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作者:rouwenwu

    局势越来越坏，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蒋介石越来越倾向于用军事手段向中国共产党进攻。十一月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之跋扈枭张，全无国家民族观念，只知乘机扩张势力，今后必益加甚。叛乱之期，当不在远。”实际上是，蒋介石使用军事手段向共产党进攻的日期“当不在远”了。这个月的十二1毛泽东和斯诺谈话记录，1939年9月24日。

    日至二十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实际上确定了要以军事反共来代替政治溶共的方针，并制定《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日益恶化的形势使毛泽东十分焦虑。

    他清醒地看到：一场共产党人原来不希望看到的相当规模的武装冲突也许已难以避免。十一月十四日，他在陕甘宁边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谈到：“我们的团结是有条件的”，“假使把你的头割掉了，还讲什么团结啦？”“所以我们讲团结，在必要斗争的时候我们还要斗争，有了斗争也就会有团结。”1十一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及华北地区斗争情况的汇报。汇报中谈到在当时国内外形势影响下，大资产阶级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但在重庆的中产阶级，包括一些国民党元老却反对内战，“他们表现很活跃，敢于讲话”2。在华北坚持抗战的国民党将领也发出“再打内战就完了”3的呼声。这些，对毛泽东进一步考虑如何处理反磨擦问题也有启发。

    为了准备对付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进攻，毛泽东越来越注意到必须争取中间势力4。这在他的统一战线思想中，是一个新的重要内容。

    他还特别强调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十二月一日为123

    4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9年11月。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32页。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9年11月。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记录稿，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呼吁：“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1

    在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年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山西、河北等地的军事进攻中，阎锡山于十二月在晋西发动的进攻新军决死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的事件最为严重。

    山西新军的正式名称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它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由薄一波以牺盟会负责人的名义向阎锡山建议，取得阎的同意后成立的。开始时先建立一个团，由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一支革命军队。新军成立后，很快发展到五十个团，协同八路军在敌后作战，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使阎锡山感到十分恐慌，决定用他长期控制下的山西旧军来消灭这支力量。晋西事件发生前，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这时，和平妥协的危险已成为严重的危险。阎锡山在会上公开叫嚷：“天快下雨了，赶快准备雨伞。”山西党组织派人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毛泽东果断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20页。

    地指出：“阎锡山准备‘雨伞’，你们也赶快准备嘛。”1由于晋西是联结华北和西北的枢纽，是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往来的必经通道，“晋西斗争我们如失败，则影响整个华北”2，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地区的反磨擦斗争。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阎锡山还没有公开反共，晋西的磨擦斗争是以新旧军冲突的形式出现的。毛泽东紧紧抓住这个特点来制定斗争方针。他认为，晋西事件反映了山西旧派准备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它的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要“认清此种冲突可能扩大”，“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3他要求八路军必须支持和帮助新军，但暂时不要提反对叛军的口号。对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投降日本的阎锡山，毛泽东主张仍要积极争取他继续抗日，“在拥阎之下反阎”4。他强调“晋西斗争之胜利，依靠于正确政治方针，正确战略战术，强兵良将，缺一不可”。5薄一波回忆道：“那几1234

    5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左的电报，1939年12月2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12月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左权、彭德怀的电报，1939年12月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1939年12月26日。

    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7、8页。

    年，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明确的指示，结合山西的具体情况，部署和开展工作的”1。

    十二月底，晋西的斗争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在阎锡山看来，在晋东南和晋东北地区，抗战派的力量比他们大，而在晋西南和晋西北地区，他们的力量比抗战派大，有可能把抗战派压服。因此，他们先以全力进攻晋西南，准备得手后再转而进攻晋西北。蒋介石又调中央军从晋东南方向积极配合，随时准备乘隙而入。这样，晋西成为八路军、中央军和阎军三大力量斗争的局面。毛泽东判断：“如此战新军失败，蒋必增强阎锡山，倚之为反共降日的华北支柱，那时就麻烦了；如此战新军胜利，可能使阎锡山转舵。”2他指出：“在拥阎讨逆口号之下，完全独立自主自筹给养，遇敌进攻则消灭之，这是整个山西的总方针。”3这时，晋西南新军采取坚决反击的方针，将前来进攻的旧军两个旅击溃。山西工作重点已转向保卫晋西北的斗争上。中共中央军委把李井泉从大青山根据地调来，加强对这个地区的领导。接着，要求已东进冀中的第一二○师准备调一个团到晋西北。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和王稼祥又致电贺龙、关向应：“你们的主要根据地是晋西北、12

