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作者:rouwenwu

    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会见了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会见了中外记者，还会见过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三名士兵，并且同他们一起合影。

    八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拜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毛泽东和张澜在这次来重庆以前，从没有见过面，但他们神交已久。毛泽东向张澜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开创和建设情况，解释了中共中央八月二十五日《宣言》中提出的六项紧急要求。张澜连着说了几声“很公道”，并且说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采纳实施。张澜担心地对毛泽东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

    毛泽东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张澜说：“蒋介石要是真的心回意转，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那就是全国人民之福呀！”1

    1吕光光：《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441页。

    毛泽东和柳亚子，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老朋友。九月六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到柳亚子寓所去拜访他。毛泽东把手书的旧作《沁园春·咏雪》赠给柳亚子。柳亚子也即席赋诗作答：“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1十月四日，毛泽东接到柳亚子一封信后，复信说：“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

    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2

    对国民党内的各派人物，毛泽东也广泛接触。他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要作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就是对一向反共的陈立夫、戴季陶等，他也前去看望。九月二十日，他在秘书王炳南陪同下去看陈立夫。见面后，他用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初期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在谈笑自若中批评国民党后来实行的剿共政策。他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陈立夫表示，要对这次1

    2《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61页。

    《柳亚子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911页。

    国共和谈“尽心效力”。另一次，他由王炳南陪同去看戴季陶，出来时正好在小路上同蒋介石相遇。蒋问他去哪里，他说去见了戴季陶。蒋先是一怔，然后说：“好，见见好，见见好。”

    有的人指责：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回答：“‘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1在重庆，毛泽东的活动十分繁忙。举《新华日报》一天的报道为例：“外交部王世杰部长昨日晨十时往访毛泽东同志，畅谈很久。下午三时以后，毛泽东同志往访于院长、戴院长、白崇禧将军、吴稚晖先生等。下午五时，晤韩国临时政府张先生，六时又接见文化界郭沫若先生，七时半赴苏联大使馆宴请并观电影。”2这里，还没有把他晚上同周恩来、王若飞研究工作等活动包括在内。

    毛泽东在重庆还探访了一些故旧。王炳南回忆道：“毛主席很念旧，不忘老朋友们。到重庆后，开了一个他过去相熟的新民学会会员的名单，要我去了解他们的近况。后来打听到其中一位，当时赋闲在家，穷愁潦倒，住在一面山坡上。毛主席便亲自去看他，还叫我们事先不要惊动主人。当我们随同主席走进一间低矮潮湿的小屋，告诉主人，毛主席来看望他时，主人颤巍巍地站起，久久凝望着毛主席，脸上滚下簌簌的热泪，半晌说不出话。屋子矮小阴暗，不便招待客人，毛1

    2《新华日报》1945年9月4日。

    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

    主席便同他拉过几把旧竹椅，坐到屋外的空地上，款款叙旧。”1

    毛泽东在同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中，一是交流政治见解，并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二是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实际情况；三是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大后方以及国外人们的情况和想法。他在回到延安后所作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谈到这方面的感受：“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热情。”“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上午九时许，毛泽东在张治中和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从桂园前往机场。临行前，他同桂园的工作人员和担任守卫的国民党宪兵都热情地一一握手告别，向他们表示谢意。到机场后，他又同前来送行的蒋介石的代表陈诚以及其他友好人士握手道别，然后偕同张治中、王若飞登上一架草绿色的双引擎c47型运输机。经过近四个小时的飞行，在下午一时三十分回到延安。

    毛泽东一到延安，当天就召开政治局会议。他报告这次谈判的经过说：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社会舆论造成了非发公报不可。《会谈纪要》是蒋介石提议，由周恩来起草的，也采纳国民党方面的意见略有修改。国民大会和解放区问题还没有解决。赫尔利回美国前，要我们交出解放区，说要么1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

    承认，要么破裂。我说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毛泽东还谈了对《纪要》的看法，说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是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

    没有解决的问题，还要继续谈。1第二天，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的指示，对重庆谈判作了这样的评价：“双十节国共协定今日公布。这一协定奠定了和平建国基础，并为全国人民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当然还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取得了我党和国民党平等的地位，这些都是这次谈判的重要成就。”同时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冲突仍不可避免”，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军队整编问题也没有最后解决。国民党军队现正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因此，“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以松懈。”2十月十七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一次报告。这个报告后来以《关于重庆谈判》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他说：“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他同时也指出：“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1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10月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

    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但不管怎样，“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

    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他十分明确地告诉大家：“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目前，蒋介石正在部署进攻解放区，“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局势还会是动荡不定的。我们要加倍地努力，争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1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56、三十一、和战之间的抉择

