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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第15部分阅读

      毛泽东传 作者:rouwenwu

    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1这些规定,虽然受到中共中央“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笼统地把一切剥削者都排除在政权之外,但这个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工农大众当家做主的中央政府,并具体地规定了劳动人民在各方面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和《经济政策》等,以法律的形式把土地革命中实行的“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政策固定下来,并规定工农大众享有的劳动和取得物质待遇等种种权利,但其中也有一些“左”的政策规定。如《土地法》中宣布“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还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影响了土地革命的健康发展。

    根据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处理日常政务,并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代表大会闭幕后,十一月二十五日,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任命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十五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委员,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二十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但张国焘一直没有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职。会议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时,各个革命根据地仍处在被分割的状态。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和各路红军的统一指挥,在政治上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代表大会通过的一系列法规和决议案,在初步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临时中央政府和各根据地的立法和施政方针确定了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然而,临时中央的主要着眼点却在于过分夸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力量,片面强调苏维埃同国民党政权的对立,急于取得在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胜利,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由他们起草而经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包含的一些过“左”的政策,对根据地的发展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发生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等和中共秘密特支领导下发动的宁都起义。像这样一支有着很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成建制地投入红军,过去还不曾有过,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大革命时期,刘伯坚、邓希贤(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曾在西北军工作过,党的主张在这支部队里有一定影响。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败,西北军的主力之一孙连仲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在第二次“围剿”时被调到江西参加对红军的进攻。在作战过程中,许多官兵受到红军很大影响;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我国东北,又引起他们强烈的民族义愤;蒋介石对第二十六路军的处处歧视和压制,更激起他们的愤慨。宁都起义后不久,季振同曾对萧劲光说过:“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1

    十二月上旬,毛泽东已得知第二十六路军即将起义的消息,主持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针对有人提出的争取一个旅起义的主张,要求尽量做好工作,争取组织1萧劲光:《红五军团的初创时期》;《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全部暴动”1。十一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分会见第二十六路军内中共特别支部代表袁汉澄(袁血卒)。袁血卒回忆道:

    走在后边,我轻声问:‘毛主席是什么主席?’他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主席在哪里学的军事?’我接着又问。

    伯坚同志敬重而郑重地答:‘噢,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兵书,军事上料敌如神。几次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

    “毛主席的住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砚,就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第一句问话是:‘汉澄同志是地下党员吧?’‘是。1927年在西北军官学校入的党。’”

    “随后,毛主席问起地下党的情况。”“刘伯坚同志插话说:

    ‘我在西北国民军时,赵博生、董振堂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毛主席称赞说:‘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产党合作的。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爱国主义是个重要的基础。’”

    “毛主席……随后把话题引到了暴动问题上来,他说:‘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和策略,都很好。汉澄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听主席这样一问,我一时回答不上,脸上有点发烧,稍停一下,坚定回答‘有把握!’‘有好大的把握吗?’显然主席要问个究竟。‘假使七十四旅不干,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我把七十四旅的情况向主席做了扼要汇报。”

    1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3年6月28日。

    “毛主席点点头说:‘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

    这全靠我们党做过细的组织工作。’停顿了一下,毛主席又说:

    ‘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们能把二十六路军这支反动武装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1十二月十四日,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人在宁都宣布起义,带着两万多件武器,开入中央苏区。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

    毛泽东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分,负责指导红五军团的建设工作。在红五军团,同其他红军一样,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毛泽东找即将就任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他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2他又对即将就任红五军团十三军政治委员的何长工说: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1

    2《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97页。

    袁血卒:《“宁都兵暴”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93—196页。

    验,首先要把十三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十四军,鼓励十五军。1经他批准,中革军委从红军中选派了一些有改造旧军队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干部刘伯坚、左权、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等到红五军团工作,并任命刘伯坚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红五军团中原有的进步军官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批准董振堂入党。当董振堂得知被批准入党时,将三千多元私人积蓄全部交给党。军政委何长工把这件事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说: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董振堂坚持全交,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毛泽东还找在宁都起义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军官季振同、苏进、卢寿椿谈话,详细了解情况,批准他们三人入党。卢寿椿随后担任了红五军团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师长,苏进担任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师长。