    3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彭、罗、赵、陈、林电，1939年12月28日。

    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电，1939年12月23日。

    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7、8页。

    绥德及吕梁山，望担起全部责任，师部宜即过来。”1第二天，他们致电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师，明确指出：“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保持山西抗战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这是目前中心问题。”电报要求第一二○师新三五八旅及晋西北新军即集中于适当地区，加强战备。同时要求：

    “贺、关立即出发到晋西北指挥战争，愈快愈好。”2一九四○年一月初，晋西南旧军封锁了吕梁山和中条山。

    晋西北的八路军新三五八旅和决死队在临县地区向晋西北旧军赵承绶反击，迫使他们在十三日夜退往晋西南地区。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山西问题，须候贺龙到晋西北后完全解决旧军残部，并建立政权，并准备派人去和平解决。”“现在阎有旧军三万余人在吕梁山脉，粮食困难。

    将来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旧军依靠中央军进攻我军；另一种可能就是和平解决；减少磨擦。我们的方针，不惜与中央军打，只有反磨擦才能取得存在与发展，要求最后划江而治。”3二月，贺龙、关向应率第一二○师主力从冀中返回晋西北，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不久，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和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先后成立。军政委员会由贺龙任书记。

    行政公署由毛泽东推举著名爱国将领、晋西北新军总指挥续12

    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月18日。

    毛泽东、王稼祥致八路军总部和120师电，1939年12月31日。

    毛泽东、王稼祥致贺龙、关向应电，1939年12月30日。

    范亭为主任。

    这时，晋东南八路军和新军反击阎军孙楚部；八路军在太行反击朱怀冰部，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国民党内顽固派发动的这场反共高嘲已无法支持下去，接近偃旗息鼓。二月二十○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作了这样一个概括：“蒋在华北、西北、中原向我的攻势，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坚决反攻，可以说基本上已把他的攻势打下去了。”1在激烈的反磨擦斗争中，党内外一些人有些担心，生怕统一战线发生破裂。因此，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指示指出：

    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1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0年2月20日。

    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前途。所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1为了支持和配合全国范围的反投降、反磨擦斗争，延安民众召开讨汪大会。毛泽东到会发表演讲，号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他说：“我们今天开会还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针对蒋介石只讲抗日、不讲团结和进步的错误方针，他指出：“没有真正的、坚强的团结，没有迅速的、切实的进步，怎能坚持抗日？”他批驳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统一论，是统一于分裂，统一于倒退，所以是假统一；强调我们的统一论“是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2大会一致通过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讨汪通电，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的十点要求。

    反磨擦斗争，对中国共产党说来，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自卫行动，因此，在可能条件下就力求适可而止。一九四○年三月，在日本支持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蒋介1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12、石和日伪的矛盾更加激化。毛泽东及时提出对国民党顽固派实行军事上的休战，政治上开展和平攻势，并加强争取中间力量的工作。

    在山西，据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报告：阎内部对新军和战主张尚不一致，而阎本人则觉解决新军已非己力所能为，对勾结中央亦尚有顾虑。1中共中央加紧了对阎锡山的工作。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以后对外立词，请注意和缓些。”“你们准备派两个团向南行动，现不适宜，谅已停止。如未停止，请即设法停止退回来。”2第二天，毛泽东写了给阎锡山的信，表示希望和平解决晋西事件。并决定派萧劲光和王若飞为代表赴秋林镇会晤阎锡山。二月二十五日，萧劲光、王若飞带着毛泽东写给阎锡山的这封亲笔信到达秋林镇同阎谈判，受到极大欢迎。“阎公开说，他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他之存在是于团结有利的。”并且表示：“已令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及政治攻击。”3经过谈判，双方实际上达成划区作战协议：在晋西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的活动区域。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是富有成效的，在国民党顽固派后来发动的反共高嘲中，阎基本上采取中立态度，同中共保持了合作的局12

