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要干大集体，时间是很有限的，李长树在红薯窖里打擂臼主要在晚上。每天都要干到夜里两三点，平均两天就能打一个擂臼。

    民兵排长李石头孩子多，女人申贵银和孩子们睡在床上，他在西捎间垒个地铺。这几天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弄得他神魂颠倒，彻夜难眠。这个声音一躺下就在他耳边响起来：“嗵，嗵，嗵……”闷闷的，很遥远，又很贴近，好像就在他的地铺底下，又好像就在他的脑壳子里。可是等他坐起来要仔细听的时候，却又听不见了。一躺下，就又响起来。他也弄不清这声音是从什么时候响起的，也许很久了，从前没注意。他仔细辨别声音的方向，可是辨别不出来，这声音好像是没有方向的，是故意来捉弄他的。他就有点气，有点烦，“呼”地坐起来，穿衣，到墙上摘七九式步枪，到床头去拿战备手电。他背着枪握着手电筒在村子里转来转去，寻找那个声音。可是整个怪屯一片死寂，他找不到那个声音。他回家，脱衣重新入睡。脑袋刚一挨着枕头，那声音又立刻钻进他的脑袋里。明明有个声音，为什么找不到呢？这声音又烦人又引诱人，撩拨着他，耍弄着他，不想听，却又忍不住去听，一听就烦躁不安，就心急火燎。他就失眠了。

    李石头失眠了一个月，李长树在红薯窖里打了10个擂臼。

    李长树的擂臼并不是他亲自卖的。他有个表姐在安铺街上的一个土产门市部里当主任。他把擂臼送到土产门市部里，一只收两元，给他表姐留0.4元利钱。到李石头发现他的秘密，他一共出手了4个擂臼，获利8元。

    李长树每打好两个擂臼送一次货。送的办法是用麻绳拴着擂臼的细腰，用短棍一头一个挑着。送时都是起早动身，天明上工前就赶回来，神不知鬼不觉。

    不巧的是，这几天李石头在公社搞民兵春训。这天他出早操，在镇上的街筒子里一二一。正跑着，就看见李长树挑两个擂臼迎面走来，看见跑操队伍，就向黑影里踅去。但石头已经看见他了，并且心里猛一激灵，立马就把导致他失眠的那个声音的秘密破解了。他妈那个逼！叫老子一个多月睡不好觉！

    春训结束那天晚上，李石头回到家里，躺到地铺上，等待着那个声音。夜深人静以后，那个声音就又响起来了。他趿拉上鞋，挎上七九式步枪，拿上长电筒（也是公社武装部配备的）。他先喊上另一个民兵喜娃，然后两人来到李长树门外。他让喜娃喊门，说是今晚有暴雨，公社通知壮劳力都到西湾水库去防汛。他自己趴到院墙头上往里边观察动静。喊了半天，吴秋云答应了，说听见了，知道了，我喊长树，他睡得死，打雷也震不醒。喜娃说，那我们先走了，你叫他快点儿。一会儿，北屋的门悄悄开了，走出吴秋云。吴秋云走到西院墙根儿的红薯窖口，跺了两下脚，然后就悄悄地进了屋。李石头看见红薯窖口上的磨扇动了起来，一磨一磨的，大地上就磨出一个黑窟窿。突然，黑窟窿里就长出一颗人头。这时，李石头一下子摁亮了战备手电，强烈的光柱就像一把利剑似的，向那颗刚从大地上长出来的脑袋削去。那个脑袋惨叫了一声，就像被削掉了一般不见了——李长树“扑通”一声又掉进了红薯窖里。

    等李石头和喜娃将大门撞开进到院子里时，李长树已经从窖里爬上来了，不过他的腿刚才被摔伤了，一瘸一瘸的。

    李石头说：“咋啦长树哥？深更半夜的下窖拾红薯？”

    李长树看瞒不过去，就老实地说了：“石头，我妈有病，我挤空儿打俩擂臼，换几个钱抓药。”

    李石头说：“长树哥，你藏在红薯窖里打擂臼啊？不会吧？喜娃你下去看看。”

    石头是想把事情坐实了。他打着手电，让喜娃下去。喜娃立即回报说：“真的石头叔！已经打好两个了。”

    石头说：“真的呀？长树哥，你呀！现在啥形势？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哩，连我想挖点儿仙人脚卖卖都不敢啊。这可是政治问题呀！你怎么不长眼，硬往钉子上碰呢？”

    李长树“扑通”一声给石头跪下了：“石头兄弟呀，喜娃您俩可要高抬贵手哇！你看，我白天在副业队也没少干活，别人两天打一个擂臼，我3天打两个，比别人还干得多呀……”

    李石头说：“哎呀我的哥呀！你好傻呀！刘少奇半个江山都是他打的，功劳不比你大？可是他长了资本主义尾巴，毛主席就不割他了？”

