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 作者:未知

    不了解王安石的为人？也不是。他和王安石同朝为官，年龄相仿，同为群牧司判官，同修起居注，同居翰林学士，互相尊重，常和吕公著、韩维四个人一起聚会，言谈终日不倦，时称“嘉祐四友”。正因为他很了解王安石的志向与才能，所以他对王安石的评价，比当时任何人为高。在给王安石的第一封信中，他说了以下这样一段话：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3）

    窃见介甫（王安石字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享誉天下）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很不容易请他出来工作）。识与不识（认识他与不认识他的人），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大家都说王安石不出来工作则已，一旦出来工作，立刻可致太平，老百姓都会受到他的恩惠）。

    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之高，可谓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那么，他为什么要起来反对新法呢？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在王安石所写的新法方案中发现了严重的错误倾向，所以急不可耐地起来阻止。这也反映了他对朋友的一片赤诚。本来，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面对面的争论还不会发生得这么快，是一件偶然的事引发了这场争论。

    公元1068年的11月，政事堂因为河朔发生旱灾，需要救济，国用不足，请求在明春祭天大典之后免赐文武百官的一笔银绢。这笔绢银属于奖金性质，经济困难的时候可以不发。这时的司马光与王安石都是翰林学士，皇帝请各位翰林学士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司马光首先表示态度：“既要救灾，理当节约，免赐银绢一事可以同意。”王安石却说：“国用不足，不过是缺少善于理财的人，这事好想办法。”司马光立即指出：“所谓善于理财，不过是在民间敛财而已。”王安石寸步不让，反驳说：“不然，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听到了这样一句话，平时心平气和极有修养的司马光不禁心头火起，立刻提出：“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凡是天地之间所生的财货百物总有一定的数量，这些东西，不在老百姓手中，就在官府手中，如果当官的想方设法要从老百姓手里夺取财物，那实在太容易了。西汉时代的酷吏桑弘羊欺骗汉武帝说：只要实行一些新的财政政策，就可以民不益赋而国用饶，这和你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是一个意思。你们这次变法中所提出的‘均输法’与‘平准法’就和桑弘羊提出的完全一样，名称也都相同。小商人出身的桑弘羊为了讨好皇帝，什么花样都想得出。他说对老百姓不加赋税，其害处远远超过正式的增加赋税。你们这次变法如果是学桑弘羊的敛财之术，那就不是变法，而是在变戏法——从无变有，这完全是欺人之谈！”

    不幸言中，司马光的确是从王安石本人的言论里发现了整个变法方案中严重的错误倾向；名曰理财，实际上是和桑弘羊的办法一样：想方设法，与民争利。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一提起桑弘羊的变法，眼前就会出现一幅惨绝人寰的灾荒图。汉武帝后期民穷财尽，饿殍遍野，天下户口减半的惨象并不是匈奴侵略造成的，而是桑弘羊等酷吏的苛政造成的。全国大部分地方，匈奴根本没有到过，而酷吏的搜刮，任何地方都可以达到。从小就接受仁政、爱民思想教育的司马光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与桑弘羊之流有共同语言的。他把这一套新法视为洪水猛兽，终身反对，绝不让步，对于王安石这个老朋友，他一再写信，劝他悬崖勒马，劝他改弦易辙。实在劝不回头的时候，他就不与王安石见面，甚至不惜得罪青年皇帝，一再提出辞职，要求退出这个实行新法的朝廷，搬到西京洛阳去写他的那部独特的史书——《资治通鉴》。对于司马光的怒斥新法，我们不忙评论，因为以后他还要出场，还要和新法再打交道。现在需要探讨的是：王安石所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是不是真的，他能不能办到？

    司马光直指新法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是从桑弘羊的“民不益赋而国用饶”那里学来的。王安石未加否认，当然也无法否认，因为“均输法”、“平准法”（后改“市易法”）的确是从桑弘羊那儿学来的。我们能不能说，这件事，汉代的桑弘羊办不到，宋代的王安石能够办到？因为宋代的生产水平远远超过了汉代，城市的工商业开始发展，已经出现了纸币（交子）与汇兑（飞钱），可以用金融手段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的广土众民，农业始终是主要的生产手段，在老百姓中间，比例最大的还是农民。如果是小规模的试验性质，用任何超前的办法去理财都可以一试；但是国家财政等米下锅，除了取之于民的老办法之外，任何新的设想都不是可靠的。我们也可以说，商人出身的桑弘羊以盘剥百姓为目的，他可以用欺骗手段蒙蔽汉武帝，用玩魔术的手法去夺取百姓的钱财；王安石是忧国忧民的君子，他绝不会去做欺骗青年皇帝和损害老百姓的事。那我们就不妨认真了解一下，王安石在建议推行“青苗法”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有了可靠的实践经验，说了骗人的话没有？

