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

    宋元明写生的旅途即将结束了，那几日里，我没有一天落下帮他打下手的事。我知道他快走了，工作起来，更负责认真了些，我总能有条不紊的帮他做关于画画需要的任何事，让他可以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描绘他纯粹的艺术。我这一丝不苟的态度，也使得他开始担心日后没有助理，懒惰的他，一定没法再眼睁睁看着画画工具被自己混装得乱七八糟，从而要更辛苦了些。

    我懵然地问，这有什么好担心？这算什么辛苦？

    他耸耸肩，十分夸张地说，城里的许多年轻人患有一种病——懒病。有时候起来拿个东西，也觉得快要累死的那种。癌症晚期的话，可能连咀嚼食物也感到累，任何事都能使自己沮丧到无法言说的地步。大约到了这个地步，那又并发了另一种名为抑郁的病。不止人，动物也会患这种病，精神上的非常痛苦低落的病。

    我那时以为，这一定是宋元明为自己个人的懒而杜撰出来的胡话。未曾想过若干年后，我也患了这种无可救药的懒病。

    短短个月，我做他的助理做惯了，竟有些舍不得他那堆毛笔、颜料和水桶。想我做了十几年农活，不仅没舍不得过，还巴不得卸下这辛劳的担子。仔细想了想，我大抵也舍不得这堆画画工具的主人罢。

    宋元明走的时候，也还是夏至酷暑难耐时，天气炎热到我对所有的所有都到达了某种难以忍受的地步，鸡毛蒜皮的事，我都能和姥姥吵得像打仗一样，我真是个心浮气躁又混蛋的乡巴佬。

    我也主动替宋元明送行，老实巴交地送了他一大段路，从矮在山边的村里走到碎石子儿路上，惟有这时我虽然被太阳暴晒，身上却暂时消了难以忍受的热。宋元明也总赶我回去，说姑娘家不能被这样晒，这要是在城里，那些姑娘得涂上厚厚的防晒霜，打上遮阳伞才肯出门。高温的时候，不管男女老少，大多也不愿意出去晃，怕中暑了，怕晒都是正常的。

    我一点儿也没退步，还将我从前在太阳底下暴晒着插秧、打谷子之类的事说给他听，以表明送他这一段路不算什么。可他看我的眼神愈发可怜了，我绝不要这样的眼神，于是我又半真半假告诉他，我最喜欢那个时候，因为晒太阳能补钙，况一忙起来无聊的日子能马上消失，过得充实又踏实。

    他的好吧是那样无奈的口气。

    今日顶着酷阳，我们却很快到了路口上。那里停了一辆笨重的面包车，脏灰灰的车身生了点锈，烈日正热情烧灼着它，加上透过空气形成的热浪在起伏，我甚至产生了错觉，觉得它会被这日头熔化，迟早变成一滩不规则的液体。就好像工厂里的废旧钢铁回炉熔进铁水里一样。而载不走宋元明了。

    这是宋老师昨儿替他叫的车，镇上来的司机，一个穿着白背心褂子的清瘦中年人，已汗流浃背了也不愿意开空调。他坐在被车遮挡了阳光的地方使劲儿扇着蒲扇，见宋元明来了，他才赶紧起来招呼人。问宋元明渴不渴，他那儿有凉茶。

    宋元明客客气气的，摆摆手说自己有水，还叫了人一声郭叔叔。我和这个司机有过数面之缘，他有时候会载宋老师来回去镇上，宋老师唤他老郭。

    老郭先坐上驾驶座打开空调，还将自己的蒲扇塞给了宋元明。我帮着宋元明整理了一下他的画画工具，煞有其事进行清点。完了后，我有模有样地敬了个礼说，报告，最后一次检查完毕。

    宋元明也回敬我一个礼说，收到，over。

    然后我就傻乎乎笑了。他随手将兜里的梅花帕子搜出来替我擦汗，擦得细微，温和地按。他还拨开我额上濡湿的发丝，然后用帕角细细拭着。就像我曾经对待他为我画的素描画，抚了又抚。他的手指头有些凉，可能我被晒得体温过高了。

    前头驾驶座的老郭调侃说，这谁家的闺女，脸都热得贼红，喝口凉茶不？

    我一咬牙转头对那老郭说，您自己慢慢儿喝，当心塞了牙缝，待会儿开车注意点，别把我们宋总磕着了。

    老郭噗嗤一声笑。哟！还宋总，那我岂不是老机长了，车开得比飞机还稳，稳中带飞，飞中带稳。

    我哼哼地道，我还村花儿呢。

    宋元明笑我们一老一少说起话来旗鼓相当，别离的什么愁啊滋味儿的都烟消云散了。他不紧不慢上了车，并好心赶我回去，埋汰我别给晒成一头黑牛了。我坚持目送他，退后几步呆在路口上咧嘴看着他们。

    有些年龄的面包车在烂路上被颠簸的哐嘡响，我仍然一顺不顺盯着笨拙的它，间接性冲他们挥手道别，面包车开了一会儿，它又缓缓停下了。

    我东张西望地看，还以为车出了故障。宋元明却莫名其妙从车上下来直奔我而来，他手里捏着什么黄黄的东西，近了后，我才看清那是一个土黄的信封。

    他朝我而来，我也迎了上去。

    宋元明塞了两样物件给我，有些鼓的信封和苏绣的梅花帕子。帕子是拿来擦汗的赠品。他气喘吁吁地说，我真的走了，别看了。

    我低喔一声，缓缓即将转身，可是我又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他。我问，蒲公英绿豆粥是不是你亲手熬的。

    他温笑着说是的。

    谢谢。

    得接受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