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他放暑假，早就过府来看望过他们，还陪着芽芽和龙生玩了好一阵子，对奉九要在新学期接着去燕大读研究生也表示了赞赏。

    只见一向沉稳得不像个年轻人的鸿司大踏步地进了客厅，冷峻的眼鄙夷地直直望向宁铮。宁铮则还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回望，宁铖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这位二哥一向不精于言辞，此时更是不知说什么好。

    奉九看着鸿司一起一伏的胸膛和翕张的鼻翼——自结识以来，她还从未见过鸿司有如此激烈的表情。

    他身上穿着一件米色风衣，此时他沉着脸把风衣一脱，也不言语，僵硬着肩膀转过身去，奉九和宁铮立刻同时看到了他的白衬衫后面，被写上了几个墨汁淋漓的大字：“不抵抗将军之侄”。

    奉九扭头看了宁铮一眼，马上伸手轻轻地按在他的手背上，眼神里充满了担忧。

    宁铮死死地盯着这几个充满了愤怒的大字，好一会儿，才像是惊醒过来似的说：“委屈你了，鸿司。”

    “三叔，为什么不下令抵抗？”鸿司过了刚开始那股劲儿，苦恼地发问，“是江先生的命令么？他是个什么东西，中国人都知道，但现在，可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他并不相信三叔在报纸发表的那些话，除了认为这只是日本军队挑衅、相信国联会斡旋处理外，还有什么？

    他也知道，宁铮做出这种决定，是广泛听取了梁维钧、汤尔和等资深外交官的意见，其中汤尔和刚从东京回来，他告诉宁铮，日本内阁对关东军不听命令的举动极为不满，正在极力压制，他们不会听之任之，所以，等待国联才是出路。

    国联，指的是当时的“国际联盟”，也是今日之联合国的前身：几乎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国家都加入其中，巅峰时期有五十八个会员，一致同意遵守《凡尔赛公约》，旨在调节会员国纷争、促进会员国合作、发展经济，厌恶战争所以热衷于消灭武器，曾乐观地认为一战是“结束了所有战争的战争”。

    “……你忘了去年的‘中东路’了么？”宁铮苦涩地问。

    说起来，中东路又是东北的一块顽疾，而且其历史形成原因极其漫长复杂。

    截止到一九零三年，沙俄修建了纵横东北全长达两千八百余公里的东省铁路，使沙俄的势力伸向东北。第二年日俄战争爆发，以沙俄战败而告终；日本取得了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的使用权；而从满洲里至绥芬河、哈尔滨至长春的中东铁路，则仍控制在沙俄手中。

    后来沙俄由苏俄替代，宁铮有了想一劳永逸武力收回苏俄中东路路权的决心，南京政府也表态支持；奈何形势比人强，宁军惨败，而南京政府原本许诺的支持到后来也被证实不过是空头支票一张；此次行动，更直接导致苏俄与中国断交。

    宁铮与江先生相差十四岁，人生阅历自是不同；他们的关系，也非常奇特：亦师亦父亦友亦敌——跟在党内血雨腥风的权力斗争中杀出重围的善于玩弄权术的江先生比起来，宁铮的政治敏感度和有效手段则是少得可怜。

    宁铮最痛恨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而江先生最痛恨的，则是一切要取他而代之的人，威胁到他“中华民国政府主席”地位的人，两人道不同，不相为谋。

    当年的东北易帜，除了宁铮厌恶中国人打中国人外，想举全国力量共御外敌也是结盟主因；但从去年的中东路事件，宁铮已经看出，当东北的危机到来时，南京政府并未如先前承诺的那样，迅速派兵支援，给钱给人，而只是虚张声势，在后面摇旗呐喊……全是虚的。

    中东路事件，套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让宁铮“理想的头撞了一个大包”。

    而此时此刻，南京政府和江先生在干什么？从五月开始，有粤系军阀揭竿而起，讨伐南京政府，江先生当然不能坐视，立刻全力反击；此事刚刚告一段落，他又挥师中央军三十万兵力，进入西北进行“剿匪行动”。

    这“匪”，并不是西北常见的如臭名昭著的党跛子那种——其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甚至胆大包天到破坏周秦文化，从而成为千古罪人的传统意义上的土匪——而是由进步力量组成、深得人心的“共匪”军队。

    他把这“匪”看得如此之重，以至于怕出现任何其他突发事件来打扰，就在“九一八”前七天，江先生即将亲自出马去江西“剿匪”，还不忘在石家庄与宁铮会面，并谆谆嘱咐道：“如果日本人‘挑衅’，一律不准抵抗，还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事情，交给中央。”

    这几天，是宁铮生命当中最痛苦、最漫长的时间：他马不停蹄地接见中外各路记者，发表声明；召开闭门会议，紧急磋商东北问题，广泛听取了国民党高官、政界知名政客、东北高级官员等共二十七人的意见和建议，与会人士均认可“听命中央处理东北事件为上策”的意见。

    而被寄予厚望的江先生，则在明知当前形势的情形下，还是坚持在南昌坐镇，亲自监军围剿共军军队，直到三天后国内舆论已达到沸点，他不得不先行处理九一八事件，才不紧不慢地回到南京，成立了一个“特种外交委员会”，主管向国联告状和等待斡旋联络之事宜，消极姿态已摆个十足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