    3中央及军委致朱、彭、杨等并转告新军各领袖电，1940年3月5日。

    毛泽东、王稼祥致贺、关并告朱、彭电，1940年2月22日。

    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电，1940年1月31日。

    面。

    与此同时，在河北等地，八路军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后达成协议：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防区。

    八路军反磨擦斗争的胜利，也推动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在重庆，正在进行的两党谈判中，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再三向中共谈判代表申明：“决不会投降，请你们相信我们”。

    同时不再提八路军扩军人事归国民党中央管理。对于这次反磨擦斗争取得的胜利，毛泽东充分肯定它的重大意义。他在中央会议上说：在国共关系中，“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就是防线的划定，现在我党的力量可以起半决定作用”。1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是第一位的；国内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但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实行反共和反民主的政策，国内的阶级矛盾有时还相当尖锐。如何处理好国共之间的关系？这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观察形势，分析形势，都离不开这个问题。

    经过打退这次反共高嘲的实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的策略思想获得重大发展。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策略原则，并从理论上作出高度的概括，突出的是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重1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3月23日。

    要性和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他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在讲话中，毛泽东着重分析和阐述了争取中间势力的极大重要性。他说：“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上述三部分中间势力，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他们。”“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他还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便不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后来，他在致萧向荣的信中写道：“第一次反共高嘲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

    针对反共顽固派一方面主张团结抗日；一方面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特点，毛泽东提出要用革命的两手来对付，既争取他们留在革命队伍中，又要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他说：“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

    他强调，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要注意三个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毛泽东将这三个原则归结起来，就叫做“有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重要策略原则，对全党在复杂的斗争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确实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61—在回忆录中写道：“回顾反磨擦斗争这段历史，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维持，是贯彻执行我们党的既联合又斗争，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策略而取得的。当时，大敌当前，一切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的条件和基础。只讲团结，不作必要的斗争，统一战线也不能够维持。”“正是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因而赢得了广大人民和中间势力的拥护与同情，积蓄和发展了抗日力量。”1

    1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二十三、新民主主义的理论

    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之交，毛泽东接连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并对它作了系统的说明。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次飞跃，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它不仅回答了当前时局中提出的种种问题，而且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写出这些文章，决不是偶然的。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从原来遭受严密封锁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变成全国性的大党，公开走上全国政治生活的大舞台，受到人们越来越密切的关注。他们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和中国未来前途的看法。中国共产党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也必须在全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主张来，把人们吸引到自己高举的大旗下来。

    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当政治中心还在武汉时期就起劲地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主张。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这种宣传更变本加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在主张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同时，还要同毛泽东讨论“共产党之理论”，咄咄逼人地写道：“窃以为目前阶段中，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涂，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辞。

    诚能如此，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1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号称国民党“理论家”的叶青（任卓宣）更公开主张：“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他还说：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不止今天，就是将来也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蒋介石自己也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发表一篇《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长文，鼓吹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要使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建国完成之时”。2这就把“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十分尖锐地提到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的面前，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对这个问题系统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中国共产党早就说过：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所解释的三1

    2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青年中国季刊》创刊号，1939年9月30日。

    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再生》第10期，1938年12月16日。

    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限度的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真诚地愿为它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在当时来说，强调这一点，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又说明：

