是由于王国维独特的成长经历、悲观而不为人知的思想造就了他的悲剧人生。王国维在文章中曾不至一次的这样写到：“人日日居忧患，有忧患，而无希求解脱勇气，则天国与地狱，彼两失之。”关于人生王国维有一个著名论断——“钟摆论”：“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若痛与倦厌之间。”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在王国维看来，“生”即是“忧”。王国维终生都有一种人生的幻灭感。难怪他的女儿王东明曾说：“父亲一生是个悲观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诗有着孤寂之怆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王国维的儿子王慈明也认为王先生死于严重忧郁症。倘若说王东明与王慈明的说法属实的话，那么王国维的自杀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现代科学早已表明：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悲观忧郁之中，那么这个人就很可能会自杀。至此，王国维之死的全部真相水落石出——‘经此事变’为王氏自沉之外在因素，‘义无再辱’则说明了他自沉的内在因素。悲观厌世之思想是王国维自沉的远因，而生活颠沛形成的内心之痛苦是促使他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脱然无所恋念的内因。至于痛失爱子以及老友失和等事件那无疑是诱发自沉的直接原因和导火线。总之，王国维的死，是不能以俗眼观之的，他最终的自杀，当自杀于精神之寄托与慰藉的无可指望。换句话说，王国维之死，是死于人生之忧！

    王国维的猝然投湖自尽，确实令人震撼，令人不解，令人一时回不过神来，以致我们现在甚至还能触摸到王国维沉甸甸的手稿的温热，闻到这位天才词人口吐莲花般吟诵诗词的芬芳。

    这是一个贫弱国度的学人，试图在学业上效仿强国时，经历的一次惨重的、乃至决定性的失败。西方哲学家的深湛之思，创造之力，成为中国学人王国维的死因。这是一个民族最可怕的一种内伤。这个战场没有硝烟，却又最为壮观，最为残酷。心灵上一旦被击败，还愁肉体上的败退吗？不战而胜之法，于心战中表现得何等触目惊心！

    王国维身后揣测他死因者很多。中国古代只有两位大诗人自杀，一位是屈原，另一位就是王国维。直到今天，还有这样有趣的现象：王国维之死养活了许多的人，正如举家食粥的曹雪芹身后之作却喂肥了无数人。王国维泉下有知，亦当窃笑了罢？

    我们有理由期待，那些逆风飞去的失行孤雁们，将重新听到昔日比翼齐飞的雁群的召唤，在响彻云霄的鸿鸣中舒展长翅，归阵而来。

    第十四章 孙殿英：东陵盗宝败身名

    据《中国盗墓史》记载，中国历史有三次盗墓的高潮，其中最近的一次是在民国时期，孙殿英东陵盗宝给中国历史文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对人民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清东陵。

    清东陵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皇家陵园之一，清代的皇陵共有五处，三处在辽宁省，两处在河北省。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的马兰峪，北倚昌瑞山，南靠金星山，东邻倒仰山，西傍黄花山。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秀丽，是顺治皇帝亲选的陵地。

    位于河北省遵化境内的清东陵是中国现存规模最为宏大，体系最为完整，布局最为得体的帝王陵墓建筑群。占地78平方公里的15座陵寝，其中帝陵5座，后陵4座，妃园寝5座，公主园寝1座，埋葬着顺治（孝陵）、康熙（景陵）、乾隆（裕陵）、咸丰（定陵）、同治（惠陵）5个皇帝，15个皇后，137个妃子，4个公主。全陵区以第一帝顺治陵墓——孝陵为中心，其他陵墓依次分列两旁。东侧有顺治皇后孝东陵，康熙皇帝的景陵；西侧有乾隆皇帝的裕陵及裕妃园寝，咸丰皇帝的定陵及咸丰皇后的定东陵。此外，在东南部有同治皇帝的惠陵；在大红门外东侧有昭西陵。

