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赫尔克里·波洛告辞离开之后，杰里米·富勒顿先生坐在桌前，指尖轻轻敲打着桌面。然而他的眼睛望向远方——陷入了沉思。
    他拿起面前的一份文件，垂下眼睛看着它，目光却没有焦点。内线电话小声地响起来，他拿起桌上的听筒。
    “什么事，迈尔斯小姐？”
    “霍尔登先生来了，先生。”
    “对，对，他有预约，我想已经晚了四十多分钟了吧。他说了为什么来晚了吗？……是，是，我很明白。每次迟到他都是这个理由。你告诉他我已经在接见下一位客户了，没时间见他。你跟他约下周，好吗？我们不能忍受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好的，富勒顿先生。”
    他放下听筒，一脸深思地看着面前的文件，但还是没读它。他的思绪飞回到了过去。两年——差不多正好两年了——今天早上来的那个穿着黑漆皮鞋、留着小胡子的奇怪小老头问了各种问题，把他带回到过去之中。
    现在他在脑海中回想着两年前的那场对话。
    他再一次看见，在他对面的椅子里坐着一个女孩儿，矮小，健壮——橄榄般棕色的皮肤，暗红色的大嘴巴，高高的颧骨，浓黑突出的眉毛下一双蓝色的眼睛犀利地盯着他的眼睛。一张饱含热情的脸，一张充满生机的脸，一张经受过痛苦的脸——也许一直都要承受痛苦——但是永远也学不会接受苦难。她是那种会一直反抗到底的人。她现在在哪儿呢？他想知道。她用了什么方法怎么做到了——她到底做到了什么呢？谁帮了她？有人帮了她吗？肯定是。
    他猜她回去了，回到中欧某个动乱不断的国家。她从那里来，她属于那里，最终也不得不回到那里，因为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除非她想要失去自由。
    杰里米·富勒顿是法律的支持者。他相信法律，蔑视现在很多法官总是从轻发落、墨守成规。学生们偷书，新婚少妇在超市小偷小摸，女孩儿偷拿雇主的钱，男孩儿毁坏电话亭拿里面的硬币。他们中没有人是真正需要钱，没有人是走投无路的；他们大多数都是从小被溺爱，什么都不懂，只相信他们买不起的东西都可以伸手去拿。然而在他那坚定的坚持法律的公正的信仰之下，富勒顿先生还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他可能会为人们感到难过。他可能会，也确实为奥尔加·塞米诺娃感到难过，尽管他没有被她为自己激烈的辩护所影响。
    “我来寻求您的帮助。我想您能帮我。去年您对我很好，您帮我填了那些表格，我才能多在英格兰待一年。所以当他们对我说‘你有权不回答任何不想回答的问题，你可以找律师代表你’的时候，我想到了您。”
    “你现在所处的这种环境——”富勒顿先生记得他当时说这话时是多么冷静和冷漠。因为要隐藏他的遗憾，说起话来就更加冷漠，他说：“并不合适。在这个案子里我没办法在法律上代表你。我已经代表德雷克一家了。如你所知，我是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律师。”
    “但是她已经死了。她死了，不再需要律师了。”
    “她很喜欢你。”富勒顿先生说。
    “是的，她很喜欢我。这也是我要告诉您的。这就是她为什么要把钱留给我。”
    “她所有的钱？”
    “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能？她不喜欢她的亲戚。”
    “你错了，她很喜欢她的侄子和侄媳。”
    “好吧，她可能喜欢德雷克先生，但是她不喜欢德雷克夫人。她觉得她很烦。德雷克夫人总是干涉她的生活。她不让卢埃林史密斯夫人做她一直喜欢做的事，不让她吃喜欢吃的东西。”
    “她是个有良心的人，试图劝她的姑妈听从医生的嘱咐，注意饮食，不要过度运动，等等。”
    “人们都不愿意听从医生的嘱咐。他们不想被亲戚干涉。他们喜欢过自己的日子，做喜欢的事，吃喜欢的东西。她有很多钱，她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要多少有多少！她很有钱——有钱——有钱！她可以用她的钱做任何事。他们已经很有钱了，德雷克先生和夫人，他们有一栋好房子，有足够的衣服，还有两辆车。他们非常富有了。为什么还要给他们钱？”
