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作者:rouwenwu

    重要的推动作用。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毛泽东常爱说的一句成语。

    到一九四二年底，陕甘宁边区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在经济上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在这几年的精心探索中，毛泽东对经济工作也积累起比较丰富的经验。十二月，他为西北局高干会提供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就是这些经验的总结。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请李富春、南汉宸等协助收集整理了有关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方面的大量材料，并告诉他们：每个材料“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的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在说政策说工作时要批评错误意见，批评工作缺点，使他们有所警惕。每样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一九四三年应如何作法。”1在报告中，毛泽东着重批评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指出：“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

    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09页。

    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关于人民负担问题，他批评了那种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错误观点，写道：“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同时，他还批评了另一种错误观点，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他说：“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他总结起来说：“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1

    毛泽东特别强调认真做好经济工作在全局中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针对某些人轻视经济工作的态度，毛泽东还指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因此，大批的干部必须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91—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而各级党部、政府、军队、学校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同时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要调查研究经济工作的内容，负责制订经济工作的计划，配备经济工作的干部，检查经济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将此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仅仅委托于供给部门或总务部门就算完事。”1这篇报告同毛泽东后来起草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章是中共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工作的基本纲领。

    兼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贺龙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

    毛泽东“真正实际解决了边区当前最重大的问题

    （假若没有饭吃，一切工作都无从说起），他比我们负责领导财经工作的任何同志，更懂得边区情况（因为他有正确的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马列主义经济学在边区的具体运用，是活的马列主义经济学（不是能读《资本论》不懂边币的经济学），他不是夸夸其谈的提出一般的方针与任务，而是对于每个问题都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的确定今后能做应做的事，并详细指出如何实现的办法（开荒、移民、水利、纺织合作社、运盐、调剂劳动力均有极生动模范的例子），他解决了摸索几年的众说纷纭的许多财经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565、问题上的原则问题，实际问题。他明确地指出了边区经济与财政的大道，提高了全体人民的信心。他真正能使我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去争取抗战胜利。他不仅解决了边区的经济问题财政问题，并且给各个抗日根据地和全国都提供了解决问题辉煌的模范的例子。”1贺龙的这段讲话，恰当地说出了毛泽东领导边区建设、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重大历史贡献，也描述出了他在工作中那种严格尊重客观实际、耐心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在实践中细心观察、对复杂情况从多方面进行分析、经过慎重研究后果断地作出判断、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优良工作作风。

    1贺龙：《整财问题报告大纲》，《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307—二十六、整风运动（上）

    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

    为什么在抗日战争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以这样大的力量和这样长的时间来进行这场整风运动呢？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有着深远的考虑的。

    中国共产党在它成立以来的二十多年历史中，经历过巨大的胜利和严重的失败，出现过“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中给党带来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具体情况办事，还是主观主义地凭“想当然”或照着某些“本本”办事。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去同心同德地夺取胜利。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这时已发展成拥有八十万党员的大党，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毛泽东认为，这些干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局面”。1全党范围的整风是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开始的，而它的最初酝酿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就开始了。为什么要经过这样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呢？因为整风的重要目的是要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东西。这种思想问题的解决，决不能靠强制的手段，必须使人真正从思想上想通，并且从实际生活中大量成功和失败的事实中得到证明，才能切实奏效。何况王明有着共产国际作为后台，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要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都需要时间。所以，毛泽东后来解释说：“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2

    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1

    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2年。

    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1他所说的“一些严重的错误”，其实就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

    六中全会后，王明口头上也说：“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实际上依然坚持过去的错误。一九四○年三月，王明把他在一九三一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且在三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2这是一个挑战性的行动。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便更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

    本来，六中全会前，中共中央已曾考虑在准备召开的七大上讨论中国党的历史问题，但共产国际没有同意。王稼祥在六中全会上传达国际的意见时说：国际认为，中共七大要着重于实际问题，主要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不应花很久时间在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关于总结十年经1

    2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40年3月第3版，第3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4页。

    验，国际认为要特别慎重。1以后，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党的高级干部难以集中，七大一直未能如期召开，有关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也一直拖了下来。