    清东陵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北有昌瑞山做后靠如锦屏翠帐，南有金星山做朝如持芴朝揖，中间有影壁山做书案可凭可依，东有鹰飞倒仰山如青龙盘卧，西有黄花山似白虎雄踞，东西两条大河环绕夹流似两条玉带。群山环抱的堂局辽阔坦荡，雍容不迫，真可谓地臻全美，景物天成。

    清东陵的建筑恢宏、壮观、精美。580多座单体建筑组成的庞大古建筑群中，有中国现存面阔最宽的石牌坊，五间六柱十一楼的仿木结构巧夺天工；中国保存最完整的长6000多米的孝陵主神路，随山势起伏极富艺术感染力；乾隆裕陵地宫精美的佛教石雕令人叹为观止，被班禅大师赞誉为“不可多得的石雕艺术宝库”；慈禧陵三座贴金大殿，其装修之豪华举世罕见，“凤上龙下”石雕匠心独运，祭祀大典、垂帘听政表演场面宏大，真空再现历史原景。

    清东陵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每一座陵寝都记载着或辉煌或衰败的历史，每一座陵寝都传承着或动人或神秘的故事。入关第一帝顺治，开创康乾盛世的康熙大帝，文武兼备的十全老人乾隆，辅佐圣、世二祖的杰出女政治家孝庄文皇后，两度垂帘听政的慈安、慈禧，扑朔迷离的香妃，还有咸丰、同治……这些曾主宰过国家命运，在清王朝政治舞台上扮演极为重要角色的人物，如今都长眠于此。

    传说，大约在顺治7年的时候，摄政王多尔衮病死，顺治帝亲政。按照中国历代帝王的惯例，顺治在亲政的那年，开始派人寻找“万年吉壤”，但天不于人愿。人们常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在顺治皇帝一次带领群臣外出打猎的途中，他看中了一块宝地。

    那日，当顺治帝和一大群的大臣沿长城向东来到河北遵化县所辖的马兰峪镇一带凤台山时，顺治跃上了郁郁葱葱的凤台岭，举目四望之际，清朝顺治皇帝被眼前的景物迷住了：向北看，重峦叠嶂、群山蜿蜒；转身南望，真是山川壮美，景物天成。只见隆起的山脊在蓝天白云的掩映下若隐若现，犹如一条条天龙奔腾涌跃，呼啸长空，在天龙盘旋飞舞的中央，一块坦荡如砥的土地，蔚然深秀，生气盎然。东西两项各有一泓碧水，波光粼粼，缓缓流淌，形似一个完美无缺的金瓯。

    顺治在惊讶于这天造神赐的宝地后，大声说道：“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于是他来到一块向阳之地，翻身下马，在凤台岭上选择了一块向阳之地，十分虔诚地向苍天高山祷告一番，随后相中了一块风水相宜的地势，随后解下随身玉佩，系于全漆箭翎之上，弯弓满石，振臂一射，那箭便穿云度日，飞落于正面凤台山的山阜之前，入地足有一尺深。静默片刻，他庄重地向身旁群臣说：“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臣僚、术士们赶到山前，找来木锨在地上挖出一个磨盘大的圆坑，谓之“破土”。这个圆坑便是陵寝地宫“金井”的位置，待陵寝地宫修好后，将第一锨土放入“金井”之中，标志着皇帝死后依然拥有黄天厚土，并和他生前的大地永远血脉相连。

    当一切准备事宜完成后，顺治传谕，改凤台山为昌瑞山。臣僚们又找来一斛形木箱，盖在“破土”的位置，不再让它见到日、月、星光，同时委派人员在此日夜守护，以待动工兴建。顺治帝的眼光确有独到之处，这确是一块连后人都赞叹不已的风水宝地。