    王安石在宁波当地方官初步推行“青苗法”的时候，效果究竟如何？经查有关记载，当时宁波的老百姓确实得了实惠。当时老百姓几次遭灾，有青黄不接之苦，王安石亲自监督发放青苗钱（农贷），使得老百姓渡过难关，免受流离失所之苦，大家称他为再生父母。后来在陕西某些地方年年发放青苗钱，已经形成规矩，效果很好，也为老百姓所称颂，但是在全国大规模推广的时候，事情马上变了。“徒法不能以自行”，你在农村推行“青苗法”，还得依靠那些乡官。那些人中间本来就有不少土劣，平时靠放高利贷剥削农民。你把“青苗法”推行开了，直接损害了他的利益，他会替你好好干吗？在整个乡官素质没有提高之前，王安石把“青苗法”的条文订得再周到也没有用。再好的经，给歪嘴和尚一念就走了样。20多年来，王安石呕心沥血，对一些变法方案从理论上研究得滴水不漏，在实践上也花费了不少功夫，跋山涉水，亲自推广，取得成功。他信心百倍地向青年皇帝拍了胸脯，打了包票，想不到在得到皇帝拍板，全国推开，雷厉风行之后，许多地方就走了样。青苗钱本来不许强迫发放，但是某些乡官为了表现自己的政绩，强迫农民接受，为了保证收回贷款，又强迫农民多家联保。一遇天灾，农民惟恐有人还不起贷款，辗转牵连，所以常常成批外逃，出现一幅幅凄惨的“流民图”。王安石这个书呆子在小规模实行新法的时候，亲自监督，确实弊绝风清，老百姓得到实惠，称他为活菩萨。他的政声传遍全国，所以有那么多老上级老学者推荐他。他自己也是实话实说，并没有说什么骗人的话。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4）

    新法全面推广时所遭受的失败，不是新法本身不好，正如司马光所估计的，是缺少一大批廉洁奉公的好干部替你去执行。司马光和一些对新法有意见的人士并不是不相信王安石，并不是把王安石和桑弘羊同等看待，而是认为王安石用人不慎，中混进了一些小人，如司马光信中所指出的吕惠卿等人，将来这些人利用新法，与民争利，就会毁了新法，败坏了王安石的名声，他们的告诫不幸言中，后来新法推行的受挫，正是这个原因。

    变法之路崎岖难行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司马光与王安石两人这次面对面的辩论，是皇帝有意安排的，因为皇帝有心了解究竟谁是谁非。两人激辩之时，皇帝密切关注。根据史书记载，最后皇帝还是郑重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朕意与光同。”也就是在能不能“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这个问题上，他赞成司马光的意见，对王安石的说法表示怀疑。这个问题不小，已经涉及到变法的目的。这次变法绝对应该按照儒家学者推行仁政减轻老百姓的痛苦这个原则进行。如果在变法的方法上有抄袭桑弘羊的与民争利之嫌，那就会让人联想到苛政虐民，使人望而却步。从青年皇帝的表现上来看，他似乎很犹豫了一阵子，因为司马光的话确实有道理，但是他为了急于改善财政收支情况，最后决定仍然支持王安石继续进行变法，但是在进行的方式上与新法内容上都不断地进行大幅度修改，作了很大的让步。

    皇帝当然希望王与司马合作，共同变法，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司马光是真正的君子，一诺千金。他个人坚持反对理论根据不足的变法，决不参与。宁肯离开朝廷，到洛阳去著书。但他保证不批评变法，不作任何不利于变法的言行。他说话算数，从1068年的冬天他作出承诺，到1084年7月他把《资治通鉴》一书撰成献给朝廷，在16年中间，他绝口不提变法二字。