    王明的小册子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后，毛泽东就从一九四○年下半年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他对编辑这部历史文献集十分认真，花了不少工夫。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他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没有看到过的材料，使他对问题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和认识，更深刻地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

    毛泽东指出：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在苏维埃时期，最初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后期，又是打倒一切。“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所以苏维埃后期的损失，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他说：而遵义会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关于抗日战争以来的错误倾向，毛泽东认为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国共合作建立后有一个时1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9月14日。

    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他总结说：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同意以后专门研究，但研究的大纲要谈一下。他指出：过去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

    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便产生了对革命的急躁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党，党员比较幼稚，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不足。他强调指出，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错误和苏维埃后期的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实际联系起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对于犯了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1会上，王明、博古、朱德、康生、张闻天、陈云等相继发言，有人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这样，毛泽东在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说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时，没有用路线错误的提法。

    不久，皖南事变发生。毛泽东痛心地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2为了引起全党重视，毛泽东要求把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

    为了改变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一九四一年三月，毛泽东决定出版主要由1

    2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1月15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2月4日。

    他在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所作农村调查汇集成的《农村调查》一书。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和跋。他申明：

    “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

    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他又指出：

    “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后，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1。这些话的针对性是再明显也没有了。

    第二件更重要的事是：五月十九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研究理论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

    另一种态度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许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没有兴趣，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往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91页。

    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他们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毛泽东说：“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在报告中突出地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说明只有这种态度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求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要求不单懂得外国还要懂得中国，不单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要求有目的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他对实事求是作了精辟的阐述：

    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

    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然而，毛泽东这篇观点鲜明措词尖锐的重要讲话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宣传部门也没有在报上报道，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使毛泽东进一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先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这是党在准备整风时期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前，中共中央作了充分准备，成立了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调查研究局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还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也由毛泽东任组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发出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还把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发给大家，要大家认真阅读，结合实际进行比较和分析，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

    这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对《六大以来》的阅读和研究，对开好九月会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胡乔木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编辑《六大以来》就是为了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1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把采取这些措施后引起的变化说得很明白：“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指《六大以来》。——引者）。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2九月会议时断时续开了一个多月，集中讨论了五次。会议重点是检讨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一开始就说：党内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不切实际，按心里想的去办，这就是主观主义。他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他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

    他又说：六中全会打击了主观主义，但仍没有引起一般的注意。主观主义已不占统治的地位，但还相当地存在着。毛泽东分析主观主义的来源主要是党内“左”的传统，苏联的德1

    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胡乔木谈话记录，1991年3月20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8页。

    波林等的影响，以及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他提出：克服主观主义要从政治局同志做起，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1。

    会上，有二十八人次发了言，谈了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有着极大的意义。许多人以自我批评精神认真检讨了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帐，现在必须偿还。”他还说：“对中央苏区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乱打击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2博古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1

    2张闻天：《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要补课》，《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314页。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1年9月10日。

    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1他表示：现在我有勇气公开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王稼祥总结了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他说：除中国的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2这次九月会议，特别是毛泽东在第一天所作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为以后全面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确定了基调，并且在党的领导层内取得了大体一致的认识。

    只有王明在会上丝毫不作自我批评。他发了两次言，虽然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承认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却完全推卸责任，说自己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和作法是不同意的，强调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最主要的负责者。

    鉴于这种状况，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一起多次找王明交谈，希望他能够转变态度认识错误。在十月七日的谈话中，王明不但避而不谈自己的问题，反而攻击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是太“左”了。他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好的。认为目前应当以国民党为主，我1

    2王稼祥：《政治局要以思想领导为中心》，《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26页。

    《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党跟从之。建议中共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同蒋介石设法妥协。最后表示决心同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第二天，王明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更系统地阐述他的观点。王明的观点受到会上许多人的批评。毛泽东严肃地指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他许久，最近我和他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

    因为王明在争论中提出了对目前时局的严重的原则性问题，毛泽东提议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的错误问题，集中讨论抗战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他希望王明把他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加以说明。但王明却突然称病不肯出席政治局会议，使会议未能举行。以后，他就长期称病，拒绝参加中央的整风会议。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宣布，因为王明生病，政治局会议停止讨论。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误，依照十月八日书记处工作会议提出的“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作为定论。1