    全国人民对和平建国抱着很大的希望。但是，蒋介石只是把和谈看作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的暂时手段，所以，《双十协定》签订后，内战的烽火不但没有停息，反而越燃越大。

    毛泽东在力争实现和平的同时，早就看到内战的威胁仍然严重地存在着。他在八月十三日向延安干部会议所作的讲演中就清醒地指出：“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

    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如果两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来。

    现在不要打的只是一个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又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危险就十分严重。”

    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就在九月十七日以命令形式向内部重新颁发他在十年内战时期手订的《剿匪手本》，指令各部队要在“剿灭共匪”的作战中“切实遵行”。阎锡山部集中了十三个师的兵力，在日伪军配合下，侵入晋东南的上党地区，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部队的自卫反击下，被歼三万五千余人。

    十月十三日，《双十协定》签订后的第三天和公布后的第一天，蒋介石又向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了一份杀气腾腾的密令：

    “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

    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1

    紧接着，在十一月九日和十一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分别召开军事会议和复员整军会议。各地重要将领到重庆参加这两个会议。会议经过几天的讨论研究，决定了进攻解放区的作战计划。

    会议决定要在六个月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进行清剿，以期“根绝匪患”。这个计划分三步行动：第一步控制苏北、皖北和山东，打通津浦路、平汉路；第二步集中重兵于平、津，“扫荡”华北；第三步打通平绥路，占领察、绥。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作战行动上的重要特点，是流动性大，运动战、游击战交替使用，并依靠群众的支持。这使蒋介石和国民党将领们十分头痛。因此，他们这次会议决定把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活动的地区划分为“第一收1《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1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复区”和“第二收复区”。前者主要指中共军队根据双十协定正在撤离的广东以及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湘粤边地区。

    会议决定要对这些地区加紧进行“围剿”和“清剿”，以期彻底肃清“匪患”。后者主要指长江以北，包括华北、西北等广大地区。会议决定在这些地区依据铁道干线的走向划分为六个“剿匪区”，各设一个指挥机构（就是后来建立的郑州、徐州、西安、太原四个绥靖公署和北平、西北两个行营）。

    在这两次会上，蒋介石作了多次长篇讲话。对于“第一收复区”，他声称：“现在第一收复区里面土匪的主力，虽已渡江北窜，但一定还有不少的余孽，潜伏地方，我们高级将领必须除恶务尽，不使遗留一个种子。否则，如果我们疏忽大意，大部分的军队都已北上，而已经收复的地区又让土匪蔓延，则一旦土匪的主力南窜，里应外合，所有的收复区又将变为匪区了。”对于“第二收复区”，他认为基本方针、进攻步骤虽已确定了，但具体的兵力分配，“还要针对土匪的行动计划，作最后的决定。”1这时，国内局势确实相当复杂：一方面，国共双方正在进行谈判，还签订了协议；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在杀气腾腾地部署和进行更大规模的内战。对于这样充满矛盾的现象应该怎样认识呢？

    毛泽东的看法是：第一，蒋介石要消灭我们，这个主意老早定了。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做到这一点，也要使形势对我们更不利，对他更有利些。这是目前发生大规模军1《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第1522页。

    事冲突的根本原因。第二，由于他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存在和他要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还不足，因此目前的大规模军事斗争可能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时间内，还不是全面的内战，“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认为内战阶段已经到来”。第三，“和平、民主、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和平是能够实现的，只要我党有明确的方针与坚决的努力。

    为了应付这种复杂的局势，从重庆返回延安的毛泽东，不顾旅途疲劳，立刻连续召开会议，统一领导层的认识，并在十月二十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这个指示的着重点仍在击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它指出：

    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今后六个月的斗争，是我们在将来整个和平阶段中的政治地位的决定关键。”在这一期间内，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任务，“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广大友好的及可能争取的中外人士合作，组织广大群众，发动要求民主、惩办汉j、挽救经济恐慌、救济失业人民与援助还乡人民等项运动，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

    “在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为此目的，除移动大量军队与干部去东北及热河等地，并在那里组织人民、扩大军队、阻止与粉碎顽军侵入外，在一切解放区，是组织强大的野战军，有计划地歼灭向我进攻的顽军，歼灭得愈多愈干净愈彻底愈好。这是自卫的战争，我们具有充分的理由，站在有理有利的地位。解放区的一切工作，都应为这一中心任务而服务。”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斗争的胜利愈伟大，和平实现的时间将愈迅速，愈对全中国人民有利。”目前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在华北和东北，“只要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1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的蒋介石，从八月中旬到十月下旬的两个多月中，已调集一百一十三个师约八十万人的兵力到内战前线，此外又收编了伪军三十万人，共一百一十万人，沿平绥、同蒲、正太、平汉、津浦五条铁路线东进或北上。企图以此达到两个战略目的：一，打通铁路线，大举进兵平、津，再向东北推进；二，把华东、华北各解放区分割开来，尔后各个击破，或逼迫中国共产党在不利形势下订立城下之盟。