    毛泽东十分重视采取一般士兵容易接受的形式对红五军团官兵进行教育。他派文艺演出队到红五军团中去演出,并对演出队的负责人李伯钊、钱壮飞、胡底说:要稳定他们的政治情绪,他们过去是为军阀打仗,现在是要为苏维埃而奋斗。过去当白军,现在是当红军,要想尽各种办法向他们宣传过去是为谁牺牲,为谁送命。李伯钊等按照这个主题,编了一个《为谁牺牲》的戏,反映当时国民党军队士兵的悲惨遭遇,在红五军团各军演出后收到了很好效果。

    关于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的建设,周恩来一九四三年在1《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02页。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宁暴时毛泽东领导争取五军团干部。”1从红五军团后来参加历次战役时在战场上的表现来看,充分证明对这支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宁都起义胜利和红五军团诞生,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红一方面军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四万多人发展到六万多人。

    宁都起义发生的第二天,原在上海而没有到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秘密交通护送下进入闽西苏区。同月底,到达瑞金。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瑞金举行,着重讨论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要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问题。周恩来在到瑞金时曾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队固守坚城和红军技术条件不具备等情况,说明红军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致电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一月九日,临时中央又作出决议认定:“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要“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2这次苏区中央局会议就是讨论选择攻打抚1

    2《中共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3年6月28日。

    州、吉安还是赣州的问题。会上,许多人认为抚州及其周围有朱绍良部十个师,吉安及其周围有陈诚的五个师,在三个城市的比较中只有赣州守军较少,并且同周围其他军队的联系不密切。这样,会议就转到讨论如何打赣州的问题。毛泽东仍不同意打赣州,在发言中提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闽粤两省的咽喉,是敌军必守的坚城;它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前年三月红四军曾围攻赣州三天,没有结果,只得撤围;现在赣州南北都屯集着国民党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

    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但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毛泽东又一次成为少数。

    他再建议可否听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项英说: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我问过彭德怀可不可以打下赣州?彭德怀回答:“赣州守军马(皨)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1会议按照多数人意见,决定打赣州。这是苏区中央局执行中央“进攻路线”的第一个军事行动。

    一月十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中革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赴前线督战。有人在途中还谈道:打开赣州再和毛泽东算帐。

    一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他谈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73页。

    的抗日高嘲,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却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批评的来势很猛,毛泽东沉默,一言不发,使会议记录员无法再往下记。会议在中途更换主持人。1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

    会后不久,他就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中央局同意他的请求,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暂由项英负责。一月下旬,毛泽东带着警卫班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但两件大事仍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一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继续扩大对中国国土的践踏,一件是几万红军攻打赣州的安危。

    上东华山后没有几天,毛泽东就从报上看到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队突然进攻上海和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他抱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写道:“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北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损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1《郭化若军事论文选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1这个宣言仍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所以拖到四月十五日才得以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

    上东华山后,他更关心的是红军攻打赣州的作战情况。三月上旬的一天早晨,细雨蒙蒙,项英骑马从瑞金赶到东华山,告诉毛泽东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红军已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地,并把前线发来的急电交给他。中革军委的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立刻带着警卫班下山,冒着风雨赶回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议大胆起用起义才两个月、原来被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当晚,他又从瑞金出发,日夜兼程,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

    朱德告诉毛泽东:按照你的意见,已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在红四军支援下,使红三军团脱出险境。