    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毛泽东起草了一份书面结论草案，题目是《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草案概括地说明：“这条路线的性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而在形态的完备上，在时间的长久上，在结果的严重1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记录，1941年10月13日。

    上，则超过了陈独秀、李立三两次的错误路线。”草案分析：

    这条路线在思想方面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在政治方面，对形势的估计，对策略任务的提出与实施，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都犯了过“左”的错误；在军事方面，犯了从攻打大城市中的军事冒险主义转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保守主义（同时也包含着拼命主义），最后在长征中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的错误；组织方面犯了宗派主义错误。草案还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实际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1这个结论草案的许多重要内容后来被吸收到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为了进一步弄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十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研究党的历史的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以毛泽东为首。

    大概就在起草这份结论草案以前，毛泽东还写了题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文章，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方面逐篇地系统地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九篇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指出它们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特征。毛泽东当时只把这篇文章给刘少奇、任1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历史问题的结论草案，1941年10月。

    弼时看过，一直没有发表。关于没有发表的原因，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曾这样写道：“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一九六四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了，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1因此，当时这篇文章不但在社会上，并且在党内也没有直接发生影响。但通过写作这篇长文，使毛泽东对那个时期中央的路线错误的认识大大深化了。

    同一九四○年底政治局讨论党的历史的那次会议相比，一九四一年的九月会议大大跨进了一步，因为它使党的领导层对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大体上取得了共识。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报告整风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2九月会议后，毛泽东集中力量领导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他认为“犯思想病最顽固”的是高级干部，“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3根据九月会议的决定，成立了中央研究组（又称12

    3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3年1月25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批语，1965年5月。

    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延安及各地方也成立高级学习组，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毛泽东规定中央学习组的任务是：“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他还提出，“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要注意“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1

    对如何研究党的历史，第二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作了讲话。他说：“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

    他提倡在研究中要用“古今中外法”，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他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他还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是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5、造的”。1

    在毛泽东精心部署下，从一九四一年冬季开始，全国各地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普遍开展起来，为全党范围开展整风运动准备了条件。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高级干部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达到了基本一致的认识。这样，在全党普遍整风的条件就成熟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要点》在叙述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党内的种种表现后写道：“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2整风学习在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中普遍进行，是从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和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后开始的。在报告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整风的任务、内容、办法和意义。

    他明确地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1

    2《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90—《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5、他说：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这两种主观主义，都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关于宗派主义，毛泽东认为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他要求正确处理党内的各种相互关系，以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同时也要消灭党外关系上的宗派主义，“其理由就是：单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他着重地说：“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关于党八股，毛泽东认为它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如果不把党八股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他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关于整风的意义，毛泽东强调：“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关于整风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提出八个大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整风的宗旨。具体讲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1。“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八个字成为党内对待犯错误的同志采取的正确方针。它的方法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说：“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

    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他强调要好好地说理，说这个工作“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

    党内的普遍整风从延安开始，有一万多名干部参加。

    当时，毛泽东的两篇报告发表后，在延安“好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开始从新的角度，新的高度来审视问题。但是，也有一些人，主要是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和新党员还没有能够理解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深刻意图和真正意义。“不少人受到自己经验的局限，误以为整风就是整领导。整什么领导呢？就是整那些直接面对他们的领导。那些高层领导中有什么东西要整，他们当时是看不清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30—楚的。”1这样，就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转移到一大堆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上去。这种倾向不扭转，就会改变整风运动的方向。那个时候，许多单位办起墙报。在墙报上一些人以讥讽谩骂的方式批评延安存在的某些具体现象，吸引了许多读者。一天晚上，毛泽东到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照明看墙报，认为这样发展下去，整风学习是不能达到预定目的的。他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2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谈到：整顿三风“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3。他说：这样大批的新党员没有这次思想的改造，将来党是搞不好的。毛泽东提出，全党干部和党员普遍整风的内容，一是学习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一是结合学习检查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他的?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