    为了争取在有利条件下实现国内和平，毛泽东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回到作战指挥上来。他在给各大战略区的许多指示中，一再强调对付国民党军进攻一定要遵守两个基本原则：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一是自卫的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第二是胜利的原则，即“不要浪打，打则必胜”。

    一九四五年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达到高嘲。在这段时间中，毛泽东精心指挥晋冀鲁豫部队进行了平汉路战役（又称邯郸战役）。

    蒋介石北上平、津的基本部署是兵分三路：左路以第一战区胡宗南部九个军东出潼关，并以其中的三个军北渡黄河进入晋南，然后经同蒲铁路到太原和第二战区阎锡山部会合，再经正太铁路东进石家庄，转而北上平、津。中路以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三个军八个师进占郑州，然后北渡黄河，沿平汉铁路北进，攻占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邯郸，同胡宗南部会师石家庄，再继续北进，同由美国帮助空运到北平的第九十二军和九十四军会合，完全控制平汉铁路。右路以第十战区李品仙部三个军七个师由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指挥，先到徐州地区，然后沿津浦铁路北上，占领济南，伺机进击平、津。在这三路国民党军队中，中路的孙连仲部三个军八万多人已在九月中旬占领了新乡等八城，作北上石家庄的准备。左路胡宗南部两个军约五万人，也由太原附近沿正太铁路向石家庄东进。

    面对着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地向解放区推进，如何阻碍和迟滞国民党军队沿铁路线北上，便成为解放区军民的严重战略任务。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北进的国民党军队在兵力上多于解放军，装备更优于解放军，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但官兵中很多人不愿意打内战，士气不高，部队新到，对地理、民情不熟悉，系统不一，补给困难，又有轻视人民解放军的心理，却是他们的短处。

    根据这些情况，毛泽东决心以刚刚胜利结束上党战役不久的晋冀鲁豫军区主力迅速东移平汉线，迎击孙连仲部由新乡北上的三个军。从十月十二日起，毛泽东连续签发或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的一系列作战指示，提出打胜这一仗的重要指导原则：

    一，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大，因此必须精

    心筹划，精心组织，准备以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北上的八万敌军中的一半左右。

    二，鉴于安阳以南临近敌之出发地域，不易求得歼敌机会，且易打成阵地持久消耗战，因此必须审慎忍耐，采取以逸待劳方针，诱敌深入到安阳、沙河间地区寻求机会各个歼灭之。

    三，在安阳、淇县间应当先以小部兵力采取宽正面的运动防御，轮番抗击，达到迟滞、消耗、疲惫敌人并摸清敌情之目的；但在敌深入安阳再行北进时，则应避开正面抗击，让敌放胆前进。

    四，具体打法上，应待敌进至于我有利之地区时，一面在正面坚决阻击扼制，迫敌展开，我主力再从敌暴露的侧翼或后方进行坚决的、猛烈的突击，加以围歼。

    在新乡地区进行了二十多天准备的国民党军孙连仲部第三十、第四十军和新编第八军，在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

    法五、高树勋及参谋长宋肯堂的指挥下，从十月十四日开始北进。他们经过汤阴、安阳，先头部队在二十二日北渡漳河，同晋冀鲁豫军区的阻击部队接战。二十四日，这三个军全部渡过漳河分两路猛烈北攻，遇到解放军节节抗击。此时，星夜兼程东进的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已在预定地区完成集结，二十四日晚开始按预定部署出击。经过合围、逐步削弱敌人、总攻、诱敌残部突围加以围歼等几个作战阶段，于十一月二日胜利结束平汉路战役，歼灭第四十、第三十军两个军的主力两万多人。在战役过程中，刘伯承、邓小平派参谋长李达在夜间到高树勋司令部，劝他率部起义。十月二十八日，高树勋毅然率新八军等部一万人起义，对这次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平汉路战役，是继上党战役后由晋冀鲁豫部队进行的又一个规模较大和比较彻底的歼灭战，对当时国内形势的演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九五九年，国民党在台湾的“国防部”编了一部《戡乱战史》，对这个战役作了如下评述：“是役（按：指平汉路战役，国民党方面称之为漳河战斗）之后，我军对平汉路既未打通，匪更奄有晋冀、冀鲁边之有利态势，对华中形成极大威胁；对华北更肆意窜扰，南北隔离，使我对接收华北工作发生极大的困难，尔后惟依空运部队接收平津，究以兵力有限，形成孤立，使政略、战略陷于被动，影响尔后之作战实至深钜。”