    “他们是她唯一在世的亲戚。”
    “她想把钱留给我。她为我难过。她知道我受过很多苦，她知道我爸爸被警察逮捕了，我和妈妈再没见过他。她知道我妈妈的事，也知道她是怎么死的。我的家人都死了。很可怕，我经历的这一切。您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子。您没站在我这边。”
    “没有，”富勒顿先生说，“我没站在你那边。听到你经历的这些事，我很难过，但是你又惹祸上身了。”
    “那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我没做过不该做的事。我做了什么？我对她很好。我给她拿了很多医生不建议她吃的东西，巧克力和黄油。他们一直只给她吃植物油，她不喜欢植物油，她想吃黄油，她想要很多黄油。”
    “这不是黄油的问题。”富勒顿先生说。
    “我照顾她，我对她很好！所以她很感激我。她去世的时候，我发现她很好心地签了一张纸，把她的钱都留给我了，然后德雷克一家就来找我，说我不应该拥有这些钱。他们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他们说我不正当施压。还有更难听的话，越来越难听。他们说我自己写的那份遗嘱。胡说八道。她写的，她亲笔写的。那时候她让我离开房间，把清洁女工还有园丁吉姆叫过去了。她说他们得在上面签字，我不能签。因为我会得到那笔钱。为什么我不能得到那笔钱？为什么我的生命里就不能有一些幸运，有一些幸福？我知道这件事后还计划去做很多事，那些计划是那么美妙。”
    “我毫不怀疑，是的，我毫不怀疑。”
    “为什么我不能有计划？为什么我不能高兴？我将会很幸福很富有，拥有我想要的一切。我做错什么了？没有，没有，我告诉您，我什么都没做错。”
    “我向你解释过了。”富勒顿先生说。
    “都是谎话。您觉得我在说谎。您说我自己写的那份遗嘱。不是我写的。是她写的。没人能改变这一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富勒顿先生说，“现在听着，别再抱怨了，听我说。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经常让你尽量模仿她的笔迹写信，是真的吧？那是因为她还保留着维多利亚时期的老传统，认为用打字机给朋友或者亲密的人写信是不礼貌的。现在没人关心信是手写的还是打印的了，但是对卢埃林史密斯夫人来说那就是无礼。你能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吧？”
    “是的，我明白。她也是这么要求我的。‘哦，奥尔加，’她说，‘按我刚才让你速记下来的话给这四封信回信，但是你得用手写，写得越像我的字越好。’她让我练习她的笔迹，注意她的笔画是怎么写的。‘只要和我的笔迹有些像，’她说，‘就可以了，然后你可以签上我的名字。我不希望人们觉得我自己连字都写不了了。尽管，你知道，我手腕的风湿越来越严重，但是我不想用打字机打私人信件。’”
    “你可以用你的字体回信，”富勒顿先生说，“然后在后面注明‘秘书代写’之类的。”
    “她不让我那么做。她希望人们认为那就是她亲笔写的。”
    这一点，富勒顿先生想，很可能是真的。很像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风格。她总是非常不满一些事实：她不能再做以前做的事儿了，不能像以前那样走远路或者爬山了，不能用手做一些特定的动作，尤其是右手。她希望能说：“我非常健康，非常好，如果我想做，没什么我做不了的。”是的，奥尔加刚才告诉他的绝对是真的，而正因为这是真的，才使得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签的最后那条遗嘱补遗在最开始被毫无疑问地接受了。那是在他的办公室，富勒顿先生回想起来。他们起了疑心，是因为他和他年轻的搭档都非常熟悉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字体。小科尔最先说：“您知道吗，我真不敢相信卢埃林史密斯夫人写了那条补遗。我知道她最近得了关节炎，但是看看这些我从以前的文件里找到的她的手写字。这条补遗不太对劲儿。”