    青年皇帝也是君子，尽管他一心要想变法，而他所推崇的司马光反对变法，使他万分伤心，但是他仍然衷心推崇司马光，极力支持与保护他撰成《资治通鉴》一书，并且亲自为之作序，使得这一部价值远远超过历代“正史”而与《史记》齐名的伟大史书一直流传千秋万世。

    王安石也是君子。他自幼刻苦读书，中进士后谨慎从政，受重用后一心变法，从来都是为国为民，没有为个人打算过。他在私人生活上有些怪僻，例如不修边幅，蓬首垢面而谈诗书，但这一切都与人无损。他的政敌在攻击他的时候，不管如何努力搜求，在他的私德上都找不出半点毛病来。司马光写给他的几封信，他虽未公开接受，但是从变法工作不断地改进的实际情况看来，他对老朋友的关心与劝告是逐步接受了的。尤其是司马光再三告诫他：吕惠卿不可信，不可重用。等到他被吕惠卿出卖之后，他回忆起老朋友的告诫，不胜感慨系之。

    在说了这三个人互相之间交往的情况之后，不能不多说几句话，来纠正一些对“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事件的错误认识。在“文革”时期，有人宣传说，司马光是儒家，王安石是法家。“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是被儒家破坏了的。可是非常遗憾，事实绝非如此。司马光、宋神宗、王安石三个人都是正统的儒家，所以大家才能很理性地探讨问题，处理问题。宋神宗死后，新法虽然多被废除，但是王安石亲自制定的《太学三舍法》与他手订的一些儒家经义的考试科目一直沿用到南宋之末，说明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儒家。

    由于莫名其妙地把王安石说成法家，使得“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事件的性质都变了。既然说法家是进步的，革命的，“王安石变法”就应该定性为“革命”，至于王安石代表什么阶级？革谁的命？当然就永远说不清了。其实“王安石变法”的性质最多也不过是君主专制制度内部比较温和的改革，不管如何拔高，这次变法即使圆满成功，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也只能说是从君主专制过渡到试探性的君主立宪而已。

    我们现在从历史书上看，司马光是反对变法的。其实，在变法之初，司马光就对宋神宗提出过一个更为稳健的变法方案。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司马光指出，国家财政之所以入不敷出，有五大原因：

    一、用度太奢（指皇家用度太奢侈）。

    二、赏赐不节（赏赐文武官员太多，也就是官员待遇太高）

    三、宗室繁多（对皇族的优待太多）。

    四、官职冗滥（冗官太多）。

    五、军旅不精（冗兵太多，战斗力不强）。

    他认为，要对此进行改革，必须皇帝亲自挂帅与两府大臣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期以岁月，庶几有效，非臣子一朝一夕所能裁减（不是几个臣子所能做到，不论是司马光还是王安石都是一样）。看来对于宋王朝国用不足的弊端所在，司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明白。要进行这种改革，必须是皇帝自己掌舵，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逐步改革，逐渐完成。所以他反对由臣子担纲的急进式改革，主张由皇帝挂帅的渐进式的改革。有些阻力，他老早就料到了。

    例如在新法逐渐公布的过程中，触犯了皇家子弟的利益，有些远房宗室做官的规定被取消了，他们不仅上书朝廷，而且包围王安石本人，拦住他的马头，半诉苦半发牢x福说：“我们有我们的难处，但愿相公高抬贵手，不要为难我们！”在坚决执法的过程中，曹太后之弟被指控，向皇后之父的部分家产被罚没。在新法紧锣密鼓的推行之时，年轻的皇帝上朝时被纠缠，回到后宫时又受埋怨，宫中哭声不断，他被拖得精神恍惚，心烦意乱。在见到王安石的时候，只有苦笑，相对无言。书包 网  想看书来书包网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5）

    虽然王安石变法得到青年皇帝的全力支持，但是在整个变法的过程中，他们都背着沉重的包袱，谨慎地前进。一点也不轻松。

    与旧党终于分裂

    公元1069年2月，王安石被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政事堂中的执政班子除了王安石一人之外，还是一班老臣，当时有个政治笑话，到处流传。佛教徒说人生都有“生老病死苦”，这个笑话说政事堂的班子也有“生老病死苦”。其中的王安石中年有为，生气勃勃，是生；曾公亮不想干了，数次告老还乡，是老；富弼称病不出，不想管事，是病；唐介多次与王安石争执，气愤病死，是死；赵忭从来正直敢言，这时看到安石事事变更，无可奈何，常常大呼几声“苦”字，是苦。这个笑话描述这些老臣无可奈何的样子，十分生动。