    对平汉路大捷，毛泽东十分高兴。他致电正在重庆进行谈判的周恩来等，告诉他们：“高树勋率两个师起义，影响极大。”“此战胜利后，将给‘剿匪’军以大震动，我们拟公开发表”。“现今刘邓清查缴获文件，为数必多，拟公开发表，击破国民党之诬蔑宣传。”1十一月五日，他为新华社撰写了《豫北冀南战场胜利捷报》的新闻报道。同一天，他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用平汉路战役的实例，驳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桢所谓“政府在此次战争中全居守势”的谈话，指出：“由彰德北进一路，攻至邯郸地区之八个师，两个师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六个师（其中有三个美械师）在我解放区军民举行自卫的反击之后，始被迫放下武器。这一路国民党军的许多军官，其中有副长官、军长、副军长多人，现在都在解放区，他们都可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如何奉命进攻的全部真情。这难道也是取守势吗？”2对于高树勋的率部起义，毛泽东更是备加赞扬。十二月十五日，他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这份党内指示中，决定把“开展高树勋运动”，作为解放区十大工作任务的第二项，指出：“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312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6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6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5页。

    在平汉路战役前后，毛泽东还组织指挥了平绥路作战、津浦路作战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五年最后三个月内在军事上取得的一连串胜利，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某些调整，广大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实现国内和平，终于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中共代表团提出的无条件停战的建议，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同中国共产党签订了停止国内冲突的协定。中国的土地上（除东北外）出现了暂时和平的局面。

    过分紧张的工作，终于使毛泽东在十一月中旬病倒了。

    他得的是神经系统的疾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神经疲劳”。当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十一月，毛主席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我每天都要看他几次。他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他要求用冷湿毛巾敷头，照做了，却无济于事。”1经过书记处几位领导人研究并一再劝说，毛泽东终于同意暂时集中一段时间治病养病，历来党内的重要文电，一般都由毛泽东自己起草。但在十一月十四日他起草了给东北局及晋绥、晋察冀军区等九份电报后，一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出席欢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宴会，长达近四个月的时间内，他起草的电报只有九份，其中有三份电报是比较长的，就是已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13页。

    收入《毛泽东选集》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科《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以及十一月十五日致东北局关于作战部署的电报，其余六份都只有数十字至百余字。

    毛泽东养病期间，仍然密切关注着全党的大事。他养病的地方，最初是在柳树店附近的联防司令部干部疗养所。由于这里离中央和总部比较远，不能及时了解有关情况，后来又搬到王家坪的桃林。为毛泽东治病的，除原有的医务人员外，还有两位苏联医生：阿洛夫和米尔尼科夫。他们是斯大林应中共中央的要求选派来的，还带来一些新的医疗器械和新研制的特效药。阿洛夫过去曾长期在延安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看病，一九四五年十月才离开延安回苏联，十二月间又返回延安，他对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比较熟悉。由于他们的精心治疗，又由于在一段时间内减少了繁重的工作，一九四六年开春毛泽东的病已逐步好转了，工作也逐渐恢复。

    毛泽东病情好转得比较快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阔别二十年的长子毛岸英又回到他的身边。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返回湖南长沙故里。一九三○年杨开慧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毛岸英等三兄弟由中共湖南党组织秘密送到上海。一九三一年，毛岸龙患病死了。一九三六年，毛岸英、毛岸青又被送到苏联学习。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初，已在莫斯科大学毕业的毛岸英，随阿洛夫医生等到达延安。毛泽东十分高兴，抱病到机场去迎接，父子的久别重逢，给了毛泽东极大的安慰和温馨，也使他的病体能较快好转。

    毛岸英在苏联生活了近十年，对中国的情况所知极少，甚至连中国话也几乎忘却了。毛泽东为了让毛岸英多了解些中国的社会情况，尤其是中国的农村情况，当他自己病情稍有好转后，就在一九四六年二月间春耕快要到来的时候，把毛岸英送到陕北农村，接受劳动锻炼，学习农业生产知识，熟悉农村情况。毛岸英走的时候，毛泽东嘱咐他：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但学到的只是书本上的知织，只是知识的一半，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一个大学，去学另一半知识。这个大学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它就叫“劳动大学”。毛泽东还告诉毛岸英：你要老老实实地锻炼，要和群众打成一片，生活上不要有任何特殊，要多做调查研究工作，通过实际的调查，了解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情况，学习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在病休期间，毛泽东十分关心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健康状况。他一再叮嘱阿洛夫等为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作了全面的身体检查。当他了解到任弼时血压过高、血管硬化的情况后，十分担忧，几次催促他赶紧治疗。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毛泽东依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停战通告：