    中央红军这次攻打赣州历时三十三天,城未攻下,伤亡达三千多人。毛泽东到前线指挥部后,经过调查,提议苏区中央局在前线召开会议,讨论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和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三月中旬,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赣县江口举行。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攻打赣州是错误的,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他这种主张,是要转入外线的进攻作战,以“出击求巩固”。但另一些人仍认为,红军攻打赣州是依据中央和中央局的决议,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虽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从赣州撤围,并不是不再打赣州了;红军还是要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要夺取中心城市的,主张红军开到湖南去。会议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也没有把部队开到湖南去,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分率中路军北上。朱德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曾赋诗《经闽西感怀》,对毛泽东这次意见遭受否决表示惋惜:“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赣闽成一片,直到杭州湾。出击求巩固,灭敌在此间。”朱德在注释中说明:“这首诗第一句以下各句,都是毛主席当时的指示精神”,“但这一正确主张,未被采纳”。

    当时,福建是国民党军事力量的薄弱环节,除张贞的第四十九师外都是地方保安部队。闽西的红十二军刚占领了上杭、武平两县,守城的地方部队被击溃后退往广东。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发生的变化,主张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向闽西。他在率领红一军团北上宁都集中的途中,向军团领导人林彪和聂荣臻阐述中路军向闽西发展的主张,并得到他们的赞同。林、聂在三月二十一日向中革军委报告:“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日前粤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应采毛主席意见。”1红一军团随即进抵闽西长汀待命。

    1《红一军团关于完全同意毛主席的行动方针的报告》,1932年三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同意由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分率领东路军攻打闽西的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这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会后,毛泽东赶到长汀。他向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东征动员时,指出: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

    应该看到我们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果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如向南发展,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为有利,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央局决定由我带领东路军,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1

    在长汀进一步了解福建境内情况后,毛泽东在三十日又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远离根据地,“直下漳州”。电文说:

    “恩来同志:(一)电悉。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

    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二)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七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三)粤敌从大埔到龙岩胁我后路只须五天;五军团从信丰到龙岩须十五天,故若待1《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0—已知粤敌入闽,然后调动,必迟不及。(四)一军团已开至汀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可随后入闽,但至迟四月二十日须到达龙岩待命。十三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坎市,保障后路。现一军团前进,后路完全空虚,七师望催兼程来汀,若七师不取齐,一军团下漳州更单薄。(五)我明日去旧县晤谭(震林)、张(鼎丞)。泽东

    酉三十日”1对攻打漳州,有些人很有顾虑:惧怕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后整个根据地被占。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刻从瑞金赶到长汀,在四月一日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这次战役的政治意义。他还说明:“中央红军进攻漳州的任务是消灭张贞师,收缴军事物资,帮助当地开展游击战争。任务完成后,就回师中央苏区,并不是要长期占领漳州。”2,会议又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随即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

    为了组织好这次战役,毛泽东在会后带警卫排星夜从汀江坐船赶往上杭。警卫员吴吉清回忆道:

    布的夜空,有谁不为主席的安全着急呢?”“只听他很风趣地一字一板地对老船工说:‘老人家!我们顺流而下,正用得着大风大浪。

    当年,诸葛亮费了多大的劲,才借来了东风啊!今天,我们不必登上七星坛,风就来了,这还不是个便宜事儿?您就放心大胆地开船好罗!’”“夜空里,突然间飞来两响刺耳的枪声。”“紧接着,1

    2《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10页。

    毛泽东对一、五军团行动的意见致周恩来电,1932年3月30日。

    西岸大山的悬崖之上,也打过两声冷枪,好像在回答对方的问讯。

    看着这个情景,我们都知道进入了被红军打散的敌军残部的封锁线了,便立刻掏出驳壳枪来,把身子贴伏在船沿上,做着应付一切意外的战斗准备。并且在船上仅有的这一小块地方,给主席和随行的陆定一同志做好了掩护。可是,主席非常镇静,他让我们把枪收起来,然后才不慌不忙地低声说:‘敌人打冷枪是搜索情况,我们只装作没听见。这样就是胜利。不要忘记,我们今晚只唱‘借东风’,不唱‘草船借箭’。留着这伙残敌,让我们的赤卫队去收拾好了!’”“就这样,我们说说笑笑地到了上杭。”1毛泽东一到上杭,经过调查,又致电周恩来:“敌一部既入闽,我直捣漳泉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否则敌占先着,我军将进退维谷。五军团全部必须立即出发,取直径急行军……