    1928年夏，在孙殿英盗陵窃宝案中所盗的两座墓葬中，一座是清朝乾隆皇帝的裕陵，一座是慈禧太后的东陵。

    然而，当时的动乱年代中，首犯孙殿英不仅逍遥法外，照旧领兵当官，而且日后步步高升，直至升到先遣总司令；所捕获的重犯谭温江也被保释出狱，继续当他的师长……这种反常现象正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孙殿英（1899—1947），名魁元，号殿英，马牧乡孙庄人。出身贫寒，自幼顽劣成性，年长不务正业，精于赌技，闯荡江湖，广结流氓恶棍、军警胥吏，开设赌局，贩卖毒品，坑骗钱财。人们大都叫他孙老殿。因其脸上出过天花，因而也把他叫做孙麻子。1889年正月，孙殿英诞生于河南永城县西扬楼村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民家庭。幼年丧父，母亲对他溺爱娇惯，自幼养成调皮捣蛋的性格。他十几岁时开始跟着当地流氓地痞鬼混，经常出入赌馆，很快成为一个闻名的赌棍。孙殿英凭他的聪明与毅力，练就了一身赌博的绝技，并养成了结交四方朋友的豪情。就在他22岁那年的一次聚赌中因警察围捕而入狱。在狱中，孙殿英由于受尽凌辱，加上绿林人物焦文典的劝说，决心弃赌从戎，成为他人生旅途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1913年，孙殿英入豫西张治公杆。后张招安为镇嵩军第二路标统，孙殿英跟该部张明当马弁，与张合伙挪用库银，走私贩毒，牟取暴利。不久，他见在豫西颇有影响的庙道会可以利用，掩护贩运鸦片，制造“红丸”，大发横财，购买枪支，纠集徒众，发展势力。1922年，孙殿英投靠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被委为机枪连连长，依仗丁的权势，大肆贩毒。

    之后，孙殿英趁第二次直奉战争豫西直军开赴前线之机，率部哗变，东窜洛阳，沿途抢劫，聚众数千，下辖十八路司令，自称“河南自治军”总司令。他向部下说：“跟我干吧！要截截皇纲，要日日娘娘，天塌下来我来顶。”

    孙殿英先后投靠镇嵩军憨玉昆任旅长和国民三军副军长。后又率部队投靠山东督办张宗昌，途经皖北亳州。因向该县长索要20万元军费未果，于是下令攻城，于是破亳州。亳州商贾被洗劫一空。他在亳州盘踞20余日，临走时架走肉票数百人。孙殿英与张宗昌会面后，深得张的赏识，被委任第五师师长。因在津浦线桑园一带袭击国民三军有功，受到张的嘉奖，为直鲁联军一名悍将。之后，孙殿英升为第十四军军长兼大名镇守使。年底，攻占汤阴、卫辉、淇县。翌年初，被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第三路军孙连仲击败，退往河北。后来，奉军和直鲁联军阻止不住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等军北进，全线败退。孙殿英摇身一变，通过种种卑劣的手段，将自己的部队发展成为一个流氓军事集团。后来，孙殿英率部与国民党作战，开始很有利，后来见形势不妙，便投降蒋介石，被任命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在河北遵化一带驻防。1928年夏，孙殿英率部驻扎蓟县马伸桥，这里与清东陵只有一山之隔。

    1928年正是军阀混战、国穷如洗、民不聊生的荒乱年月，不属国民党正规军的杂牌军孙殿英部，被蒋介石另眼相看，克扣孙殿英军队的粮饷。孙殿英军队的官兵已半年没有发饷，军心浮动，常有开小差的事情发生，孙殿英自己也明白，若上再不拨粮款，恐怕开小差的更多，甚至有哗变的危险。部队这一严峻的形势，迫使孙殿英不得不苦思“解药”。

    1928年7月8日，孙殿英在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崩皇陵也是革命，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为革命做出贡献的“正义”之举，并由冯养田宣布行动方案。至此，一场旷世罕见的盗宝事件，拉开了序幕。