    这些老臣很恼火，王安石也很恼火，就这样“生老病死苦”下去怎么行，事情总要有人来做。就在王安石担任副宰相的24天之后，创设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计划的主管机构，由陈升之与王安石共管其事。具体计划工作由王安石推荐吕惠卿、章惇、曾布这一批新人来承担。启用新人，王安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何尝不想网罗一批既有品德又有才情的有志之士，例如在1069年就曾经招致苏轼之弟苏辙在条例司作检校文字工作。但是这些有志之士都是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苏辙因与吕惠卿意见不合，看不得吕惠卿急功近利的做法，就上书给安石，反对变法，最后外调为河南省推官。

    为了鼓舞变法队伍的士气，王安石曾经提出过几句口号，后来被归纳为“三不足”之说，这就是“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三句话，传来传去，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法要缓和一点，有的说法要激烈一点。如果说得缓和一点，本来就是那么一回事，并不惊人：

    “天命不足畏”——一些自然现象，例如地震、天灾原与人事无关，用不着害怕。

    “祖宗不足法”——祖宗建立的制度规章不可能长期不变，总会逐渐改进。

    “人言不足恤”——我们办事既要考虑别人的意见，也不要害怕别人有意见而缩手缩脚。

    对于那些性格保守，顾虑重重，不敢放手做事的人，“三不足”之说，很能起到一些鼓舞作用。我们相信，王安石在推动变法工作之初，一定会想方设法，鼓励自己的部下努力工作，不至于一开头就故意去激怒反对派，给自己找麻烦。但是在反对派中的一些小人有意渲染之下，采用激烈的说法，那听起来就很可怕了。

    人们说王安石讲“天命不足畏”，那实际上是在提倡无法无天。王安石讲“祖宗不足法”是指祖宗的一切经验都不值得借鉴，王安石讲“人言不足恤”是指任何人的意见都不值得倾听。那么，变法者就成了无法无天，为所欲为，那天下不就大乱了吗？小人们这种激烈的说法一直影响到曹太后与赵顼之弟岐王赵颢，他们都在说：“王安石是在败乱天下！”

    尽管帽子大得吓人，但是王安石照样当他的宰相。足以说明当时的宋王朝并没有形成一派真正反对变法的力量。小人们的活动虽然使人心烦意乱，小鱼一时却翻不起大浪。只是由于赵顼的疏忽，年深日久，矛盾逐渐激化，小矛盾上升为大矛盾。于是，与旧党逐渐形成，党争也日趋激烈。

    经过几年的较量，与旧党大致分化如下：

    （即赞成实行新法者）

    领袖：王安石

    支持与附和者：吕惠卿、曾布、章惇、蔡确、王韶、范子渊、薛向、吕嘉问、陆佃、邓绾、曾肇、黄履、赵挺之、陈升之、王珪、韩绛、蔡挺。

    旧党（即反对实行新法者）

    反对一切新法者——司马光、吕诲。

    反对三司条例司者——程颢、张戬。

    反对青苗法者——韩琦、范镇、傅尧俞、富弼、欧阳修、吕公著、孙觉、李常、程颢、陈襄。

    反对免役法者——刘挚、杨绘。（苏轼、范纯仁反对一切新法，独赞成免役法）

    反对市易法者——韩川、文彦博。

    反对均输法者——苏轼、苏辙、钱顗、李常、张戬。

    反对保甲法者——王拱辰、冯京。

    反对保马法者——人多不备录。

    公元1069年。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王安石荐吕惠卿主其事。6月，御史中丞吕诲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罢官。8月，知谏院范纯仁上书请免王安石职，被罢官。又苏轼也因上书反对变法，被罢官。9月，下诏推行“青苗法”。1070年2月，韩琦因反对“青苗法”被罢官。4月，御史中丞吕公著与赵忭、程颢皆因反对新法罢官。数日之间，谏官为之一空。9月，翰林学士司马光因反对新法而外调，10月，翰林学士范镇因反对新法而致仕（退休）。1071年7月，御史中丞杨绘，监察御史刘挚因反对新法罢官。经过3年左右，青年皇帝把一批不同政见者全都外调或罢官，逐出朝廷。这样，不同的意见完全失掉了交流、切磋的机会，双方越走越远，直至北宋亡国。

