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电“大搬家”也就此展开，不仅是办公地点搬家，不少人同时也真的喜气洋洋在搬家。新的宿舍楼早几个月就落成了，大家几乎找的都是恒电工建的人做的装修，这会儿也正好入住，可以用“轰轰烈烈”搬家运动来形容。原二修厂暂时做库房用，设备该去冀北去冀北，该去总部去总部，只留下了最基本的安保人员。

    刚开始研发这部分人还不情愿搬，毕竟熟悉老厂区试验室的情况，线别管多乱，都布好了，用起来顺手了。可一到恒电大厦，体验到那现成的高扩展性的线缆通道，空间更为巨大、布局更加合理的试验室，才意识到什么叫爽。整个恒电大厦的设计都是按照楼宇自动化综合布线的，基于以太网的，从原先每个试验室像一个小网吧的网络状况，到现在全楼通网，你只需要在墙上找一个接口，这对工程师们来说实在太方便了。

    两周的时间，搬家才算基本完成。即便全员来此，办公区的占用面积仍然不到13，至少有10层是空着的，有人提出租赁出去，但张逸夫认为公司扩张速度很快，犯不上这么折腾。

    别的不管，至少有一点，张逸夫是真的满足了，他特意提出的设计，正好让他满意——高管办公室。

    政府部级干部，比如黄正辉，根据国家规定，他的办公面积要在54平方米之内，实际上他办公室面积号称是52平方米，但真正面积大概60多平方米，这已经是极其牛逼的了。

    他如果知道，张逸夫的办公室有200平米的面积，肯定该急了，但也没脾气。

    不过也并不是200平米的一个大空场，那说一句话都带回音的，太空了。他的办公室实际上分成三个部分，常规办公室大概50平米，基础的办公桌书柜落地窗沙发饮料柜等等，东侧有一扇门，进去就是一个小型会议室，容纳限度是20人，配备投影、电话与电视会议的条件，这个会议室同样可以从走廊直接进来，后续恒电的诸多决议，多是在这个会议室确定的。在西侧则是一个舒适的卧室，配有卫生间，衣柜、酒柜齐全、加班到很晚的话进去就可以睡觉了。

    其余高管房间也配有相应的寝室，只是没有这样的会议室罢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高管能占用整整两层的原因，张逸夫认为高管如果拥有一个无比强大的办公室，一方面会令来访者肃然起敬，另一方面在面对猎头诱惑的时候，至少对方公司提供的办公条件没法跟这个比。

    在新办公楼屁股还未坐热，该来的就来了。

    一次失败，并未挫败中国对于举办奥运会的热情。在总结中，环境污染被认定为主因，即便奥组委在蓟京的几天，连餐厅都不让生火了，确实是一片蓝天，但奥组委也不是傻子，稍微跟环境机构沟通一下就知道这是临阵磨枪，在之前与之后的暗访中也印证了这一点。与各部门行业的会议中，工业污染被认定为环境问题的主因，在各类工业中，稍微看一下煤炭消耗量，毫无疑问，发电行业又成为了主因中的主因。从国家环保局的公报来看，发电生产过程95年五百万吨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占到了全国的43%，躲也是没处躲的。

    在这种环境下，一直是个清冷衙门的环保部门，突然被拉上了会议桌的前排，成为了举足轻重的人物，而在国计民生问题上的权威机构，发改委的前身，“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无疑与环境部门紧密联系，讨论制定治理措施。

    就如计划生育一样，沾上计划，权力都是不可置疑的。

    这是内因，还有外患。

    世界能源委员会（wec）、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unced）等国际机构，十分热衷于环境问题，在发达国家这已经不是问题，关注点逐渐偏向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矛盾是持续存在的，发达国家不希望你经济发展太快，同样也不希望你影响地球的环境，总要想方设法阻止这两件事。

    一些发展中国家处于天不怕地不怕，光脚不怕穿鞋的阶段，自然可以对一切嗤之以鼻，阳奉阴违。但中国致力于长期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当国际恐怖分子，在外贸、货币、金融等方面日益国际化，是不可能做到这样无视一切的。