    对于孙殿英来说，清室皇陵无疑是他垂涎已久的一块大肥肉。乾隆时期是满清最鼎盛的时期，慈禧太后则是满清掌权者中穷奢极欲者之一，所以，这些陵墓也以乾隆皇帝及慈禧太后的陵墓最为奢侈，里面放置了无数稀世珍宝。

    当年清室让位时，东陵不仅设有护陵人员，机构仍然承袭清制，而且还有旗兵、绿营兵驻陵守护，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承担陵寝一切事务。但是随着世事的变迁，东陵渐渐脱离清室的掌握，落入北洋军阀手中。护陵大臣名存实亡，常不在官署，不仅不能有效保护陵墓，反而串通他人，倒卖财物。于是，对东陵的破坏与日俱增，直至有人企图全面挖掘偷盗，大发横财。

    1928年春，原奉军收编之积匪马福田率部叛逃，直奔清东陵旁的马兰峪，蓄意长期挖坟盗宝。当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已进入河北地区，奉军北撤，而冀东一带散匪非常多，异常肆虐。在这种情况下，国民革命军派出孙殿英部前往剿抚。前往马兰峪的路途中，孙殿英不时可以看见上好的东陵殿宇木料被大量盗运。一打听，才知道这些木料只不过是东陵财宝的九牛一毛，而更多的财富深藏在地宫，看到这些，孙殿英不义之心顿起，正巧，有人向孙殿英报告了马福田部进驻马兰峪准备掘陵的消息。孙殿英一听，顿时喜出望外，认为天赐良机。马上命令第八师师长谭温江连夜率兵前往，赶跑了马福田。同时，为遮人耳目，他们到处张贴布告，声称部队要搞军事演习，开始有计划的盗墓行动。

    之后，孙殿英部以军事演习施放地雷为名，驱走全部守陵人员，封锁关隘，实行戒严，盗墓之前，孙殿英先致函遵化县知事，以筹粮为由，雇了骡马车30辆，如此，便为转运盗墓财物铺平了道路。由于封锁严密，所以外界虽有传闻，却不明真相。在动手盗陵的第三天，谭温江前往北平晋谒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打探风头，一见风平浪静，次日马上返回东陵，放手盗掘。整个盗墓活动充满了罪恶与贪婪。

    当年留下的照片表明：起初，匪兵们并不知道地宫入口，而是遍地开挖，宝顶上、配殿外、明楼里都留下了他们挖掘的痕迹。但是盗墓过程并没有他们预想的那么顺利，首先开赴东陵是孙殿英的心腹谭温江和旅长韩大保。他们奉命首先开掘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工兵营在陵寝各处连续挖了两天两夜找不到地宫入口。孙殿英十分着急，就派人把当地地保找来。地保是个40多岁的小地主，听说是要为盗皇陵当“参谋”，顿时吓得脸色蜡黄，两腿直打颤，但又惹不起这个军长，只好说：“陵寝面积这么大，我也不知道入墓穴的具体位置，还是找几个附近的老旗人问问吧！”这话提醒了孙殿英，他立即派人找来五六个老旗人。可这些老人也不知道地宫入口，孙殿英以为他们是不肯说出秘密，开始还好言哄劝，渐渐失去耐心，就用鞭子抽、烙铁烙。老人哪经得起这折腾，不到半天工夫就死去两个，有一个实在受不了孙殿英的折磨，就说离此地10多公里有个张石匠，曾参加修筑陵墓，兴许还能记得进地宫的位置。

    我们都知道，历朝历代的皇帝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地宫入口，修筑皇陵最后一道工程：隧道的匠工，往往都被处死。那么，这个张石匠又是怎么逃离虎口，独自生存下来的呢？这里面有一段奇事。