    李长树一下子哭了。

    回家的路上，喜娃说：“石头叔，一个李字掰不开，我看这事咱就睁只眼闭只眼，装作不知道算了吧。”

    李石头呻吟不语。

    喜娃又说：“擂臼又没卖到台湾去，又没卖到美国去，增加的还是咱中国的财富，打叫他打去。”

    李石头这才接话道：“我也是这样想啊。多喂俩鸡，多养两头猪，卖的钱咱贫下中农花了，鸡蛋和肉叫工人老大哥吃了，咋就成了资本主义尾巴了呢？可是长树这不一样啊，长树是地主，咱睁只眼闭只眼可是阶级立场问题呀，叫上级知道了，咱俩可都是包庇阶级敌人，戴顶坏分子帽子，几辈子都翻不了身。”

    喜娃就不吭了。

    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公社武装部长亲自带着一排基干民兵，先到升龙崖石工队把李长树抓起来，押回村上，让李长树自己下到红薯窖里，把已经打好的两个擂臼抱上来。他妈的，藏到红薯窖里打擂臼，搞资本主义，真够典型啊！还是个地主！李长树不住求饶，我是夜里挤空儿干啊，我没耽误干社会主义啊，我白天在副业队没少干活呀，别人两天打一个，我3天打两个呀……个狗地主！还理直气壮呢！民兵队伍里掺杂有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人，宣传队里有胡琴，胡琴上有丝弦。他们把宣传毛泽东思想用的丝弦解了，一头拴一个擂臼，挎到李长树脖子上。先拉到石工队里开批判会，然后游乡。全公社16个生产大队，213个生产小队，挨个游。他妈的，太典型了！

    但是，批斗会后，只游了14个生产小队，就游不成了。那胡琴上的丝弦太细，勒在李长树的脖子里，很快就勒进肉里去了。鲜血顺着丝弦往下流，流到擂臼上，清白色的擂臼被染成两个血葫芦。两只擂臼一共32斤，李长树的腿又拐着，走路上下一耸一耸的，那丝弦就越勒越深，勒进颈椎，直至勒断了中枢神经，他的脖子像被刀砍断了，一头栽在地上，再也没爬起来。

    吴秋云接到儿子的死讯后，没有哭，一滴儿眼泪也没掉，她怀里揣把剪子，来到儿子尸体旁边，一剪子插进自己的胸口。

    当天夜里，李石头就听不到“嗵嗵”的声音了。他想着以后可不会失眠了。可是，他却听到了另一种声音。也是在后半夜的时候，他正要混沌过去，突然听见厨房里的擂臼“叮叮当当”地响起来。他好恼，大声呵斥道：“申贵银！深更半夜，你捣蒜汁儿弄球哩！”

    申贵银在东头屋里睡，也生气道：“谁捣蒜汁儿了？我还以为是你捣的哩！”

    在他们争吵的时候，擂臼不响了。可是等他们刚要入睡，擂臼就又“叮叮当当”响起来。

    如是几次，闹得一夜睡不成觉。申贵银骂道：“死猪！你起来瞅瞅是怎么回事儿不中？”

    李石头就起来，推开厨房的门，摁亮了战备手电筒。他照见擂臼在案板的里边好好地放着，擂臼锤静静地斜躺在擂臼里。一切都很正常，没见老鼠，也没见黄鼠狼。再说了，老鼠和黄鼠狼能把石头擂臼锤拿起来吗？会“梆当梆当”地捣蒜吗？

    李石头就又回屋睡了。可是刚躺下，擂臼又响起来。他真的生气了，就穿好衣服，把堂屋的一个破藤椅提上，走进厨房，点亮煤油灯，把藤椅往厨房中央一放，他往藤椅上一坐，奶奶的！我非看看你鳖孙是咋响的不中！

    他盯着擂臼看。看了半个时辰，有点儿乏，眼睫毛直往一起粘。就在这半朦胧中，他看见斜躺在擂臼里的擂臼锤慢慢直了起来，然后就在擂臼里一上一下地杵，就像有一只人手握着似的，杵得十分有力。李石头头皮发炸，一下子从藤椅上出溜下来，跪在地上说：“长树哥！你别吓我啊！我知道你死的屈，可那不怨我呀，那是毛主席的政策啊！饶了我吧长树哥……”

    那擂臼锤就从擂臼里跳出来，愤愤地摔到案板上。

    第二年春天，有一天中午，李石头说要吃捞面条。申贵银说你捣蒜汁儿吧。石头说行。石头就在案板上“叮叮当当”地捣蒜汁儿。捣了很久，申贵银问：“捣好了吗？”他说没有。“死猪！干个活难死啦！”申贵银骂着就走到案板前。她想夺过擂臼锤自己捣的，可是一看大惊失色：丈夫哪是在捣蒜？他是在捣自己的指头，把左手的五个指头摁在擂臼里，捣得稀烂，一擂臼血汁子。