    王安石头脑极为清醒，他绝不相信“天命”，但是遇巧的是，一些天象（自然现象）却偏偏和他开玩笑。1068年他到京师，与青年皇帝见面，这年从7月到11月，京师一再地震。此后在新法陆续颁布之时，不断出现异常现象，例如京东风暴成灾，陕西华山崩裂，此后又连年干旱，用各种方法求雨都不见效。赵顼为此忧心忡忡，正在这时，有一个管城门的小官郑侠向皇帝上了一幅《流民图》，图中所绘的是在“青苗法”推行以后，连年干旱，农民还不出贷款，被迫卖儿卖女，流离失所，啼饥号寒，惨不忍睹。皇帝看了，大受震动。他先以为，他的坚持变法，是为老百姓谋福利，现在看到老百姓痛苦至此，对于变法的信念不免有所动摇。加上这个郑侠又在向皇帝打包票，说是只要下诏停止推行“青苗法”等新法，十日之内，天必下雨。如不下雨，请砍我的头，以谢王安石。这个郑侠与王安石并无私人恩怨，他实在是看老百姓太痛苦了，才冒死站出来说话，宁肯输掉自己的脑袋，也要求停止新法。他至少是没有私心的。皇帝看了《流民图》，彻夜难眠，第二天就下旨，暂停推行新法。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诏旨下达的当天，满天乌云滚滚，接连雷鸣电闪，大雨倾盆而下。城郊几十里的老百姓，一片片的拜伏在泥泞之中，高呼万岁！这一场早不来迟不来的大雨，真是要了王安石的命。新法一停，甘霖立至，这不正好说明天意不要王安石执政，不要新法推行么！这个古今少有的不畏天命的拗相公王安石竟然被他的政敌们以“畏天命”为理由所击倒，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6）

    青年皇帝绝不甘心变法一事就此收场，但是当时的舆论对于新法的推行极其不利，至少要略作让步，然后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经过短时间的磋商，君臣们作出了如下决定：王安石因言官批评者太多，坚决自请离开相位外调，出知江宁府。由韩绛代他为相，吕惠卿副之。各项新法虽已暂停，不久又陆续恢复。1074年4月，王安石前往江宁府上任。京城的变法班子立即掀起了内讧。野心家吕惠卿引用亲族吕升卿、吕和卿树立个人势力，争夺大权。宰相韩绛等人坚决反对，要求王安石回京复职，赵顼也认为，只有依靠王安石，才能对变法班子进行整顿，1075年2月，安石回到京师。在安石的支持下，皇帝大刀阔斧整顿了变法班子，发现吕惠卿不少贪污弄权的事实，将他贬出京师。但是经过吕惠卿把持了几个月之后，君子都被赶走，新进者都是小人，风气既已变坏，以后的整顿工作也就越来越艰难。

    1076年，安石因爱子王雱病逝，哀痛过分，以致病倒，再请罢相回到江宁养病，赵顼只好同意。安石从1068年来京，受到皇帝信任，独掌大权，前后达9年之久。但是波澜起伏，壮志难酬。最后心力俱疲，只好引退，回首往事，感慨万端。最使人痛心的，是原有不少诗友、文友、道义之交、莫逆之交，却在变法的争论中成为政敌，几乎终身不再往来。结果事业难成，友谊又失，悔恨终生！

    变法是失败了吗？

    多年以来，常常听到一种说法，是王安石变法失败了，近年来又听到外国人说：“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国内学者也有跟着这么说的。我想：这两种说法有矛盾。如果说，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了，他又怎么能成为“伟大的改革家”呢？

    如果说，王安石的变法方案，朝廷没有通过，根本没有付诸实施，那可以说是失败了。或者是，在推行的过程中引起了内忧外患，例如农民起事或者外敌入侵，造成天下大乱，推行不下去了，那也可以说是失败了。历史事实并不是这样。1069年初，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全力主持变法，新法次第推行，到1085年宋神宗去世，哲宗继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停用新法为止，十余年中变法工作并未中断，也未造成天下大乱。在这十余年变法期间，如果做出了一些成绩，也不论成绩大小，都不能作出完全失败的结论。