    富勒顿先生也觉得不太对劲儿。他说在字迹问题上可以询问专家的意见。得到的答案非常肯定。补遗上面的手写字绝对不是卢埃林史密斯夫人写的。如果奥尔加没有那么贪心，富勒顿先生想，如果她知足地去写跟这个一样开头的一条补遗——“为感谢她无微不至地照顾和关心，以及她对我表现出的亲密和友善，我赠予她——”这是补遗的开头，也只能这样开头。如果她在下面明确写明有一大笔钱要留给忠诚的互换生女孩儿，亲戚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儿太过了，但他们还是会毫无疑问地接受。然而排除所有亲戚，甚至包括一直是她过去二十年的四份遗嘱中剩余财产继承人的侄子，把遗产都留给这个陌生人奥尔加·塞米诺娃——这不是路易丝·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性格。事实上，一条不正当施压就能推翻这样一份遗嘱。不，她太贪婪了，这个激动热情的孩子。可能卢埃林史密斯夫人告诉过她会留一笔钱给她，因为她无微不至地照顾、关心，而且对她百依百顺，做任何主人让她做的事，这让老太太开始喜欢这个孩子。而这让奥尔加开始憧憬。她将会拥有一切。老太太会把一切都留给她，她会得到所有的东西。钱、房子、衣服，还有首饰珠宝。一切东西。一个贪婪的女孩儿。而现在她要遭到惩罚了。
    而富勒顿先生，有悖他的意志、有悖他的法律直觉、有悖他许多原则，为这个女孩儿感到难过。非常为她难过。据说她从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开始遭受苦难，体会了国家的严酷，失去了父母，失去了一位兄弟，一位姐妹，知道了不公和恐惧。这一切造就了她的一种特性，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性，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表现出来。这导致了一种孩子般狂热的贪婪。
    “所有人都跟我作对，”奥尔加说，“每个人。你们都跟我作对。您不公平，因为我是外国人，因为我不属于这个国家，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为什么您不告诉我我该做什么？”
    “因为我真的不认为我能为你做什么。”富勒顿先生说，“你最好的选择就是坦白从宽。”
    “如果我按你说的做，那就是说谎，是假话。她写的那份遗嘱。她写在那儿的。他们在那儿签字的时候她让我离开房间了。”
    “证据都对你不利，你知道的。有人会说卢埃林史密斯夫人有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签的是什么。她有各种不同的文件，她有时候根本不读她面前放的是什么。”
    “好吧，那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了。”
    “我亲爱的孩子，”富勒顿先生说，“对你最有利的只有两个事实，一是你是初犯，二是你是外国人，对英语并不精通。这样的话你可以被从轻发落——或者你可以，真的，缓刑察看。”
    “哦，措辞。只是措辞不同而已。我会被关进监狱，永远出不来了。”
    “你是在胡思乱想。”富勒顿先生说。
    “那我还不如逃跑，如果我跑了，藏起来，就没有人能找得到我了。”
    “一旦发出了逮捕令，你就会被找到的。”
    “如果我够快的话就不会。如果我现在马上就走，如果有人帮我，我就能离开，离开英国。坐船或者坐飞机。我可以找人伪造通行证或者护照或者需要的任何东西。有人会帮我，我有朋友。有喜欢我的人，有人会帮我消失。这就是我需要的。我可以戴上假发，或者拄着拐棍儿走路。”
    “听着，”富勒顿先生当时说很有威信地说，“我为你难过，我会给你推荐一位律师，他会尽全力帮助你。你不能希望借消失了事。那都是孩子话。”
    “我有足够的钱。我攒钱了。”然后她接着说，“您已经尽力帮我了，是的，我相信。但是您不会做任何事情，因为法律——法律。但是有人会帮我。有人会。我会去一个没有人能找到我的地方。”
    富勒顿先生想，果然没有人再找到她。他很好奇——是的，他非常好奇——她现在哪儿，或者可能在哪儿。