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人长于奔击，不善攻坚，引诱北屈城中的守卒野战没有奏效，徒劳无功，人马的士气也稍稍沮丧，没有再选择攻城。
    另一方面，为了掠夺更多的粮草物资，匈奴人也不会选择顿兵城下，而是选择了绕过防备森明的北屈城，继续侵入到河东的皮氏等地去。
    在这个时候，谨慎守城的卫觊和牛嵩对城外的匈奴人马发动了攻击。
    因为诱敌在先，加上固守为上的城中士卒一直没有出战的意思，所以匈奴人的营地距离城墙倒是不会是远距离的。
    前几次，卫觊带着步卒，以及这些天临时征集、训练的丁壮，大张旗鼓，意图从正面对匈奴人进行攻击，将匈奴人的骑兵注意力尽数往卫觊方向吸引过来。
    可是在剑拔弩张的关头，城中守卒宁愿损失一些体力、箭矢，也要突然退兵，撤回到了城中去。
    如此反复数次，城中的守卒体力消耗不少，匈奴人对这些城中的守卒的警惕性也慢慢放了下来。
    城中的守卒就是要让他们人马疲劳不堪，所以匈奴人不能够让他们如愿。
    他们对于主动进攻、主动撤退的城中人马不再如临大敌，而是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看着他们偶尔是白天、偶尔是傍晚从城中突然冲了出来，然后又匆匆忙忙地退了回去。
    直到了卫觊突然真正发动攻击的那一天，散漫松懈下来的杂胡人马眼见着鼓噪而上的城中守卒，这才手忙脚乱地开始拿起兵器，被动聚集，慌张防御起城中守卒的进攻来。
    原本解鞍歇马、卸甲休息的匈奴人也来不及披甲系鞍，就急匆匆地骑着无鞍马，手持弓箭，快速地奔驰起来，想要绕到卫觊进攻队伍的两侧，延滞、夹击卫觊的兵马。
    就在双方纠缠战斗的时候，牛嵩趁势带着精锐歩骑两百，从另外一面城门杀出，迂回地向匈奴人的背后冲杀而来。
    还在缠斗的匈奴骑兵，看着城中的骑兵从另一侧渐渐逼近，不得不舍弃了面前的敌人，还有身后的营地，调转马头、快马加鞭，迅速脱离了战场，以求摆脱敌人的追击。
    牛嵩只分出少量兵马去追击远逃的匈奴骑兵，自己则带着其他人马和卫觊合力，迎风纵火，共同击破了匈奴人几乎没有成型防御工事的营地，大败了仓促聚集抵抗的杂胡人马。
    卫觊、牛嵩携大胜之威，又追击了匈奴人几里地，这才勒令收军，简单打扫战场后，又迅速返回城中。
    此战，卫觊、牛嵩击破匈奴人营地，斩首一百二十几级，杀伤匈奴人马超过两三百，虽然其中被斩首的多是无马徒步的杂胡附从，但也大大挫败了匈奴人的嚣张气焰，并成功解开了一部匈奴人对北屈城的包围。
    匈奴人除了一部兵马在北屈城下受挫之外，入侵到皮氏的人马很快也遭到了河东士卒的迎头痛击，于是见势不妙的匈奴人毫无包袱地选择了掉头撤退，他们驱赶着先前在蒲子、北屈两地掳掠来的牲畜辎重，携带着大袋小袋、成束成堆的五谷刍藁，全部退出河东郡境内，往西河郡转移撤退。
    等到奉命驰援的甘陵、孟突等将，带着歩骑和曹鸢派来的士卒会合，然后进驻北屈、蒲子后，匈奴人的兵马已经离开河东郡，逃入到了西河郡了。
    坚守北屈城的卫觊、牛嵩因为只有一曲士卒，在面对匈奴人大队人马撤退时，也不敢冒然出城邀击拦截，只能够小规模出城骚扰了匈奴人一阵后，就眼睁睁看着匈奴人的骑兵远飚而去。
    甘陵、孟突、卫觊、牛嵩等文武不得不在这个冬季，留在了北屈、蒲子两地，一面修缮城墙、建造烽燧，驻兵加强与匈奴人临界城邑的防务，一面赈济救助遭难幸存下来的民众，招抚逃散入山林的黔首重新返回定居。
    这些河东西北边境的军政要务，都被制成文书，快马送到了安邑郡府，面呈太守阎行等待批示。
    而对于这些在岁末入侵的不速之客，郡府之中也是意见不一，还由此引起了一场争论。
    此次匈奴人能够入侵河东，主要是因为之前河东郡的主要敌人都分布东、西、南三个方向，西北面的西河郡中，虽然已经被汉廷废置，但境内的匈奴、羌胡群龙无首、自相攻伐，虽然偶尔也有少量游骑入侵剽掠，但这只是疥癣之疾，远远谈不上能够对河东郡构成威胁。
    因此，阎行并没有在西北边界城邑布置重兵，之后更是因为张济的弘农大军入侵，河东郡在东面、南面同时作战，又调集舟师顺流而下，在郡中各县抽调走了大部分兵马，使得西北边界城邑的防务更加空虚。
    这才给了匈奴人趁虚入侵的机会。