    于十四到龙岩。”“中央局、军委宜移长汀。”2四月十日拂晓,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消灭守军张贞部近两个团,在下午攻占龙岩城。第二天,他致电周恩来,报告在龙岩取胜的原因,说明将在这里休整两天,待主力会合后,“即直下漳州”。并指出:“目前粤敌是对江西取攻势,对福建取守势。但我军入漳,必能诱动该敌。”312

    3毛泽东关于龙岩战斗胜利原因和岩永今后工作问题致周恩来电,1932年4月11日。

    毛泽东关于一、五军团行动与中央局、军委迁移长汀等问题给周恩来电,1932年4月2日。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根据中革军委的紧急命令,红五军团昼夜兼程,在十四日如期到达龙岩,同红一军团会合。毛泽东立刻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从龙岩到漳州的供应线,第三军随红一军团南下进攻漳州。

    毛泽东为什么断定可以“直下漳州”?漳州虽是闽南重镇,地处九龙江的入海口,交通便利,贸易发达,但地势平坦,没有城墙,易攻难守。张贞部第四十九师两个旅和一些地方部队约一万人,孤立无援,主要依托漳州西北的天宝山一带外围丘陵地区进行防御。

    红军经过实地调查,在四月十九日拂晓,对漳州外围守军发起进攻,迅速突破守军主要阵地,向纵深方向扩展。张贞见屏障尽失,大势已去,连夜烧毁军械库,弃城而逃。二十日,战斗胜利结束,红军占领漳州城。

    漳州战役中,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大部,俘虏副旅长以下官兵一千六百七十四人,缴获各种枪二千一百余支、各种炮六门、子弹十三万发、炮弹四千九百发、无线电台一部,还缴得飞机两架,其中一架能飞,红军曾用它飞到厦门上空散发传单。这一次胜利影响很大。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南靖一线,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1

    1毛泽东对今后行动方针和新区、白区工作的意见致周恩来电,1932年4月22日。

    入城第二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东路军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布置入城后的任务,主要是:收集战利品;搜查反革命分子;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政策,分发谷物给群众,扩大红军政治影响;向地主豪绅筹款;严格执行入城纪律,维持革命秩序。二十二日下午,他又向东路军总部、红三军、红四军的连以上干部作报告。他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1红军是在农村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进了漳州这样的城市后对什么都感到新奇。尽管毛泽东已估计到有人会把农村斗争的一套搬用到城市中来,进城时就要求指战员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注意群众纪律,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出在打土豪上。毛泽东一发现,立刻抓住实例,坚决加以纠正。当时担任团长的杨成武回忆道:

    一次打下了漳州这样的城市,谁是土豪?开始,看是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镜、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当土豪。我们那个团就抓了一百多个。类似这些问题,其他部队几乎都有发生。毛主席发现后,在他的住地,原漳州省立第三中学即现在龙溪地委机关内那座小楼门前的草坪上,召集了一个连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干部会。毛主席在会上讲了很多话,其中最主要的是说打土豪,你们打错了很多,有的不是土豪,属于华侨。(那时规定一条,不没收商店、不没收华侨资本家的商店,但可以要他们捐款。)毛主席说,你们为什么搞错?只看现象,不看1《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6页。

    本质。第一个原因,没有认真地很好地调查研究。我们在这里第一次听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还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第二个原因是听不懂本地话。毛主席说:越是不懂话,就越要调查研究。”“我们团抓的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只有五六个是土豪,其他都不是,就给他们赔礼道歉,请吃饭,然后都放了。我们在进漳州的路上,看到一些香蕉、甘蔗,以为是资本家的,给吃了,也都统统赔了钱。