    变法的目的，朝野上下人人皆知，那就是“富国强兵”。按照这个目的来衡量，变法并未“失败”。

    先说“富国”。变法之初，年年入不敷出。连祭天大典中赐给文武百官的银帛都拿不出来；变法之后，年年都有结余，到高太后停用新法后，国库里积存的银两达到5000万两以上，成为整个北宋时期财政上最宽裕的年代。实行新法的结果，垦田面积大量增加，全国高达7亿亩，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大大提高。各种矿产品产量和历史上相比，提高了几倍甚至几十倍，财政收入猛增。当然，在实行新法所增加的财富中，必然有一部分是与民争利，是残酷地盘剥老百姓而来，这正是司马光所反对的。但是，就短期内的效果而言，不能不说，新法至少是部分达到了“富国”的目的。

    再说“强兵”。北宋开国以来，宋太祖赵匡胤用兵谨慎，既没有赫赫战功，也没打过败仗。宋太宗以外行带兵，两次冒险伐辽，两次全军覆没。“积弱”从此开始。以后宋军对外作战，几乎每战必败，连对小小的西夏，也没有打过一次胜仗。新法实行以后，裁汰冗兵，于各地置将训练禁军，显然有了效果。和西夏的几次恶战，已经有胜有败。特别是1073年，用王韶出兵收复河湟一带失地，建立熙河一路，杀敌数千，招抚少数民族30余万，辟地2000里，这在北宋军事史上是一次难得的胜利。“积弱”的形势已经改观。

    既然在“富国”、“强兵”两个方面都已见效，我们怎么能说变法失败！只能说，在那一段变法时期，宋廷在政策上颇有失误。当时，宋神宗所敬佩的司马光与王安石两人全都赞成变法，只不过在时间上有缓进与急进的不同，在方法上有用不用与民争利诸法的区别。神宗如果能够耐心一点，在双方之间尽力协调，变法的步子宁肯慢一点，要求更稳一点，矛盾就不致激化。可他少年气盛，操之过急。凡对新法有不同意见者，一概贬官外调，结果激化了矛盾，形成新旧两党，造成内争。以后神宗英年早逝，一年以后，王安石与司马光这两位领袖人物同一年去世，形势急转直下，新法由宋廷自己宣布废止。

    在朝廷方面，神宗去世以后，哲宗赵煦继位，时年10岁。高太后临朝听政，立即任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次年，王安石在江宁去世，司马光还向朝廷建议“介甫（王安石）无他，但执拗耳”，希望朝廷赠恤之典从厚。5个月以后，司马光在宰相任上病逝。这两位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领袖人物去世以后，社会上君子之风也就逐渐淡薄。在激烈的党争中君子道消，小人道长，特别是人物大都是趋炎附势之徒，攻击政敌，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无所不用其极。高太后听政8年，于1093年病逝，哲宗亲政，立刻又贬斥旧党，尽用。朝廷中的帝后介入党争，更使党争加剧。1100年，哲宗赵煦以25岁的青年病逝，由向太后（神宗之后）做主，立哲宗之弟神宗之子赵佶为帝，这就是出名的亡国之君宋徽宗。

    这个赵佶是神宗的第11子，生母姓陈，因是庶出，本无继位的资格。可他从小就很狡猾，为了争取做皇帝的机会，他特别孝顺嫡母向太后，每天都去请安，以博得向太后的好感，最后真的如愿以偿。出身的宰相章惇自己的名声不好，但他颇有知人之明，一眼就看出赵佶言行轻佻，不是做皇帝的材料，但是向太后坚持己见，一些大臣附和，章惇争不过他们，赵佶终于继位。赵佶继位后，立即对章惇进行报复打击，1100年后，免掉他的相位，流放潭州（今长沙），次年，更贬为雷州司户，章惇终于贬死南方。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7）