    严授、贾逵、裴徽、乐详等府中大吏、掾史，在商议过后，都认为应该增加驻兵，加强西北边境的城邑防务，一面加固城墙、修建烽燧，一面远派斥候、训练民众，以防范西河郡境内的匈奴人对河东郡的入侵抄掠。
    徐琨、杨丰、阎兴等武将，则认为于夫罗这伙匈奴从太原进入西河，人马疲困、粮草不济，又轻启边衅，应该予以重惩，提出踊跃用兵、御敌于外的策略，想要发动大军，消灭于夫罗这一伙流亡在外的匈奴人马。
    于是，在郡府大堂上，“慎战派”的文吏与“勇战派”将校就多了一场激烈地辩论。
    严授认为河东今岁的用兵数量、规模已经超过原本的预计，在河内、河南、河东、弘农多地的鏖战，以及战后的抚恤赈济，所关涉到的各项粮谷财帛的支出，已经使得河东的府库入不敷出，需得损来岁之有余，补今岁之不足，才能够勉强补上这几场战役带来的巨大物资、人力消耗。
    这还是建立在来岁不会再出现今岁这般大灾年的条件下。
    而劳军远征，进入西河郡内，去消灭于夫罗这一支匈奴人对于眼下的河东郡而言，毫无益处。
    在人口上，如狼如豺的匈奴人不能够为自己所用，想要诛灭则会耗费粮秣辎重，折损人马，任由逃窜则难免会被其卷土重来、试图报复。
    在土地上，废弃的西河等郡，就算短时内收复了，可没有后续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支援，也无法长远守住。
    至于巩固领地的措施，如果只在距离河东腹地遥远的边地上，屯驻兵马，而不迁徙民众大规模屯田聚谷、筑城掘井，那这种长途粮草转运，绝不是三河之地的仓禀、民役可以承担的。
    如果是实行筑城屯田、徙民实边的策略，那都是需要倾一国之力才能够办到的事情。以目前河东以及不久前取得的河内、河南地的处境，吸纳流民、充实人口还唯恐不够，又哪里有多余的人力物力去收复失土、开垦河套。
    更何况，劳师远征的结果，更多的是无功而返，亦或是大败而归，匈奴人虽然虚弱，但也不是愚昧木讷、任由河东兵马屠杀的草人，他们也会战斗、也会远遁，如果不能够一举击破匈奴人，那么这一遭的远征，不仅是徒劳无功，还会严重影响到了河东边境的安全和后续的军政。
    所以按照量入计出、宽政料民的原则，严授希望阎行能够量力而行，选择稳妥实际的增兵驻防，而不是冒险地劳师远征，那对于河东而言，并非稳妥上佳之策。
    相比起严授等人的顾虑重重，将校们则没有诸多束手束脚的考虑。其中以徐琨最为激进，他坚持认为今岁大饥，匈奴人也遭受了严重的蝗灾、旱灾，已经是强弩之末，若是贪图一时的安逸稳妥，不抓住战机，趁机将他们一举平定，那么恢复过来元气的匈奴人就会不断入侵骚扰河东境内。
    匈奴人劲弓快马，奔击袭扰，到时候，河东的北境屡屡烽燧告急，得分出多少人力物力去防备这些趁虚而入的饿狼，又哪里还有心思精力去图谋西面的关中，经营东面的河内、河南地呢。
    当然，在徐琨的心中，也有着自己的一番私心。他投奔阎行之后，急于在河东军中站稳脚跟，尔后出掌兵马，因此一直踊跃用兵，可惜不管是还定河东、西河拒敌，还是在攻取河内、击败弘农的多场大战中，因为阎行麾下已经有了甘陵、徐晃、曹鸢、翟郝、魏铉等一众将领，故而徐琨远远还捞不到大功，距离出掌兵马的目标也还远着呢。
    眼下连赵鸿都能够担任盐铁都尉，协助郡丞严授掌控官营河东盐铁，还统率有五百盐铁吏卒，而自己一个奉义校尉，却只能够在临战时获得统兵之权，战后即如同白身一般，供列于幕府麾下，当一个有名无实的校尉而已。
    这种情况，徐琨如何能够忍受。因此他急于击败当下自己的这种处境。
    而远征匈奴人，则是自己最容易抓住的一个机会。
    故此，徐琨比起其他将校，还要更加积极踊跃三分。
    对于大堂上的文武异议，高踞上首的阎行倒是迟迟没有表态，而是暂时停止了这场争议，宣布此事容后再议。
    阎行隐晦不明的态度，让据理力谏的严授心中急躁，河东从最初的推行屯田、大兴水利，到了今下的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都浸透了入河东以来宵衣旰食的严授一番心血。
    严授可不想河东的一番基业，因为这些将领的好战、危战而毁于一旦，他还想再行劝谏，可是阎行已经起身转入侧室，这让他无言倾诉，只能够气愤地当先走出了大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