    原来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救了他的命。当时慈禧入葬时，在工匠中挑出81人留下最后封闭墓道，并告诉石匠们可以从另一事先挖好的隧洞出去。工匠们心里明白得很，这只不过是历朝沿袭下来的骗局，既然被留下了，就别想活着出去。当时这个张石匠已40多岁了，几天前听乡里人带信，说他老婆给他生了个大胖儿子，可把他喜坏了，现在要他留下来，连儿子也没看一眼就死去，心里不是个滋味。他在搬动石头时走神，脚下一滑，一块大石头砸在身上，当场就昏过去了。当时正忙碌中的监工以为他死了，怕玷污了金券（即寝宫），便叫人拖出去扔到荒山坡。张石匠醒来时发现自己不在陵墓工地，又惊又喜地拼命跑回家，这样才算捡了一条命。

    从老旗人口里孙殿英知道了这个天大的秘密，于是迫不及待地去找张石匠。半夜的时候，突然几个军人把张石匠五花大绑到东陵，他稀里糊涂的也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孙殿英笑咪咪地说：“进入慈禧寝宫的墓道入口，请指点一下。指点完了我就送你回家。”张石匠恍然大悟了，吓得浑身直哆嗦，瘫在了地上。张石匠心想：这种出卖祖宗的事，我怎么能做出？孙殿英使尽了浑身解数，张石匠还是一言不发。这时候孙殿英火了，吩咐手下搬来刑具准备用刑。这时候又仔细想了又想，张石匠这么老了肯定是经不住用刑，突然死了，我哪儿去找墓道入口？于是没有上刑。但是此时另外一个主意立刻闪现在孙殿英眼前，然后很豪爽地说：“你不说，对吧？那跟你我就不客气了。来人，把他儿子给我拿下。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的命值钱！”这话还没有说完，张石匠脸色立马就变了，于是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石匠带引着他们，很快便找到了墓道口，但是多层花岗石把道口堵得严严的，石头与石头之间又用桐油糯米石灰浆粘固，可谓是天衣无缝，比自然山石还难开凿。工兵营长吩咐属下弄来几桶硝镪水，本想利用侵蚀的方法打开石障，但是根本没有用。快半夜的时候，掘墓的官兵累得是腰酸背疼、汗流浃背的，一个个都瘫在地上。孙殿英一看这种情形，急了，于是想了一个馊主意，干脆叫部下运来炸药，牵上导火索。只听几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慈禧陵墓的墓道被炸开一个大窟窿，刹时一股股阴霉气从墓里窜出，吓得官兵面如土色，直往后退。于是孙殿英下令命谭温江带一排士兵堵在墓道口，谁敢逃跑就打死谁。

    当官兵们怯生生地进入地宫的时候，一件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生了。进入了地宫，西太后慈禧的棺椁出现在大家的面前。突然只听一声令下，地宫中霎时响起镐头利斧的撞击和刺刀的沙沙声响。

    我们都知道，棺材，亦称灵柩、寿棺、棺椁，棺是装敛死尸的葬具，椁是棺材外之套棺。棺材可以由不同的物料制造，最常见的以木制造。亦有以铜、石等制造的棺材。清代棺木分两层，外层称椁，里面那层才称之为棺。这外椁是用一种名贵的金丝楠木制成，属樟科，木料产自川、广、云、贵的原始密林，质地坚硬，耐腐蚀且有香味，而且树直节少，纹理顺而不易变形。外椁金丝楠木外面，还漆有49道漆。再抹金漆，内棺再由喇嘛用藏文书写四天王经咒于上，用以佑护亡灵。可惜这光芒四射的金漆外椁，竞被匪徒刀砍斧劈得七零八落。他们将碎椁木搬开，此时出现一具红漆滇金的内棺。匪官怕用刀斧劈砍损伤棺内宝物，所以严令匪兵小心谨慎地用刀撬开内棺。突然，木棺中传出巨大响动，整个棺盖蹦起老高，不一会儿，一阵凄冷冰凉的阴风黑雾窜出棺外，直向兵士们的面部扑来，每个人的脸上都像被重重地击了一把石灰，痛疼难耐又涕泪俱下，眼前一片漆黑，头脑一阵晕眩。就在这个瞬间，众人抽刀弃斧向后滚爬而去，蹦起的棺盖又“咣”地一声回到了原位。