    章惇说赵佶轻佻，只不过是轻描淡写，说中了赵佶性格中的部分弱点而已。其实赵佶的问题还很多，他的异想天开，胡作非为，不择手段，不顾后果，也和隋炀帝杨广相差无几，要做起祸国殃民的事来，并不下于杨广。攻击王安石的人曾经说过，王安石的新法足以败乱天下。事实上，王安石自1069年起推行新法，到赵佶登位的1100年为止，已经31年了，在这期间既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事，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天下并未大乱。从1100年赵佶登位到1127年金兵南侵北宋亡国，不过27年，赵佶就闯下了两件大祸，造成天下大乱。对内，他大办花石纲，逼得东南各地民不聊生，民变蜂起，一手造成了方腊起事，他所重用的高俅等人为非作歹，把千千万万善良的林冲们逼上梁山。对外，他自作聪明，联金伐辽，竟然完全丢掉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不守信用，不讲道义，见利忘义，出卖朋友，在两三年中，反反复复惹火了金国，最后招来金兵南下，血洗东京，让千千万万军民肝脑涂地，他的一家人，包括赵氏皇族子孙，也都赔在里面。

    赵佶和杨广这两个历史人物极为相似。第一，他们都是花花公子，他们从前人手里接下来的都不是烂摊子，而是一个像模像样的大帝国。到了他们手里，大胆妄为，拼命折腾，转眼之间就把一个大帝国折腾得土崩瓦解，他们这种瞎折腾的本领真是一流的。第二，他们都有不低的文化素养，看起来潇洒风流，和那些穷凶极恶的军阀，杀人放火的混世魔王相比，表面上大不相同。但是他们任性妄为，做尽了残害老百姓的事，狠得下心，下得了手，就在他们“潇洒走一回”的时候，千千万万老百姓被推进水深火热之中，国家崩溃，民族衰亡。他们作为决策者，作为亡国之君，罪责难逃。任何人都应该为自己所造成的灾难负责，我们切不可因为他们风流潇洒的外表而给予半点同情。

    经过这样一比较，历史事实清清楚楚，王安石变法既有成绩，也有过错，但是并未造成天下大乱。

    当时造成内忧外患，造成天下大乱的，正是这位花花公子皇帝，宋徽宗赵佶！

    我们就事论事，只能作此结论。如果把问题考虑得再深一层，就不得不承认，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考虑问题，的确比作为文学家的王安石周密得多。在王安石正要重用吕惠卿的时候，司马光立刻提醒他，吕惠卿不可相信。对靠新法起家的章惇、蔡京，亦复如此。王安石所考虑的，主要是新法的好处，是如何推行新法以富国强兵。司马光所考虑的，主要不是新法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推行得了的问题，新法虽好，如果用了一些急功近利的小人去推行，就不免与民争利，即或财政收支状况一时好转，但是让老百姓受了伤害，就会留下后遗症，造成隐忧。那些小人一旦得势，就会盘踞高位，满足私欲，不肯轻易退下来，必然会闯大祸。从王安石重用吕惠卿开始，司马光就看出了这种危险倾向；蔡京等6贼把持朝政，造成内忧外患的事，也早在司马光的忧虑之中。

    王安石是出名的“拗相公”，是个不肯认错的人。但是更重要的，他是个君子，他如果地下有知，知道了蔡京等人打着新法的招牌闹得国破家亡的话，大概也会引咎自责的吧！

    党争的牺牲品——苏东坡

    苏东坡名苏轼，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为三苏，在唐宋八大家中就占了三家。他从小聪明绝顶，弱冠即有文名。22岁应考时，主考官看了他的卷子《刑赏忠厚之至论》，十分惊喜，推荐给皇帝。宋仁宗初读苏轼及其弟苏辙两人的卷子，“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苏轼如此高才，名声又如此之大，先后惊动了两位皇帝，为什么一生不受重用，而且屡受打击？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主观原因，他做人太天真了，太直率了。他年轻的时候，一直处于顺境之中，所以说话做事，略无顾忌，想说就说，当做就做，心胸坦荡，以诚待人。他认为“作文当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嘻笑怒骂之词，皆可书而诵之”。他作文是这样，做人也是这样，嘻笑怒骂，出乎真情。对人说真话，诉真情，情真意切，毫无保留，完全不知道人情险恶。《东坡事类》一书中说：苏东坡对什么人都愿意交往，曾经说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街头叫化子。他的弟弟苏辙劝他择人而交，他说从我看来，天下没有一个不好的人！请看这是何等乐观，何等真诚！他在抒怀言志的时候，说自己“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认为帮助皇帝把国家治好是一件不在话下的事情，既不害怕别人说他吹牛，也不担心别人对他忌刻。他认为天下无坏人，对人从不设防，因此遇到飞来横祸的时候，毫无思想准备，束手无策。以后他在逆境中泰然处之，从文学创作中自寻乐趣，写出许多发自真情、横绝千古的诗文。他到死都是一个十分天真的人。