    这样,党的政策就贯彻得很好了,留下的影响很好,群众同我们的关系很密切。这是一件比较大的事。”1毛泽东在漳州规定的城市政策,比一年多前打开吉安时规定的政策更加完善了:强调商店照常营业;对一般工商业通过商会向他们筹款。聂荣臻回忆说:“当时陈嘉庚先生在漳州开有一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开始不交。我们只是派人进入他的商店,取走相当于所派款项的罐头、胶鞋等给部队吃用,仍令其继续营业。后来全国解放见到陈嘉庚先生,他说起这件事,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认为红军当年在漳州是讲‘信用’的。”2

    毛泽东在漳州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搜集到一大批书籍和报刊,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著作。当时陪同他去找书的漳州中心县委秘书长曾志回忆说:1

    2《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7页。

    《杨成武谈红军东征攻打漳州》,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

    “我同他一同去龙溪中学翻书,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一边说,

    这个好,那个好,找了好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是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的。他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找到《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和经济之类书的。”1这些书运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不但自己读,有几本书还推荐给其他领导人看。彭德怀回忆道:一九三三年秋天,“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种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2东路军在漳州停留了四十九天,发动群众,筹集了款项一百多万元,动员了近千群众参加红军,还调拨几百支枪给闽南游击队,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

    同样是城市,为什么打赣州是错的,打漳州是正确的?为什么毛泽东坚决反对打赣州,却主张打漳州?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城市的具体条件不同。亲身经历这两次战役的聂荣臻回忆道:

    吃了一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1

    2《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83页。

    访问曾志记录,1987年11月。

    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夺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的错误。”“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同志东征领会的战略思想。”1

    正当毛泽东率东路军进攻龙岩、漳州的时候,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在四月十一日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报告了中央局在赣南会议前后的情况。他刚讲到中央区“狭隘经验论障碍新路线的执行”,一个中央常委就插话说:“中央区的领导,我以为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民粹派的观点,是离开布尔什维克的认识的。中央区是以为目前的革命是农民或贫民的革命(虽然没有文件上表示出来),这是与国际指出目前是民主的革命工农专政、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意义是原则上的不同。这在土地问题上、党的问题上、职工决议上、反帝问题上都表现出来。因此,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另一个常委又说:“狭隘的经验论,毋宁说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2他们的意思是说: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的路线高度。会后,临时中央连续在四月十四日和五月二十日发出文件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1

    2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32年4月11日。

    《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50页。

    项英带着临时中央的批评意见,从上海回到中央苏区。中共苏区中央局已收到临时中央四月十四日的指示信,又提前知道了中央五月二十日指示电中批评“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一面准备接受中央批评,一面将临时中央四月指示信的精神电告正在前线的毛泽东。

    临时中央在这封指示信中,重申“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并说“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信中说:国民党政府“正在积极的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作全线的新的总进攻”。信中提出:“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争斗。”最后强调地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1

    毛泽东接到来电后,断然认为:临时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党的任务的规定和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判断,是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他在五月三日复电苏区中央局:

    第一,三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

    “第二,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转移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行动。”1

    这份复电里,毛泽东提出了在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这是在新条件下作出的一个重要概括,是对江口会议上提出以“出击求巩固”思想的发展。

    苏区中央局没有能像毛泽东那样坚决顶住来自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错误批评。五月十一日,中央局在长汀作出决议说:“目前事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国际与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确与中央局估量的绝对错误。”中央局承认“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表示要“彻底纠正”这种“错误”。2这时,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开始了。他们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企图得手后再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六月初,在中央苏区的周围,国民党集中了四十个师以上的兵力,粤军已向北进攻赣南。毛泽东率东路军1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毛泽东关于对政治估量、军事战略和东西路军任务的意见致电苏区中央局,1932年5月3日。

    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

    毛泽东回到长汀,看见苏区中央局五月十一日的决议,十分不满,而这个决议是在他没有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他在九年后曾写道:“六月回到长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茅塞为之顿启。知道是采的缺席裁判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的。”1

    东路军回师后,红军编制作了调整,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一、红三、红五这三个军团,由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没有恢复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仍以临时中央?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