    环境问题，也自然而然成为发达国家制衡中国的一种手段，“环境”与“人权”成为了两柄利刃，闲着没事儿就刮你一下，做黑你名声的同时，也逼迫你做出某种妥协，否则在国际社会，各行业贸易中就会被恶心到。

    本身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也没法做得太过分。

    在一次次《公约》的签署中，环境与排放问题愈发尖锐，上层都十分清楚，最新的，最狠的一次协定迫在眉睫，中国没的选。从趋势上来看，新一代，跨越性的排放标准是不可避免的，也许半年，也许一年，也许两年，总之不可能扛过两年。

    内忧外患过后，实事求是，这也是福泽子孙的事情，即便在经济发展上我们永不知足，但我们的肺也会疼的。

    通常排放标准的制定，是环保局、技术监督局来搞的，可这次牵扯到了再次申奥的政治任务，最强大的部门，计划委也参与到其中，负责尽快促成这件事。

    计划委内的领导干部，多数是理论出身，长于研究与探讨大问题，大方向，不可能做到对每个行业都精通，环保部门也同样，在这个阶段，他们更善于吸收国外的环保经验，甚至在控制参数上也是如此。

    研究与讨论，实际上在94年就开始了。

    当对于煤电行业污染治理的第一套方案，摆在黄正辉桌子上的时候，他直接给吓到了。

    燃煤火电厂污染物排放标准编号为gb13223-19xx，后面是颁布年代编号。此前，电力系统遵循的一直是1991年标准，这已经是90年代的新标准了。标准的规定并不是死的，并不是说每个电厂烟尘排放浓度都必须是同一个固定值，而是要根据电厂锅炉容量、布置、煤种、风速、地理、烟囱高度等等因素，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数学公式，最后算出来的一个数字，算式中有很多变量要往一个电厂上面套。

    这是个复杂的过程，简化一下，拿冀北电厂一号机组为例，再简化一下，只看二氧化硫排放浓度，按照91年的标准，二氧化硫排放浓度限值，大约在4000mg，也就是4克每立方米上下。

    而当时摆在黄正辉眼前的标准，根据硫基分的不同，这个浓度要控制在1200-2100mg，不再有那么多复杂的计算公式，全国一刀切，全国都要这样。

    要知道冀北电厂烟尘排放已经算是做得好的了，放眼全国，在5000mg以上的比比皆是，更有甚者偶尔还会破万，可根据最新标准，必须要在1200-2100mg，这在黄正辉眼里，简直就是荒唐，就算做，也不可能这么快做到，至少要三五年的时间。

    也别什么1996标准了，直接2000标准吧？

    于是，这个标准还是草案的时候，就受到了电力部的坚决反对。

    95年整个下半年，几乎都是在扯皮之中，后来的流程又变了，变成环保局“提出”，电力部“起草”，然后监督局，环保局共同“发布”。

    倘若张逸夫还在电力部，怕是难免也会加入到这个扯皮行列，可当时他在忙着别的事，无暇顾及，也没法见证到多少大佬、多少技术尖子在那里针锋相对了，对于这个新标准的任何一个数字必定都经过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与权衡。

    最终，一套各方面都勉强能接受的标准出台。

    这个标准也不是一刀切了，而是以电厂年限划分，将电厂分为了1、2、3三个时段。

    1时段：1992年8月1日之前建成投产或初步设计已通过审查批准的新、扩、改建火电厂。

    2时段：1992年8月1日起至1996年12月31日

    3时段：1997年1月1日。

    对于3时段，才必须采取1200-2100这个标准，前面的烟尘以及各种污染物限制算法，略有宽松。

    简单总结来说，五年之前的电厂，几乎还是老标准；近五年的电厂，要更严格一些；新建和扩改建，必须用新标准。

    环保部当然希望全国都给老子限制排放，但客观条件摆在这里。面对最开始的标准草案，电力部直接把一张账单送了上去，粗略计算了全国范围，按照新标准进行排烟大改造的成本，这个数字就算国家领导人看了也得出身冷汗，这还没提停机改造对于供电的影响。

    总之，要全国搞，97年一年中国也甭干别的了，就玩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