    突然看到这种事发生，连孙殿英都在颤颤发抖，可自己却不觉得惊慌。此时，谭温江手下两个胆子特别大的人：颛孙子瑜、刘副官，只见他们各自端着大张机头的手枪，站在地宫出口，命令所有持枪的士兵都将枪口对准眼前的木棺，呈扇形慢慢包抄过来。同时严厉规定，一旦出现慈禧诈尸伤人的不测之象，先以刺刀相拼，奋力搏击。万一慈禧尸身刀枪不入，刺刀拼杀无效，当开枪射击，若射击无效，则且战且退，直至退出地宫，由机枪封锁地宫出口。

    兵士们举枪将木棺围住。刘副官朝木棺详细观察了半天，觉得这样冒失地开棺有些不妥当，于是派人到地宫外搬来两挺机枪架在地宫后室的出口处，枪口对准木棺中心部位，并告诉机枪手，只要兵士们一退却，两架机枪同时开火、射杀。在所有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命兵士重新开棺。很快，棺盖被撬开了，士兵们慢慢将其移到地下。由于先前的气体已经跑完，棺材中再也没有阴风黑雾冲出，代替其的却是一股浓重的霉臭气味。棺中的尸骨和珍宝被一层薄薄的梓木“七星板”（七星板，古代棺中所用垫尸之板。）覆盖，上面用金线金箔勾勒成一行行的经文、墓志及菩萨真身相。掀开“七星板”，下面露出了一层柔和光亮的网珠被，当兵士挑出网珠被时，棺内射出无数道光芒，这光芒呈现各种颜色，交替混合着射向地宫。整个地宫波光闪烁，就像秋后西天瑰丽的彩虹，耀眼夺目，灿烂辉煌。黑暗阴冷的地宫后室如同白昼般光亮起来。这时候，只见一个形同鲜活的女人，身穿华贵富丽的寿衣，头戴九龙戏珠的凤冠，凤冠之上顶着一株翡翠青梗金肋大荷叶，足下踩着翠玉碧玺大莲花，静静地仰躺在五光十色的奇珍异宝之中。那长约二尺的玉枕放着绿色彩光，金丝九龙凤冠上一颗重约四两有余的宝珠，金光闪烁，流耀含英。整个棺内如同旭日初照中的大海，碧波荡漾，碎光叠起。那个女人如同在金光烁动的海洋之上，青丝如墨，颧额隆茸，双目微合，面庞如生，如同花间仙子蓬莱俏女般美丽动人。但这种神奇的美貌转瞬即逝，随着外部空气的突然进入，那看似鲜活的身体如同冷水泼于沙滩一样，收缩塌陷下去，粉红色的脸庞由红变白，由白变紫，由紫变黑，微合的双目渐渐张开，额骨突现而出，那双由于霉变而生有一寸多长白毛的手，随着整个尸体的塌陷猛地收缩起来，紧闭的嘴唇在荡动中分裂开来，两排牙齿鳌然露出……

    这时候，大家觉得貌似诈尸，开始慌乱起来。于是两名机枪手见众士兵叫喊着蜂拥而来，一时摸不清头脑，在惊恐混乱中扔下机枪也向后逃奔而去。

    颛孙子瑜一边撤退，一边握紧张大机头的手枪对准棺木，还让官兵们赶紧压棺镇邪。颛孙子瑜挥动手枪，吩咐手下用刺刀给抵住。此时兵士们紧张的心情有些缓和，十几个人先后端着大枪向棺木冲来，十几支枪杆刺刀加叠相压，死死地架在棺木之上。整个棺木之上枪杆林立，刀光闪耀，黑洞洞的枪口伴着几十只血红的眼睛，对准慈禧的尸体一动不动。