    还有一个原因是客观原因，那就是他遇上了北宋这一场变法运动。按照俗人的说法，他的受打击是自找的。当时虽有旧党之争，双方都并不以他为对象。他如果世故一点，利用两者之间的矛盾，对双方讨好，那就不仅不会倒霉

    ，还能做到位极人臣，终生富贵，因为他本来就具备这样的条件。当然，如果他肯这样做，他就不是苏东坡了。他当时用全部精力去探讨变法的得失。不管新法旧法，凡于国于民不利的他就毫不客气地指责。上台的时候，他指出某些新法过犹不及，于民不利；旧党上台的时候，他又反对全废新法，主张择善而从。这样，两边的人都对他不满，他成了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的大傻瓜。他成天所想的，是如何有利于国，有利于民，想到了就要说，如鲠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8）

    在喉，不吐不快，说了得罪人也在所不惜。他就是没有想到如何有利于自己，更没有想到这样做下去自己早晚会倒霉。他的聪明在于能够看出变法的种种利弊，如果他没有这个聪明，看不出问题，就是想说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看出来了，说出来了，问题也来了。问题就是1079年的“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乌台诗案就是由御史台处理的诗案），也就是中的一些小人在苏东坡所写的诗句中鸡蛋里找骨头，然后策动御史台上表弹劾，说他“攻击朝政”。

    对于在别人的文字中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这一套手法，我们都见识过，并不觉得生疏。原来抓辫子这门技术还是宋代中的小人发明的。

    苏轼有诗“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他们就说，这是反对“农田水利法”，讥刺兴修水利之难以成功。

    苏轼有诗“岂是闻韶解忘味，而来三月食无盐”，他们就说，这是讥刺“盐法”行之太急，过犹不及。

    总之，他们把苏轼的诗揣摩过来，揣摩过去，不在其中找出毛病来，绝不甘休。最后，苏轼的诗几乎成了“讽刺新法”、“攻击朝廷”的大毒草。还有更厉害的一手，是一口咬定苏东坡《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一诗中的两句话“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是在攻击“当今皇上”。他们上书给神宗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曾经称赞过苏轼为“天下奇才”的宋神宗对于这样的诬陷也不耐烦了，就反驳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吟桧，何预朕事！”足见神宗并不糊涂。他这样的反驳，实际上已经是对诬陷的一种申斥。诬陷者如果脸皮嫩一点，觉得诬陷不成，反而露了马脚，也就从此收手，不再兴风作浪了。但是小人毕竟是小人，还是一股劲儿进行弹劾，不把苏轼告倒绝不罢手。神宗耳根不得清净，于是下令御史台进行查问，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人们拿了鸡毛当令箭，就把苏轼从湖州太守的任上拘捕进京，锒铛入狱，大肆拷问。这个案子极为简单，不就是苏轼写了几首诗么，不就是无事找事在几句诗上做文章么！审问的结果，无法定罪。

    乌诗案发生以后，因为主角的名气太大，朝廷内外都十分关注。除了中的一些小人还在呶呶不休继续诬陷，一心要把苏轼往死里整之外，旧党人士与中的一些君子都站出来为苏轼说话了。领袖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向神宗说：“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罪人。”就是已经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本人也向神宗上书，希望对苏轼从宽处理。曹太后听说此事，要求神宗亲自过问。杭州、湖州一带的老百姓虽然无法上书朝廷，却家家求神拜佛，在苏轼入狱期间不停地做道场，祈求上天保佑，让苏轼早日脱离灾难。在朝野上下一片呼声中，神宗只好亲自处理，淡化此事，以贬官结案，并未判罪。苏轼被关了100多天之后，从湖州太守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成为一个谪臣。

    这次乌台诗案对苏轼的打击，说起来也并不十分严重，只不过是拘留了100多天，降级降职而已。但是这次冤案却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来了个急转弯?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