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幔摇动，月影朦胧，晚风轻送，夏虫呢哝。他们，终于成了最契合的一对佳偶。

    奉九一看回去奉天暂时无望，干脆在七月份申请了导师：奉九原本想继续在奉大求学，但本科时的导师布多马则建议她换一所学校，这也是为了防止一直一脉相承的学术体系桎梏住了鲜活的思想，造成“学术近亲繁殖”。

    于是，奉九正式成为燕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英美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师从英文系主任——英国人谢迪柯，这位教授学贯东西，知识渊博，言语风趣，主要研究文学批评理论。

    奉九这种学生，走到哪里都很吃香——毕竟能同时熟练掌握多种语言的天才学生，打着灯笼也难寻；谢迪柯接了老友，现在奉大任教的布多马的电话后，与奉九约了时间，对谈了很久，随即兴奋地收下了这个布多马的得意弟子。

    奉九申请入学成功，也很是欣慰，觉得自己的学术人生，并没有多少波折。

    至于哈佛？现在回想起来，倒像是一个遥远又模糊的梦了。

    好容易这边宁铮出了院回家静养，连同在奉天的家人都因此喜气洋洋。宁铮除了昏迷那几日，即使在医院也没有停止工作，而现在，又渐渐地几乎恢复了全部的工作作息，当然，奉九在，他的工作强度还是比以前减弱了些。

    谁知没过多少时日，挠头的事儿却是一桩桩一件件又纷至沓来：七月十五日，那个即使在盛产“倒戈将军”的民国众同侪里，也毫无疑问能拔得头筹的原直系军阀石汉章，联络了晋军阎百川，结盟兄弟韩向方等几部分军队，总人数加一起高达二十五万，大大高于宁铮率领入关的十万宁军，觑着机会，五年来第六次背主；“口血未干”，即“复生反倒”，发出“讨宁檄文”，准备取宁铮而代之，痴心妄想做名正言顺的东北王。

    在他看来，天底下没有比宁家老三还傻的人了——放着好好的东北王不做，又逍遥又自在，非要臣服于什么“南京正统”，这不是缺心眼儿是什么？不就是觉得日本人早晚要打过来么？想举全国之力一起抗日么？那又如何，就跟日本人合作呗。亡国奴又如何，傀儡又如何，总之，自己当头，那才叫痛快。

    所以，此次他明目张胆的大动作，背后则是无孔不入、时刻惦记征服世界的日本人在指使，主谋则是土肥原贤二，也就是奉九曾在北京怀仁堂外见到过的日本在华最大情报头子，而石则欣然从命。

    日本人的算盘，是安排关东军参谋步兵少佐新井匡夫和航空大连分所长麦田平雄护送与南京对抗的晋军首脑阎百川回山西，统帅军队，与石汉章夹击宁铮——

    日本人与宁铮之间的仇恨，已经多到了数不胜数的地步，尤其是两年前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的《田中奏折》的曝光。

    后世称之为《田中奏折》的报告，实际上是日本参谋本部铃木贞一少佐，应外务省次官森恪要求所写的关于如何入侵中国问题的备忘录——《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

    此文件率先由南京《时事月报》于两年前的七月初披露。

    由于原作者铃木贞一当时并没有什么名气，还没有成为日本战后二十八个甲级战犯之一；为了引起更多人的重视，所以报社编辑干脆把它安到在中国更有名气的曾经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头上。

    说曾经，是因为田中首相已经作为炸死老帅的“皇姑屯事件”的替罪羊，被裕仁免职，并于“田中奏折”曝光后的两个月悄然离世。

    报社托词田中义一于民国十六年，召开了旨在研究积极侵华政策的内阁会议——“东方会议”后不久，总结会议成果，向裕仁天皇呈递了一封秘密奏折，即《田中奏折》，全面阐述了日本大陆政策的计划步骤。

    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的核心内容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

    此报告一出，举世哗然。其实美、苏、英等国情报机构早就意识到东方会议的重要性，两年来一直派出大批人马苦心积虑打听详情，未果。

    日本当局当即否认有此奏折存在，并对外声称《时事月报》所刊载文件为伪物，旨在污蔑大日本帝国。

    但日本方面在奏折公开的第二天的紧急行动，即已旁证了报道的真实性：除了将当时丢失奏折的日本皇宫书库的官员全部免职外，誊写者——中国台湾省爱国人士蔡智堪也遭到拘捕，身陷囹圄。

    而日本在随后采取的一系列侵略扩张行为，则与《田中奏折》中所作的战略规划没有任何不同。

    当年奉九得知蔡智堪出事后，曾担心地问：“他会牺牲么？”

    宁铮拍了拍她的手让她放心：在当时国际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为了不落人以口实，日本当局不得不将蔡智堪释放，只是也折腾得他家财散尽，受尽折磨。

    奉九会担心蔡智堪，是因为她已经知道，这次报纸上刊登的《田中奏折》，正是宁铮的机要秘书之一——王家桢受命于宁铮密令后，经过多方探查，终于辗转委托给了好友蔡智堪；而蔡先生则当机立断决定混入日本皇宫书库，担任补册工人一职。

    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波折后，王家桢终于拿到了蔡智堪分两夜誊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