    两者之间仍然是有区别的。既然有区别，而一些人又正在叫嚷只要有一个三民主义就够了，要共产党把自己的旗帜收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就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自己的旗帜更加鲜明地打出来，同形形色色冒牌的或歪曲了的“三民主义”宣传分清界线，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理论和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出中华民族要建立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前途。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爆发以来共十多年成功和失败的丰富经验，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上成熟了的政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已经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能够系统地回答前面所说的那些问题，将党关于现阶段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纲领这面大旗更加鲜明地打出来。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他说，只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在抗日时期，“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1这就是新民主主义这个全新的理论能够在这时由毛泽东系统地提出来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早就感到，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进入抗战时期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形势和肩负的任务比过去更艰巨，更复杂。这使毛泽东更深刻地感觉到理论的重要性。因此，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就向全党发出学习理论的号召。他指出：

    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2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艰苦的进一步的探索。美国作家斯特朗在访问记中写道：“党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的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1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825、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毛泽东是她曾经采访的对象之一。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已经四十六岁，长期的战争磨难和陕北的艰苦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但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他一面紧张地处理着战争年代的繁杂工作，一面坚持进行理论研究，常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工作疲劳时，他就用力握几下用来当作“镇尺”的铁条，舒展一下关节，算作休息。

    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经过长时期的思考和探索才提出来的。

    这个理论以中国的实际国情为出发点。而要真正懂得中国的实际国情，并且依据它提出正确而完整的革命理论，是极不容易的。它需要经历一个过程。

    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所进行的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使他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深刻的了解，与此同时，他撰写了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些重要文章，包括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在内，都是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准备。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一个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新阶段，他阐述党的理论、路线、战略、方针和政策的著述，更加丰富了。

    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发表的《五四运动》一文中已经说到：“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他在五月四日所作的讲演《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把正在进行着的中国革命称作“我们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他说：“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它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后，要“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但是毫无疑义的，“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

    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中已经明确地讲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从五四运动起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需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它要建立的是既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又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将来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显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这时已在酝酿、思考和形成中，只是还没有把“新民主主义”这个明晰的概念提出来，也没有来得及进行系统的论证和说明罢了。

    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这个科学概念，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写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这是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第二章“中国革命”是他自己写的，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别人起草后经他修改定稿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最早发表在延安出版的刊物《共产党人》上。建国后，这篇著作经他审定收入《毛泽东选集》。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别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明确地规定：“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为什么中国现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是由中国的实际国情所决定的。

    毛泽东写道：“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正因为如此，《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著作，首先从分析中国社会着手，以此为基础，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他指出：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种社会性质决定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其中又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j和反动派。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这两项革命任务是互相关联的。

    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谁能完成呢？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状况等方面的特点逐一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无产阶级有着许多突出的优点，所以能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但如果单凭它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

    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毛泽东明确地提出：

    “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因此能成为革命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没有完全断绝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联系，因此，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当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成为反革命助手的危险。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还指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抗日战争中，对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应加以区别。前者是投降派，应该打倒；后者是顽固派，具有两面性，对他们应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此外，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关于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之间的这些区别，当《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最初在《共产党人》上发表时还没有讲到。一九四○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第一次讲到这个问题。同年四月以后，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这部分作了相应的修改，见该年十一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辑出版的《党建论文集》所收的这篇文章）。

    由于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也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就决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

    毛泽东还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带来两方面的结果：

    一方面，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

    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加上有利的国际环境，就能使中国革命的前途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著作的发表，大大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它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作出了如此系统而清晰的说明，使原来令人感到眼花缭乱的纷繁的社会现象顿时显得那样井井有条而易于理解，使人们在复杂多变的局势面前感到心明眼亮，能够始终清醒地把握住基本的方向，保持一致的步伐。它在当时和以后很长时间内产生的巨大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新民主主义”这面大旗高高地举起来了。那么，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们的特点是什么，还有其他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发挥和说明。

    一九四○年一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演讲，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个长篇讲话，从下午一直讲到入夜点起煤气灯的时分。”“拥挤在会场里的五六百听众，被他的精辟见解和生动话语所鼓舞、所吸引，聚精会神，屏息静听，情绪热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1一个月后，这篇演讲首先在《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稍后几天在《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自己说，他这篇讲话的“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2，但它的?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