    事后人们算算，那天是李长树的周年忌日。

    在李长树第二个周年忌日那天，也就是1973年4月13号中午，申贵银正喂猪，突然听见丈夫在厨房里大叫：“擂臼锤打我！擂臼锤打我！”申贵银赶忙去看，只见李石头拿着擂臼锤在砸自己的脑袋，已经砸出好几个窟窿，血流如注。申贵银叫着：“快扔了！快扔了！你怎么自己打自己？”李石头说：“我扔不掉，我扔不掉！快拉住擂臼锤呀！”

    申贵银就捉住丈夫的手，使劲去掰他的指头，想把擂臼锤夺过来。但她怎样用劲也夺不掉。丈夫一面高喊救命，一面却又竭力抗拒救援，挥舞着擂臼锤，照自己的太阳穴上猛砸，仿佛他的胳膊是另外一个人的。

    就这样，李石头竟被擂臼锤打死了。

    第九章   黑白二士

    怪屯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律：一年不死人便罢，若死，则必定要死两个，而且这两个人的死法基本相近。怪屯人把这总结为“走双不走单”。譬如寿星老头李二槐秋天病死了，到了冬天娄庆也病死了；又譬如李石头春天用擂臼锤将自己打死了，到了秋天李喜娃儿的爹与儿媳妇生气就也自杀了。因此，每当死了第一个人时，全村人便都心中慌慌，猜想着，计算着，下一个轮到谁呢？会不会轮到自己的家人？或者干脆就轮到了自己头上？但人的死是没一点规律的，往往不该死的人，突然就死了，而该死的人，却偏偏活着。就譬如李二槐老头，活了126岁，这中间有多少次，人们都算着可要轮到他了，可他就是不死，死的却都是比他小几十岁的年轻人。

    李长树母子俩死后，全村人都舒了一口气，说走双不走单嘛，一次就死了两个，今年阎王爷的收购任务完成了，不用再担心下半年再死谁的问题了。但是到了冬天的时候，李世通母子俩就死了，也是自杀。这时怪屯的人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们领会错了“走双不走单”的意思，把换算单位搞错了，阎王爷的换算单位是“次”，而不是“个”；也就是说，怪屯一年要死两次人，而不是两个人。

    李世通母子死得很不值的。

    李世通的父亲也是长字辈，叫李长厚，是国民党85军的上校政工处长，淮海战役起义，解放后定居武汉，1954年病死。李世通的母亲叫吕衡，浙江绍兴人。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段时间横扫牛鬼蛇神，住在大城市的有历史问题的人及其家属，都被当成牛鬼蛇神扫回原籍。李世通母子就是那时被武汉红卫兵给押回了怪屯。李世通时年12岁，小学还没毕业，自此辍学。

    母子俩过得很本分，很谨慎，村上人待他们也无甚不好。母亲学会了纺棉花，甩连枷，插秧，打棉杈；儿子也学会了割草，放牛，打坷垃。

    娘俩死在了儿子的聪明上。

    李世通瘦瘦筋筋，头大，眼大，两条腿瘦得像麻秆，外星人一般。他整天不语，两眼望着苍穹，一望就是半天，好像在遥望宇宙深处的故乡。他虽然只是小学文化程度，可是竟用马蹄铁和铜丝做了一个小发电机，安装在母亲纺花车的锭子上，纺车一转，小灯泡就亮了。这让全村的人又惊奇，又羡慕，又嫉妒。那时，连公社所在地安铺街上还没有用电，公社领导晚上干革命点蜡烛，开大会点汽灯。乡下都点煤油灯，有的点大麻籽。又懒又没钱的，只好摸瞎。白天忙，纺棉花都放在晚上。续花捻是必须要用灯照着的。可是，大部分人家点不起油灯，就在车子怀里插一根灰麻秆，靠着微弱得不能再微弱的亮光，来完成人类文明延续发展必不可少的、极其精细的一道工序。

    可是，这个伪军官的老婆却用起了电灯，照得满屋子都亮堂堂的！这个黑崽子娃儿，能死了，长大得了？！

    村上的人想是这么想，但毕竟是一李家，并没人要处心整治他娘俩。只是这事作为奇闻传到了大队里，大队革委会主任谷保堂便无法容忍这种对贫下中农的优越感，决定灭一下这个伪军官家属的威风，砸了他家的电灯，再拉到大队批斗两场。罪名是腐化堕落，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有什么呢？又不是他们一家挨过斗争。可那老乞婆竟想不开，说大城市里家家户户都点电灯，一只灯泡60瓦，甚至100瓦，怎么到了怪屯点一支0.6瓦的灯泡就有罪了？她一气，竟当场倒地，再也没有起来。李世通与母亲相依为命，平常就性格孤僻、压抑，当天夜里竟也抱着母亲的尸体，割腕自杀。

    那个时候，死个把人不算什么奇事，连刘少奇、罗瑞卿都死了，这有什么奇的？奇的是李世通家养的一只猫和一只狗。

    猫是白猫，叫小白，狗是黑狗，叫大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