    之后，一道深蓝色的光芒从慈禧的嘴里疾射而出。这道蓝色光芒的突然喷射，惊得所有的人都向后连退数步。

    孙殿英望着慈禧那张开的嘴和从嘴里射出的蓝光，极为恐惧与迷惑。

    过了一会儿，他们瞪着眼睛冲慈禧张开的嘴巴望了片刻，才发现是一颗夜明珠！

    这时候，只见一颗硕大的圆珠在慈禧口中若隐若现。他们觉得这个就是曾经听说过一种宝物，能生寒防暑。假如死者将此珠含在嘴里，尸体便永不腐烂，千年鲜活如新。

    “这样好的东西怎能让老妖婆占用。刘副官，给我将这个珠子抠出来。”谭温江下着命令。

    于是刘副官来到尸体的头前，蹲下身，伸出手指插入慈禧的嘴中。刘副官本想这夜明珠会一抠即出，谁知这珠子光滑异常，像舍不得离开伴了二十多年的主人，“滋”地一声钻进了慈禧的咽喉，刘副官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未能抠将出来。这时，围观的众人急了，刘副官更急了，他抬头瞪着腥红的眼睛，让身边的士兵去给他取一把刀来。

    一把明亮的刺刀很快递了过来，刘副官握刀在手，将刀尖捅入慈禧的口中，然后分别向左、向右狠劲地切割。很快，慈禧嘴角两边被割开了两道伸到脖根的大口子。当这一切做完之后，刘副官又令身边的亲兵将慈禧尸体的上都端起来，安放到一直躺在地下哼哼唧唧的显然是神经高度错乱的兵士背上。慈禧的身子半趴着，头低垂，脸朝侧下，刘副官左手踩住慈禧的头发，右手猛力在她的脖颈处捶击了几下，只听一声响动，鸡蛋大的夜明珠滚动而出，蓝绿色的光唰地映亮了每一个围观者的脸，地宫顿时明亮了许多。包括慈禧那被称为无价之宝的十八颗珍珠手串和含在慈禧口中的一枚鸡蛋大的夜明珠在内的大宗珍宝被尽数劫掠。

    就在潭温江部挖掘慈禧陵时，柴云升部也正在全力寻找乾隆裕陵的地宫入口。最倒霉的是丁孛庭部，景陵不管怎么挖都碰到水，只好收工。孙殿英决定舍弃景陵，让丁庭协同柴云升共同挖掘裕陵，以速战速决。最累的是柴云升，挖了半天连个墙皮也没碰到，最后还是借助了谭的经验才打开了墓道，结果又碰到地下水，抽水也费了半天劲。有挖慈禧墓的经验，乾隆墓没有费多大的劲就挖开了。乾隆墓中的隧道墓室全用汉白玉砌成，也有石门四进，全是汉白玉雕制。寝宫为八角形，有故宫里的中和殿那么大。上为圆顶，塑着九条金龙，闪闪发光。乾隆的棺椁用茵陈木制成，安放在一个八角井的上边。据史书记载，乾隆墓的营建费用为300万两白银。两座墓中的殉葬器物，除金银元宝和明器外，都是罕见的珍宝。几具帝后的棺椁均被利斧劈成碎块，无数的商周铜鼎，汉玉浮屠，宋瓷瓶壶，金质佛像，连同大宗的玉石、象牙、珊瑚雕刻的文玩、古董、名帖字画、古书纸扇等均被抢的抢、扔的扔。

    慈禧地宫的随葬品分生前和死后两类，《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中，记载了从光绪5年3月25日（1879年4月16日）至光绪34年10月15日（1908年11月8日）慈禧生前在地宫中安放的宝物，计有金花扁镯、红碧瑶豆、金镶执壶、金佛、珊瑚佛头塔等150余件（各件宝物上的正珠、东珠、米珠络缨达数千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