    “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中国解放区各部队首长，

    各级政府同志们：

    “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纵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需严格遵行，不得有误。”

    “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望我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1在国共双方公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并各自发布《停战通告》的同时，由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开幕。会议经过二十天的激烈争论。先后通过了有关军事问题、宪草问题、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问题以及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重要协议，在一月三十一日闭幕。二月二十五日，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达成了《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国共停战了，政协各项决议通过了，人们无不额手相庆，期望着中国从此可以走上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康庄大道。

    同全国人民一样，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中国从此能实现和平，在和平的环境中建设新国家。从这个良好的愿望出发，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也就是政协闭幕后的第一天，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党内指示。这份指示，虽也提醒“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和长期的”，要求全党“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但它着重强调的是“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指示中1《解放日报》1946年1月11日。

    说：“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改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

    指示认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狭隘的关门主义”，因而要求全党必须很好地克服那种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实现，以及不相信蒋介石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现民主改革，并能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左”的倾向。1正在病中的毛泽东，修改、审定了这份指示，还尽可能地参与了许多重要决策。

    二月四日，中共在重庆的代表团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中共方面参加宪草审议委员会和参加政府人员的名单，请求中央批复。二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确定了参加宪草审议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行政院的人员名单（因谈判正在进行中，这个名单暂时没有向国民党当局提出）。

    毛泽东根据会议的决定，复电在重庆的代表团，告诉他们：

    （一）同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博古及何思敬五人为宪草审议委员。（二）国府委员仍照周恩来一月二十七日返延时议定的八人，即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为适宜，以便将来全党指导中心移至外边。第一次会议少奇可不出席。如范明枢不就，可提彭真。（三）同意以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个部长及不管部部长。1可见，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殷切地期望着这次和平谈判能够取得成功，并为和平实现后参加政府作着认真的准备。

    二月九日，毛泽东接见美联社记者时，对国共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发表了十分乐观的谈话。毛泽东说：政协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今后当然还有困难，但相信各种障碍都可以扫除。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各党当前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对于政治的及经济的民主活动，将无保留，出而参加。

    三月六日，即《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签字后的第十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精兵简政”的党内指示，对山东、华中和晋冀鲁豫三个军队员额最多、民众负担最重的地区，提出了分两期裁减兵员的计划，要这三个地区第一期精减三分之一的兵员，三个月内外完成，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对于晋绥、晋察冀两个战略区的兵员裁减问题，也作了进一步的布置。

    但从二月份开始，国内政局却向着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国民党当局指使暴徒制造了一系列反对政协决议、反对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严重事件。

    二月十日，也就是政协决议通过后的第十天，重庆发生了校场口事件，国民党特务以暴力捣毁各民众团体在校场口1中共中央发渝台电，1946年2月6日。

    广场举行的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与会的各界著名人士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被打伤。庆祝政协成功的大会，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如此明目张胆的破坏。这件事向人们发出一个严重的信号：国民党根本没有诚意来实行政协决议。当然，对中国共产党说来，事态会如何发展，还需要继续观察。

    二月二十日，北平国民党特务又以河北难民还乡请愿为名，纠集暴徒千余人，大闹军调部中共方面的办公室，侮辱殴打工作人员。

    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在重庆制造反苏反共游行，并捣毁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打伤工作人员多人。

    三月一日至十七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为会议定下了基调，这就是抛开国家的民主化来谈“军令与政令的统一”，对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妥筹补救”。会议根据这个调子，通过了一系列推翻政协决议案的决议。国民党以中央全会的方式公然破坏政协决议，这就进一步证实：前此发生的一系列暴行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国民党最高当局决策的先行步骤。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对此表示严正的态度。《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国民党二中全会》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政协所决定的为全国人民所一致拥护的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民主原则，而继续坚持‘五五宪草’中的独裁原则。”1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三月十八日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也指出：国民党1《解放日报》，1946年3月19日。

    “二中全会的决议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

    三月二十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召开第四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鉴于近期内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共方面的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四月一日，蒋介石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讲，公然宣称：“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可言”。前一点，是由蒋介石亲自出面，公然推翻政协决议。后一点，是表明他们要向东北的解放区大举进攻了。

    这时，蒋?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